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1913～1960)離開我們已經(jīng)整整半個世紀了，然而，他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對于我們今天仍然有著積極的意義和價值。在經(jīng)歷了后現(xiàn)代的解構大潮之后，人們失去了終極的價值和目標。意義的失落或消解既是我們當下生活的原因，又越來越成為人們追逐的目標。意義的失落就是荒誕，荒誕即無意義，而人不能生活在一個沒有意義的世界里，因此，自殺就是每一個為失去意義而焦慮、痛苦，甚至絕望的人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果然，自殺已經(jīng)成為當今現(xiàn)代社會的突出問題。而在中世紀以前，自殺是極為罕見的現(xiàn)象。自殺只是隨著16世紀主觀主義和個性主義的第一次張揚才在歐洲漸漸流行起來的。據(jù)統(tǒng)計，1550年到1580年間有4部專寫自殺的論著，17世紀有15部，18世紀有84部，19世紀則達540部。19世紀以后，隨著對自殺的研究的深入和細致，有關這方面的書籍真可謂汗牛充棟了。

在《西西弗的神話》中，加繆指出，哲學的根本問題就是判斷人生是否值得經(jīng)歷的問題。哲學唯一嚴肅的問題就是自殺?！闭嬲龂烂C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判斷生活是否值得經(jīng)歷，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諸如世界有三個領域，精神有九種或十二種范疇――都是次要的，不過是些游戲而已；首先應該做的是回答問題?！霸诩涌娍磥?，還從未見過為本體論原因而去死的人?！钡厍蚧蛱柲囊粋€圍繞著另一個轉，從根本上講是無關緊要的?？偠灾?，這是個微不足道的問題。但是，我卻看到：許多人認為他們的生命不值得再繼續(xù)下去，因而就結束了生命；我還看到另外一些人，他們荒唐地為著那些所謂賦于他們生活意義的理想和幻想而死(被人稱之為生活的理由同時也就是死的充分理由)。因而我認為生命意義的問題是諸問題中最急需回答的問題?！比魏稳说淖詺⒍家驗檫@種或那種現(xiàn)實的原因和焦慮，那種自稱因為本體論問題而自殺的人，他的話往往是不可信的。

人生并不具備某種先驗的意義，意識到這一點的人就是荒誕的人?；恼Q的人拒絕自殺，這是因為他并不回避荒誕，而是把荒誕看作是生存的永恒狀態(tài)，同時也看成是對死亡的意識和拒絕。在加繆看來，這就是反抗。人生的意義就在于對自己的荒誕的生存環(huán)境進行了挑戰(zhàn)和反抗。加繆似乎一來到人世間就體驗到了世界以及人生的荒謬性。1913年11月7日加繆生于阿爾及利亞東部的蒙多維鎮(zhèn)。他的父親是位農(nóng)業(yè)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應征入伍，后負傷身亡。當時加繆還不足一歲。那個將加繆帶到世界上來的人，加繆根本就不認識，也不可能留下任何印象。日后加繆每當回想起這一經(jīng)歷時，便不由得會想到荒誕。1930年，17歲的加繆開始咳血，后被診斷為右肺結核。當時加繆是哲學班的學生，酷愛足球。疾病意味著他將告別這一切，因為在當時以及后來相當長的時間里，這種病意味著不治之癥。這對加繆的思想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耙粋€酷愛生活的人眼看著自己被莫名其妙地剝奪生命，這就是荒謬的最初表現(xiàn)之一?！倍詈?，1960年1月4日加繆死于一場車禍，這多少也使人聯(lián)想到人生的荒謬。在加繆世界里，荒謬是“唯一的已知數(shù)”和“出發(fā)點”。面對荒誕，反抗是必然的，人生的意義也由此而產(chǎn)生。于是，加繆說：“我反抗，故我存在。”

