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嘉人 / 文

公元1644年農(nóng)歷3月19日凌晨，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最后一次回望了這個令他絕望的世界之后，毅然地在北京紫禁城煤山上的那棵老槐樹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僅僅兩個月之后，長城以內的大好河山就被來自山海關外的女真人占據(jù)。而這場“亡天下”悲劇的禍根，其實早在兩百多年以前就已經(jīng)種下。

▍明太祖的苦心經(jīng)營

明朝建國之初，雄才大略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與蒙元殘余勢力的較量中， 經(jīng)過二十多年的經(jīng)營，逐步構建了完善的北邊防御體系。

明朝在能實際控制的北方邊境地區(qū)的最東端——遼東廣寧一帶，設置大寧衛(wèi)（今遼寧北寧），向西通過開平東路驛站，連接開平衛(wèi)，再通過西路驛站，連接獨石口和興和，再向西與今內蒙境內的明長城及山西行都司北部的沿邊衛(wèi)所相接，直至河套東勝衛(wèi)，并與陜北、寧夏、甘肅相連通，最西面一直到新疆東部地區(qū)，在此設置哈密衛(wèi)。

明太祖朱元璋

這道防御帶從東至西綿延上萬里，是明朝北邊防御體系的外圍地區(qū)，它以遼陽、開平、晉北、河套、哈密等戰(zhàn)略要地為據(jù)點，重在經(jīng)營長城以外的衛(wèi)、所，并未被動地依靠自唐末以來就已經(jīng)殘破不堪的長城。尤其是開平衛(wèi)(今內蒙古正藍旗)，可以同時俯瞰、監(jiān)視東北和蒙古地界，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

此外，在山西、北京、遼東一帶，明朝又構建了內邊防御帶：以雁門關為中心，向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向東經(jīng)居庸關、古北口直至山海關，構成內邊防御地區(qū)。這樣一來，內邊與外圍防御帶相輔相成，組成一道完整的北邊防御系統(tǒng)。

除了北邊防御之外，明太祖還考慮到了一旦胡騎突破長城一線的防御問題，為此精心設立了橫穿山西、河北中部直到山東沿海的二道防線，沿黃河和淮河展開的第三、第四道防線，并且設置了從太平府至江陰用以拱衛(wèi)京師的長江水師。這些部署在戰(zhàn)略上頗有遠見卓識，以上五道防線縱深數(shù)千里，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

明朝開國伊始定都南京，只是權宜之計。彼時蒙元勢力尚盤踞北方，明朝只能暫時將都城設在南方。經(jīng)過數(shù)次北伐，至1372年，明軍收復了整個黃河流域，蒙元勢力退往塞外。此后，明太祖就一直心懷遷都之意。

明朝疆域

1391年，監(jiān)察御史胡子祺上疏，極言關中“據(jù)百二河山之險， 舉天下形勝所在?！庇谑敲魈婢团商又鞓搜惨曣P中和豫西，朱標在仔細考察了西安和洛陽兩地之后，也向太祖建議遷都關中，朱元璋為此頗為心動，各項準備工作已在籌備之中。不想天有不測風云，第二年朱標就因病去世了，明太祖晚年喪子，不勝悲痛，從此再也沒有精力和心情考慮遷都之事。

▍清軍入關之禍始自明成祖遷都

靖難之役以后，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身份奪取了親侄子的江山，對于南京故都，心中有鬼的他始終呆不慣，于是經(jīng)過一系列的準備，最終于永樂十九年(1421年) 正式遷都北京——這個他曾經(jīng)賴以起家的地方。

北京所處的幽燕之地，一向是中國古代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獵(游牧漁獵)民族對峙的前線。朱棣遷都北京，就等于是把整個國家的政治重心遷至北方前線附近。從此，保衛(wèi)首都的安全就成了重中之重，取代了其他一切防務，成為國家的頭等大事。一國之都猶如一人之心臟，首善之區(qū)一旦被敵軍攻破，國家便有亡國之危。

為了確保北京的防御萬無一失，明朝不得不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長城，并在翻修長城的基礎之上，增筑由晉北到山海關的“九邊”——長城的支線，來拱衛(wèi)京師，并沿九邊一線大量設置軍事要塞。

