提起范曄，舉凡是對中國歷史有一定興趣與了解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才華橫溢，史學成就突出的南朝劉宋史學家、文學家。其所著《后漢書》博采眾書，結構嚴謹、屬詞麗密，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稱“前四史”。

但很多人未必知道的是，作為一個文人，他有著很多類似人物的通病：自視甚高，目中無人，缺少自律意識。在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宋記五》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介紹了他當初因為這性格上毛病而遇險的情況：曄有俊才，而薄情淺行，數(shù)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于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nèi)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钡墼唬骸笆颊D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范曄除去學識淵博、善于為文外，還精通音樂，長于書法，但與此同時他又輕薄放蕩，無視禮教人倫等道德行為規(guī)范，比如說，其嫡母（父范泰正室）去世后，按禮數(shù)范曄應立即赴喪，但他卻以患病為由，過了好久才動身，并攜帶妓妾同往。又比如說，他的琵琶彈得很好，并能創(chuàng)作新曲。宋文帝很想聽聽，并屢次加以暗示，范曄故作不知，始終不肯為皇帝彈奏。一次文帝宴請大臣，對范曄說：“我想唱歌，請你為我彈琴?！狈稌现坏梅钪紡椬?，可文帝歌一唱完，范曄馬上停止彈奏，不肯多彈一曲。也因此，他的性格和做法，受到了士大夫們的鄙視。禮部尚書何尚之，更是鑒于其自視甚高，自覺個人才能不能得到充分發(fā)揮悶悶不樂而向宋文帝提出建議：將范曄外放廣州擔任刺史，讓他遠離權力中心，避免他給朝廷惹事。

這時候的范曄的地位其實已經(jīng)不低，也很重要了：他擔任的左衛(wèi)將軍一職，乃是禁軍的掌門，太子詹事職比尚書令權力更大。因此，這時候的他應該說得到了宋文帝相當?shù)男湃巍２⑶耶斃舨可袝紊兄岢鰧⑺夥诺慕ㄗh，對他適當保護，也避免日后他惹事不得不對他刑罰處置，讓國家的名聲受到負面影響的時候，宋文帝指出，剛剛誅殺了在朝中很有影響的劉湛，如果此時又將范曄趕出京城，那么，難免有人認為宋文帝耳根軟，缺乏容人之量。所以，宋文帝否決了何尚之的這一動議。由此足見，范曄在宋文帝心目中的地位。

不過，如果宋文帝當初真的接受了吏部尚書何尚之的建議，那么，可能也就沒有后來的范曄被牽連到擁立劉義康為帝的謀反之事了：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因為彭城王劉義康（宋文帝劉義隆的弟弟）長期執(zhí)政，威權日重，宋文帝猜忌心起，遂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解除了劉義康的宰輔職務，將他貶為江州刺史。散騎員外郎孔熙先因劉義康有恩于其父，便聯(lián)絡朝臣，密謀反叛，更立劉義康為帝。在孔熙先的拉攏與慫恿之下，范曄參與到了謀反的陰謀之中。在孔熙先等都已供認，宋文帝又擺出書信證物的情況下，范曄不得不承認謀反事實，表示“有負于國、罪行深重，愿被處死”。

范曄說到底還是一介文人。如果他能夠放低姿態(tài)，就專心侍弄他的文字或者說史學的話，那么，他應該是有為中國的史學作出更多貢獻的機會的——讓他揚名后世的《后漢書》，其實不過是他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因得罪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于任內(nèi)寫就的，是他的“業(yè)余”所得。因此，假如他一心一意搞史學，那么，可能達到的史學研究高度與取得的成就無疑更高?？上?，這一切只能是“假如”，因為他跟很多中國的文人一樣，對于政治雖然沒有多少天分，但卻有種天然的興趣。而這，往往要了他們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