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在5月16日正式開題。這一工程一共設置了9個大課題、44個小專題，涵蓋了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地理學、天文學以及測定科學等數(shù)個交叉領域，超過170名社會學者、人文學者和科學家參與其中。

這項聲勢浩大的工程，在當時被認為是繼1899年甲骨文被發(fā)現(xiàn)后，國內學術界對夏商周歷史又一次里程碑式的發(fā)掘整理。然而，西方學者以及日本漢學家卻持有不同的意見，他們在一開始就極力反對這項斷代工程。

正式開題后不久，一位著名的日本漢學家就給彭林教授寫了一封長信，“善意”地規(guī)勸他盡快停止這項工作。

“中國搞'夏商周斷代工程’，無非是為了拉長你們的歷史，以獲取所謂的民族自豪感。但是，我以日本血淋淋的教訓勸告你們，以民族主義的立場去干擾學術，會付出十分沉重的代價。”

在這段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位“苦口婆心”的漢學家的意思。他認為中國是在搞民族主義，甚至認定我們的這項工程會出現(xiàn)造假的情況，因為日本學者早就這樣干過了。1980年前后，日本學界進行了所謂的“舊石器考古”，挖掘出了年代久遠的石器。這些文物將島國的歷史推到了70萬年之前，簡直要和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同一時期。

當時，日本舉國都振奮不已，政府下令將“舊石器考古”的發(fā)現(xiàn)寫入教材。然而，科技的進步使得這場裹挾著民族主義的造假露出了馬腳，所謂的“學術成果”根本無法自圓其說。最終，被欺騙的日本人民才驚奇地發(fā)現(xiàn)，原來這些年代久遠的石器，都是一位叫藤村新一的考古愛好者憑一己之力“挖出來”的。

不過，彭林教授和李學勤等人沒有理會這位漢學家，繼續(xù)按照原定的計劃工作。2000年9月15日，費時4年多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結題，《夏商周年表》這份學術成果在1個多月后刊發(fā)。它的出現(xiàn)引發(fā)了國際上的軒然大波，很多西方學者都批評中國政府搞民族主義，有人還對中國學者的學術道德進行質疑。

《紐約時報》在成果公布的第二天，就刊登了《中國：古老歷史引發(fā)現(xiàn)代質疑》這篇文章，字里行間表達對我國政府和學者的不信任。來自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對外公開抗議。

“中國有一種沙文主義的愿望，希望將自己的歷史記錄推到公元前3000年。如此一來，中國就能和歷史悠久的古埃及相提并論了?！?/span>

更有甚者，在不久后召開的世界學術大會上大放厥詞。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漢學家倪德衛(wèi)，就公開聲稱：“國際上的學者會將它撕成碎片”。此言一出，國內的很多學者也紛紛撰文表示質疑，一些媒體大肆造勢批駁這一歷時5年多的浩大工程。由此，《夏商周年表》的“繁本報告”遲遲未能通過，基本上算是折戟沉沙了。

那么，夏商周斷代工程到底公布了什么內容，引得西方學者如此口誅筆伐呢？它果真如日本漢學家所預料的那樣，走上了日本80年代被民族主義裹挾的“舊石器考古”的老路嗎？甚至在今天的很多中國人心中，這一工程已然淪為了“豆腐渣”而成為笑談，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要弄清楚這一系列的問題，我們還要從這一工程的背景和目標說起。

文化史上最偉大的事件，還是最大的豆腐渣工程？

中國人一直將“上下五千年”掛在嘴上，我們堅信華夏文明迄今為止有這么長的歷史。因為我們國家有著汗牛充棟的史料，記載了歷朝歷代的發(fā)展歷程。這是華夏文明十分獨特的地方，大家對比一下印度就知道了，南亞次大陸上的國家都不注重對歷史的記載。古印度歷史的發(fā)掘和整理，還是英國人殖民以后的事情，而且多虧了玄奘法師取經歸來后寫的《大唐西域記》。通過參照這本書以及中國取經高僧法顯得《佛國記》等中國古籍，印度人才順利地發(fā)掘了阿育王石柱、那爛陀寺、釋迦成道處等遺址。

我們的祖先就不一樣了，中國最早的“信史”記載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說，這一個時間節(jié)點之后的所有朝代，都是有傳世文獻支持的，在國際學術界是被公認的。但這里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此一來，中國的歷史就只有3000年不到，而不是我們口口相傳的上下五千年。