1951年，加繆創(chuàng)作了《反抗者》一劇，這是加繆最喜歡的作品之一，雖然它給加繆招來的敵人要比朋友多得多。加繆說，“如果我們意識到虛無和無意義，如果我們覺得世界是荒謬的，人類的條件是無法忍受的，那么這并不是終了，我們不能停留于此。除了自殺，人的反應是本能的反抗……因此，從荒謬的感情中，我們看到出現(xiàn)某種超越它的東西?！痹诩涌娍磥?，“有數(shù)的幾種結構嚴密的哲學立場之一，就是反抗。反抗是人與其固有曖昧性之間連續(xù)不斷地較量。它是對一種不可能實現(xiàn)的透明性的追求。它每時每刻都要對世界發(fā)出疑問……反抗就是人不斷地自我面呈。它不是向往，而是無希望地存在著。這種反抗實際上不過是確信命運是一種徹底的慘敗，而不是應與命運相隨的屈從?！狈纯故羌涌姷囊环N理念，是存在本身，但并不能付諸實踐。加繆認為，反抗的歷史化必然傾向與否定價值從而走向虛無。反抗永遠只能停留在心靈或感情之中，一旦進入具體的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就將成為整個社會秩序和結構的暴力，從而引起新的反抗，如此循環(huán)不已?！霸瓉韺儆谏系鄣?，現(xiàn)在給了凱撒”。歷史證明，革命就是用新的不義取代神的不義，而沒有具體社會目標的反抗才具有永恒的意義。

也許正是在這一點上使加繆與另一位存在主義大師薩特分道揚鑣。加繆總被人們認為是一位重要的存在主義作家，然而加繆生前卻明確表示，“不，我不是存在主義者。薩特和我總是驚奇地看到我們的名字被連在一起。我們甚至想有朝一日發(fā)個小小的啟事，具名者聲明他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東西，但并不擔保相互間沒有受到影響。這是笑談。我們各自寫的書，無一例外，都是在我們認識之前出版的。當我們認識的時候，我們是確認分歧。薩特是存在主義者，而我出版的唯一的論文《西西弗斯的神話》，卻是反對所謂存在主義的。”薩特曾靠攏蘇聯(lián)，而加繆恰巧仇恨蘇聯(lián)，雖然他并不喜歡美國。加繆認為，只有反抗才意味著人性的存在；而革命則是以一種反人性的手段反對另一種反人性的存在。因此，革命的結果往往導致另一種絕對主義。如果要在反抗與革命中作出抉擇，加繆總是選擇反抗。

加繆總在反抗，也總在選擇。加繆說：“人們必須作出選擇：或者我們不是自由的，全能之上的上帝要負罪責；或者我們是自由的并負有責任，而上帝不是全能至上的?！倍鳛榧涌姷倪x擇顯然是，我們是自由的，因此上帝并不存在?！霸谶@個荒謬的、沒有上帝的世界里云集著進行清醒思考而且不再有任何希望地人們?！泵鎸闹?，我們應該如何生活呢?加繆說：“如果我確信這種生活只具有荒謬的面貌，如果我體驗到它的全部平衡都系于在我的意識反抗與這反抗要與之斗爭的曖昧之間的對立，如果我承認我的自由只有對被限制的命運而言才有意義的話，那我就應該說，重要的并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一百年的痛苦，對那些宣稱第一百零一年建立新城邦、新理想的人來說，是微不足道的i加繆的看法恰好與此相反：一百年后的幸福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重要的是如何減輕當下一百年的痛苦。那種為了將來而犧牲現(xiàn)在、為了目的而不擇手段的革命將是對于反抗的背叛。我們不能為了生活的質(zhì)量而減少生活的數(shù)量，更不能為了某些人的生活質(zhì)量減少零一些人生活的數(shù)量。

世界是荒謬的，哲學或者文學均是人類試圖超越荒謬所作的努力。盡管這種努力是注定要失敗的，但是，因為人們意識到了這失敗，并且敢于正視這失敗，所以，人類便得以戰(zhàn)勝他的失敗。這正如西西弗斯的勞役。我們知道，西西弗生前是科林斯王，據(jù)說他詭計多端，許多神明，包括宙斯都上過他的當，他也因此而受到懲罰。在加繆筆下，“他搬運巨石，滾動它并把它推至山頂，我們看到的是一張痛苦扭曲的臉，看到的是緊貼在巨石上的面頰，那落滿泥土、抖動的肩膀，沾滿泥土的雙腳，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堅實的滿是泥土人的雙手。經(jīng)過被渺渺空間和永恒的時間限制的努力之后，目的就達到了。西西弗斯于是看到巨石在幾秒鐘內(nèi)又向著下面的世界滾下，而他則必須把這巨石重新推向山頂。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這種清醒的心智構成了他的痛苦，同時也使他贏得了勝利。因此，加繆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

總之，加繆的哲學是一種人生哲學，這種哲學或許可以概括為關于荒誕、反抗、幸福的哲學。反抗處在荒誕與幸福之間，是作為荒誕的人唯一能夠有所作為的事業(yè)，是人走出荒誕、獲得幸福的必然選擇，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也只能由此而產(chǎn)生并呈現(xiàn)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