守衛(wèi)長城的明軍

由于古代生產(chǎn)力有限，加之重農(nóng)抑商的政策導致明朝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滯后，沒有宋朝那般富庶，這使得明朝的國力很難同時支撐長城內邊與外圍的復合防御體系。

因此，為了全力拱衛(wèi)北京的安全，明朝在塞外的防線不得不同時收縮：在西線，放棄位于新疆東部的哈密衛(wèi)，撤至嘉峪關；北面，明朝中期以后放棄河套，退縮至陜北和晉北；在最為至關重要的東北方向，朱棣死后不久明廷就放棄了極富戰(zhàn)略意義的開平衛(wèi)，明朝中后期東北防線退至松花江以南，到了晚明萬歷年間則進一步縮至今天遼寧省中南部地區(qū)，包括大寧衛(wèi)在內的山海關至鴨綠江一線的衛(wèi)所盡皆廢弛。

由于防衛(wèi)北京的需要，明朝北邊防御系統(tǒng)便不斷向內退縮，重點防衛(wèi)（北京）取代了朱元璋之前確立的均衡防衛(wèi)。從此，明朝在西、北、東三個戰(zhàn)略方向上都日益空虛，這不僅導致了其后正統(tǒng)和嘉靖年間蒙古瓦剌、韃靼兩部的肆虐，更為日后滿清的前身——建州女真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條件。

對此，清初軍事地理學家顧祖禹曾提出過尖銳的批評：“都燕京而棄大寧、棄開平，視遼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批其股肱也，欲求安全無患，其可得乎！”

與此同時，由于遷都北京，使得明朝原來苦心經(jīng)營的內陸縱深防御體系、包括淮河、長江防線都形同虛設，在朱棣死后都廢弛了。此后，明朝主要的國防軍力，都集中在沿長城一線展開的“九邊”，這種缺乏縱深的防御毫無韌性可言，只要游獵民族集中兵力突破“九邊”上的任何一點，整個防線便會土崩瓦解。此后，外敵便會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

清騎兵

1645年，入關清軍南下攻滅弘光小朝廷，進軍如此順利，弘光朝廷連一點像樣的抵抗都沒有，除了南明文恬武嬉、江北四鎮(zhèn)跋扈自雄，不聽號令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早已拋棄了朱元璋時代確立的內線縱深防御的策略。

現(xiàn)在有不少人將朱棣遷都北京吹捧為“天子守御國門”的豪邁之舉，不吝贊美之言，這是言過其實。天子乃一國之重，豈可輕涉險地？將首都設在抗敵的前沿地帶，未必能提高軍隊的士氣，反而會成為軍隊的額外負擔。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中國歷史上皇帝御駕親征，往往是敗多而勝少，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親征高句麗尚且無功而返，何況朱棣之后一蟹不如一蟹的明朝諸帝乎？況且將一國首善之區(qū)設在易受外敵攻擊的前沿地區(qū)，將大大提高政治上的風險，增加國防難度。由于北京最北面（八達嶺一帶）距離長城只有區(qū)區(qū)四十公里，毫無縱深可言，一旦胡騎突破長城一線，立馬就可對京師構成致命威脅。

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朱棣遷都后僅過了28年就發(fā)生了“土木之變”，明英宗朱祁鎮(zhèn)親率50萬大軍御駕親征，結果被瓦剌軍打得大敗，皇帝本人都做了俘虜。幸好也先被一時的勝利沖昏了頭腦，沒有乘勝進逼北京，這才給了明廷喘息之機，加之景泰帝和于謙力挽狂瀾，明軍最終擊退了后來進犯的瓦剌軍，這才逃過了一劫。但若非也先一時的昏聵，只恐“靖康之禍”的悲劇時隔三百年又要重演。

明火銃兵和步兵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崛起于遼東，成為明朝最強勁的外敵，從1629年“己巳之變”開始，清（后金）軍曾多次兵臨北京城下，幾乎次次都是滅頂之災。倘若不是以皇太極為首的滿洲貴族此時僅僅滿足于燒殺擄掠，尚未有入主中原的雄心，只恐崇禎帝要提前數(shù)年自縊于煤山之上了。

