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立碑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本虐倌昵暗慕y(tǒng)治者，敢立這塊碑，這種精神是中國文化如此博大精深、輝煌燦爛、擁有蓬勃生命力的精神淵源。

蘇東坡

蘇東坡是一位充滿人格魅力的文學大師。九百年來，他像一塊兀立不動的文學基石，支撐著中國文學史。

偉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就因為他是一“代”文人，這個“代”，代表著一個年代，一個朝代，也代表著一個跨越歷史進程的時代。

如果中國文學史沒有這一塊基石的話，作為中國詩歌中的豪放一派，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并雅俗共賞的人嗎？

而如果他不是生在宋朝，早死一百回了。若是生在別的朝代，這位文人也許不一定能走出烏臺詩獄，不一定能從發(fā)配的嶺南生還，更不一定能渡過瓊州海峽，以為必死于天涯海角的他，居然活著回到中原?；实酆臀娜酥g，存在著微妙的平衡?；实劾献聊ノ娜耍娜司蜎]得好日子過；皇帝要寬容一點，輕松一點，那一時期的文學史，必然要好看一點，豐收一點。

王安石是個很厲害的政治家，居然就是整不倒他。蘇軾寫過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商鞅論》，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絕非泛泛之論：“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禍者，吾為之懼矣?！倍闹兴傅摹昂笾印?，正是王安石，而他視為股肱的呂惠卿、章惇、曾布、李定、舒亶、鄧綰……每個都具有嗜血動物的天性，收拾起對手來，無不既毒又狠。

在封建社會，皇帝和文人的關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種類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種類型。唐、宋的皇帝與文人為敵者少，輕易不舉刀子；明、清的皇帝與文人仇恨者多，動不動就砍腦袋。

別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變法，但并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黨羽一定要弄死蘇東坡。雖然把他關了起來，最后還是放了。也許宋神宗對蘇東坡詩里的指桑罵槐不以為然，但當別人挑撥說，他在罵陛下您呀！神宗也是不肯輕信的。挑撥者指著檢舉書里蘇軾的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然后說：“ 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于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與朕事？”這是個明白皇帝，至少能進行正常思維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給劊子手了。

據(jù)宋·陳鵠《耆舊續(xù)聞》：“慈圣光獻大漸，上純孝，欲肆赦。后曰：‘不須赦天下兇惡，但放了蘇軾足矣！’時子瞻對簿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賢良，歸喜曰：吾今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上悟，即有黃州之貶。”

這是宋朝最高統(tǒng)治當局不那么死磕文人的例證。

唐朝也是類似的風氣。駱賓王受徐敬業(yè)約，寫了一篇《討武曌檄》，把這位女皇帝糟蹋得夠嗆。東西交到武則天那里，她非但沒有暴跳如雷，反而很奇怪：這樣一位人才，宰相怎么未能及時發(fā)現(xiàn)并安排他到政府工作。同樣，安史之亂后玄宗西逃，肅宗根基不穩(wěn)，李白覺得永王有戲（因為征召過他，高看過他），于是把寶押在那兒。誰知唐肅宗坐上大位，那些不買賬的、不合作的，通通給鎮(zhèn)壓了，李白也被押送長安問罪。如果是明、清的皇帝，當然要殺頭。肅宗卻對李白還算客氣，只是將他流放夜郎，繼續(xù)做詩去吧！

在中國歷史上，李唐和趙宋兩朝，對文人比較優(yōu)容，也比較信任。而有宋一代，對文人授官之高，更高于唐朝。宋代的范仲淹、司馬光、王安石都是進入中樞決策層面的要員。雖然，說到趙匡胤，都會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從他的父親起，已是歷后唐、后晉、后漢至后周數(shù)朝的軍人世家，為涿州的名門望戶，不僅擁有財富，還擁有貴族門第的精神傳統(tǒng)。這一點非常重要：他們對于文明的趨附和文化的感知，是那些思想狹隘、意識偏執(zhí)的農(nóng)民和小生產(chǎn)者所不具有的。

趙姓皇帝對文化人的優(yōu)容，有其家族傳統(tǒng)，在中國乃至世界，都極少有這樣器識的統(tǒng)治者。

據(jù)宋·葉夢得《避暑漫抄》：“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內(nèi)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辉疲骸訉O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九百年前的統(tǒng)治者，敢立這塊碑，這種精神是中國文化如此博大精深、輝煌燦爛、擁有蓬勃生命力的精神淵源。當然，不僅僅是這一塊石碑的功勞，而是與這塊石碑相連貫起來的，在此之前和之后的中國人心目中傳承下來的血脈?；杈⒂咕苍S不把這種精神傳承放在心上，不等于那些明主、英主不把它當回事。秦始皇焚書，醫(yī)藥的書，農(nóng)林的書，他也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這也是五千年中國文化傳統(tǒng)得以綿延至今的重要原因。

為什么明清之際的帝王，視文人為草芥，動輒殺無赦，文字獄也最為猖獗？就是因為明朝的朱元璋，基本上是無文化而且是以無賴行徑奪得江山的；就是因為雖馭臨天下，但作為外族統(tǒng)治者的康、雍、乾三帝，雖然自身的文化素質(zhì)達到相當高度，但來自邊鄙民族的整體愚昧落后，使之除了恃武力強行征服漢民族外，只是不得不依賴漢族知識分子管理這個國家。明朝也好，清朝也好，他們的統(tǒng)治者在文化上抬不起頭來的弱勢心態(tài)和難以克服的自卑心理，遂使文化成為絕對不能碰觸的敏感話題。

弱勢心態(tài)與權力結合在一起，便是知識分子的倒霉之時；而自卑心理與暴虐結合在一起，知識分子就永無翻身之日。因此，翻開《二十四史》，愛收拾知識分子的皇帝，通常是來自草根階層且個人文化程度偏低者。這種人對于知識分子“非我族類”的界隔感情，絕對根深蒂固，常常要經(jīng)數(shù)代的教養(yǎng)熏陶，直到其子孫也成為知識分子才能有所改變。明之朱元璋，清之康雍乾，就是典型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