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綿延“五千年”而“不斷裂”，在世界文明史上獨具特色。3月12—13日，“根與魂：考古學視野下不斷裂中華文明學術研討會”在鄭州召開，與會學者就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形成等重大學術問題展開深入探討。

　　確證五千年文明

　　“文明社會”不是對歷史的憑空想象，而是真實體現在文明物質遺跡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劉慶柱將包括與“國家文化”密切相關的都城、陵墓、文字、禮器等稱為文明的“物化載體”。

　　在中華文明發(fā)展史上，我國古代都城（都邑）、陵墓規(guī)劃、形制演變與發(fā)展，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特點。如研究都城（都邑）在各時期的變革與延續(xù)及其重要性，能夠確認都城（都邑）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標志性功能；考察不同時期陵墓，可以探究陵寢文化的延續(xù)與發(fā)展。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鄭君雷在研究先秦邑國與秦漢郡縣時發(fā)現，二者具有歷史延續(xù)性。先秦邑國與秦漢郡縣的空間結構和地域范圍具有相似性，而秦漢郡縣制度也是在東周郡縣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形成從東周至秦漢的明顯繼承關系。

　　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陵墓及相關墓葬制度，陵墓考古發(fā)現為研究中華文明史提供了重要物化載體。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毅認為，陵墓考古豐富了歷史內涵、補正了重要史實，真實反映了古代的禮樂制度和歷代皇室喪葬習俗和相應信仰觀念?；柿觌S葬品代表了當時的最高工藝水平，帝王陵墓建筑代表了當時最高的營造技藝。中國古代陵墓制度的發(fā)展演變，是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縮影。

　　研究各時期各類器物，發(fā)掘器物表象與內在不間斷的文化基因，闡釋器物及文字所蘊含的歷史、思想、文化等信息，諸如鐵器化進程、冶金體系的構建、唐三彩的生產與流通，以及貨幣的發(fā)展、西陰文化彩陶圖案、三星堆青銅器圖像內涵、石峁石雕的使用場景及功能、先秦禮器的使用與理念等，都為中華五千年燦爛而不斷裂文明提供了有力佐證?；趯σ苯痼w系構建與作用的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劉海旺注意到，金屬的發(fā)現、開采、冶煉、制造和使用，是人類社會文明從產生發(fā)展到繁榮昌盛的重要物質基礎和顯著標志。以銅和鐵為中心，中華文明在初步形成過程中構建起了具有鮮明特征、獨樹一幟的冶金體系，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初步形成的標志和支撐。二里頭遺址發(fā)現了鑄銅作坊遺址，從二里頭文化所代表的夏代開始至戰(zhàn)國早中期是中國的銅器時代。商周時期青銅冶鑄技術的高度發(fā)展，奠定了中華文明古國在世界的歷史地位。

　　見證民族共同體形成

　　中華文明歷時數千年，在其形成與發(fā)展過程中，各種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在分裂中重組，共同融入“多元一體”的歷史文化格局，見證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fā)展。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霍巍以大量考古成果為例闡釋道，商周以來，中華文明由早期中國向統(tǒng)一的秦漢帝國過渡，春秋戰(zhàn)國時期夷夏共同體重組；秦漢統(tǒng)一以后，出現幾次南北方大動蕩、大融合浪潮，反映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原文化認同；秦漢統(tǒng)一國家形成以后，雖然有分有合，但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生生不息，在世界文明中一枝獨秀。

　　中華文明的形成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各地區(qū)的文明成就匯流融入中華文明的奔騰大河。中原和江漢地區(qū)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fā)展的兩大核心區(qū)域，這兩個地區(qū)的互動交流由來已久。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靳松安認為，在龍山時代晚期后段，王灣三期文化大舉南擴，徹底扭轉了中原和江漢地區(qū)文化的互動態(tài)勢，改變了石家河文化的社會發(fā)展進程，也為二里頭文化的興起奠定了基礎。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郭偉民提出，中原地區(qū)與長江中游地區(qū)兩大文明區(qū)在新石器時代不同時期發(fā)生交流。在距今10000年前后，南北文化在中原交匯，直至距今5000年前后，長江中游的屈家?guī)X文化在中原地區(qū)產生顯著影響，融入華夏文化。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在江西銅嶺、安徽銅陵以及銅綠山冶煉遺址片區(qū)相關遺存中發(fā)現，長江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在技術、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推動了中國青銅時代文明進程。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魏堅從中華文明史、國家的形成、中華民族文化基因及北方民族對中華多元一體格局的貢獻四個方面，闡述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發(fā)展。他認為，應多關注北方民族的南下與融合對中華民族發(fā)展的貢獻。

　　漢唐時期是南北民族融合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中華文明一體化進程的關鍵時期。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梅田注意到，拓跋鮮卑在漢唐時期的南下具有典型意義，接近農耕地區(qū)是拓跋鮮卑早期歷史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是他們建立封建政權后幾次遷都的理由。平城時期是拓跋鮮卑逐漸擺脫部落聯盟制而走向封建化和中原化，建立新型皇權制國家的時代，也是其融入中華一體化文明體系的時代。

　　注重新方法新手段探索

　　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對不斷裂中華文明的考古學闡釋也使用了更多新科技手段。研究人員不斷創(chuàng)新研究方法與概念工具，增進研究結果的創(chuàng)新性與科學性，用考古學材料解讀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的內在發(fā)展脈絡和歷史邏輯。關于多種考古科技方法的運用，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馮健以隋唐考古為例建議，可以采用考古調查、勘探與地理信息系統(tǒng)相結合的模式，對城市考古工作進行探索，將碎片化的發(fā)現與發(fā)掘節(jié)點結合起來，從而達到復原整個隋唐長安城的目的。

　　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文明同樣具有連續(xù)演進的關系。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高星主張，應建立舊—新石器時代過渡期的概念，時間應為距今20000—8000年間。未來，學界還應不斷深化對舊—新石器時代轉變進程的研究。

　　二里頭文化時期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關鍵時期，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陳朝云將二里頭的考古學術史分為兩大階段。她認為，1959年秋到1999年之前為第一階段，1999年至今為第二階段，相關發(fā)掘和研究經歷了以物質文化史為主到以社會考古學（如聚落、社會變遷、生業(yè)模式等）為主的轉變。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袁廣闊為夏商分界研究提供了新視角。他發(fā)現，龍形象遺存廣泛見于二里頭遺址中的青銅器、陶器、玉器、漆木器，不過，龍紋遺物多出土于夏時期大中型墓葬，而不見于商代早期墓葬，可見龍崇拜或可視為夏商分界。結合古代文獻中夏與龍關系的諸多記載，他提出，二里頭文化的龍形象是夏人尊龍、崇拜龍的反映，龍形象是夏代國家形成的重要標志。

　　考古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杭侃提出，文化遺產學、博物館學等學科與考古學既有聯系又有區(qū)別。因此，以文化遺產學作為考古學分支不恰當。目前，國內未建立文化遺產學科體系，博物館學發(fā)展亦面臨一定困難。學界要加強相關學科建設，利用百年考古遺存，讓文物活起來。

　　研討會由鄭州大學歷史學院、中原歷史與文化研究院、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主辦。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清俐 趙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