歷史上北方游獵民族，其經(jīng)濟來源除了放牧和漁獵之外，主要就是對富庶的中原農(nóng)耕地區(qū)進行掠奪?；谶@一點考慮，明太祖在立國之初，就將蒙元強制遷入幽燕、晉北、陜北的漢民，大量地移往中原、關中地區(qū)，在試圖復興中原、關中的同時，還將元大都變作荒涼的邊防城市北平，將長城一線變作荒僻之所。他試圖用這種堅壁清野的手段，使蠻族每次南下?lián)锫拥某尚Ы抵磷畹忘c。

然而朱棣北遷后，就將這一富有遠見的戰(zhàn)略完全拋棄了。為了支撐遠在華北北端的國都，明朝不得不將大批人口遷移至幽燕一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長期苦心經(jīng)營北京城。而這樣做無異于驅羊入虎口，將海量的財富資源拱手送于北方蠻族，為游獵民族南下燒殺擄掠大開方便之門，使其實力日益膨脹，勢力不斷坐大。

明朝中后期，蒙古韃靼部在晉北、“九邊”地區(qū)擄掠上百年，邊民苦不堪言，明廷對此缺乏有效的應對策略；而到了明朝末年，從1629年至1642年，清（后金）軍前后六次越過長城，深入畿輔、入塞擄掠，每次都是殺人如麻，滿載而歸，共掠走華北漢民逾百萬，分置給八旗各旗為奴。河北、山東等地，一任蹂躪，深受其害，明廷對此一籌莫展。滿清（后金）的實力由此大增，而明朝則國力大損。

寇邊劫掠的清（后金）兵

▍中國歷朝如何選址定都

縱觀中國歷史，在明朝之前的歷代中土華夏王朝在定都問題上往往講究地理上的“不偏不倚”，這符合儒家所倡導的中庸之道。周、秦、漢、晉、隋、唐、宋，都定都于華夏文明核心區(qū)的關中或中原，“處中國而治四方”。沒有一個王朝像明朝那樣將國都定在偏處蠻族游獵邊緣地帶的幽燕之地。這絕非偶然，而是古人擁有大智慧的一種體現(xiàn)。

關中或中原地區(qū)，位于中國地理位置的中心地帶，距離北方長城一線有約八百公里的縱深， 胡騎即使突破長城，也難以迅速造成致命的威脅。

倘若游獵民族采取長驅直入的戰(zhàn)術，即使一時得手，由于孤軍深入，風險巨大，亦不敢久留中原，勢必北返。

北宋疆域圖，當時北京所在的燕云十六州為遼所控制

946年，契丹攻滅后晉，耶律德光在開封即皇帝位，卻不想遭到中原民眾如火如荼的反抗，他害怕后路被切斷，扔下一句“朕不想中國之民如此難治”后，便匆忙北返。

而金滅北宋之后，也未敢像日后滿清那樣遷都繼續(xù)南侵，而是在汴梁大肆擄掠一番之后，就匆匆地押著徽欽二宗北撤了，這無疑給了康王趙構喘息之機，南宋最終得以保住半壁江山，與此不無關系。

歷史上定都幽燕之地的，多是入主中原的金、元、清等胡人王朝。這些游獵民族本身起自塞外，對中原漢地有著天然的戒備心理，所以在國都的遴選上不敢過分深入華夏文明核心區(qū)，這才會選擇在靠近游獵區(qū)的農(nóng)耕文明的邊緣地帶——幽燕定都。這樣一來，對這些北方蠻族來說，進可攻而退可守，一方面可監(jiān)視中原漢地，而一旦局勢有變，則可迅速退往塞外（關外）發(fā)家之地。

1368年，明軍北伐，元順帝見大事不妙，迅速放棄大都，撤往漠北。1912年清帝遜位之后，滿洲貴族肅親王善耆離開京師，舉家遷往旅順，途中賦詩一首：“幽燕非故國，長哮返遼東；回馬看烽火，中原落照紅”，便是這種胡人心態(tài)的自然流露。

朱棣遷都北京，最終只是為異族建立了一個完美的據(jù)點，便于游獵民族對中原的入侵和征服。入侵的蠻族如果占領北京，就能繼續(xù)從容南侵，而一旦失利，則可迅速退往塞外或關外，而不必冒孤軍深入的巨大風險。

明成祖朱棣

固然，明朝的滅亡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是明成祖遷都北京，實際上是以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為賭注，最終埋下了日后清軍入關的禍根，對此后數(shù)百年中國歷史的走向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