然而，以司馬遷的《史記·三代世表》為代表的權威史書，言之鑿鑿地記載了夏、商、周這三個朝代，而且每一位統(tǒng)治者的名字都十分清晰。中國史學界一直以來，都將其稱之為“有世無年”，也就是承認夏、商、周的存在，但沒辦法給出具體的年份。

這件事情是中國歷史學者心中的隱痛，千年以來，無數(shù)先賢為此窮經皓首，但都沒能拿出站得住腳的成果。從西漢時期的劉歆到清朝中葉，學者們都在故紙堆中尋章摘句，但他們掌握的史料其實并不比司馬遷多。

但此事關系重大，它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那么簡單，還涉及到中國人最為樸素的家國情感。難道因為無法確定夏商周的具體年份，就否定它們的存在嗎？從西漢一直到近代，我們受到的教育都承認夏商周的存在，認為上下華夏是五千年，難道我們的祖先一直在騙我們嗎？同時，因為中國學界拿不出有力的證據，國際上實際上并不太承認夏商的存在，這也是中國人不能接受的事情。

1899年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使得中國的考古前進了一大步，歷史學界積累了大量的材料。由此，到了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被提上議程，其目的是填補中國文明史的空白。

其具體目標如下：

第一，將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執(zhí)政的準確時間搞清楚；

第二，商朝后期從武丁到紂王（帝辛），斷出比較準確的年代；

第三，商朝在武丁之前的歷史，提出一個較為詳細的時間框架；

第四，提出關于夏朝的基本時間框架。

其實，從我們設置出的目標來看，學者們還是十分謹慎客觀的。我們對周朝的斷代要求較高，對夏朝則只需要提出最為基本的框架即可，這也是考慮到現(xiàn)實情況的。從這一點上來看，“夏商周斷代工程”就不可能是日本漢學家說的那樣，與日本80年代的“舊石器考古”混為一談。

這一工程剛開始時，國內媒體對其的評價都很正面，稱其為“文化史上最偉大的事件”。甚至有人聲稱，我們提出的目標如果真的實現(xiàn)了，那成就將遠超明代《永樂大典》和清代《四庫全書》的編纂，因為它解決了中國人2000多年來的追問，讓“上下五千年”的說法得到支撐。

為了支持這一劃時代的工程，國務院幾乎調動了當時相關領域的所有學術權威，并且命令有關部門全面配合。

“科委副主任鄧楠為組長，7個部委的高級領導為成員，李鐵映、宋健為特別顧問。歷史學家李學勤、考古學家李伯謙、天文學家席澤宗、碳-14專家仇士華等21位學術界大拿，負責帶領各自領域的成員研究，連端茶倒水的秘書都是頂級高校的博士后?！?/span>

所以，國家和學術界對待此事的態(tài)度十分嚴肅，基本排除日本漢學家所說的“以民族主義統(tǒng)領學術”的情況。這一工程匯集了當時中國最為頂尖的一批學者，日本漢學家的說法是對他們的一種褻瀆，也是對中國學術界道德自律的侮辱。

當時，各大領域的學者經過商討后，提出了2條最為基本的研究途徑。

第一，通過對傳世文獻以及甲骨文、金文等材料的整理，以厘清天文歷法記錄的方法進行計算，推斷出夏、商、周的年代；

第二，對已經發(fā)掘的典型的遺址和墓穴進行整理，有必要的話可以進行深度挖掘，以碳-14測定出其年代。

除此之外，這一工程又被細致地分為“天象、都城文獻整理”、“天文學綜合問題研究”、“武王伐紂年代研究”等9大課題，且進一步細致分配成44個專題。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充分地發(fā)揮自己的專長，經組織部門統(tǒng)一分派任務，節(jié)衣縮食地進行研究。

那么，為何如此縝密細致的一項工程，結果出來后會遭到西方學者的集體抵制呢？難道它真的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中國文化史上最大的豆腐渣工程”嗎？其實并不是這樣，中國學者的學術道德底線不容置疑，從2件事情中就能看出。

如果存在巨大的爭議，我們要正視一些錯誤

“中國要搞民族主義，將自己的歷史向前推，以激發(fā)國民的熱情！”

國外這樣的提法是比較無聊的，中國人研究中國的歷史無可厚非，難道非要外國人研究才算數(shù)嗎？事實上，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過程中，我們的學者推翻了以往很多“事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焰食日”。

在殷墟出土的一片甲骨上，有學者曾經讀出了“三焰食日”這四個字，它是天文學上的術語。所謂的“三焰食日”，指日食、日珥以及日食見水星同時出現(xiàn)，這創(chuàng)下了三項世界紀錄。長期以來，中西方學術界都認為這片甲骨記載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現(xiàn)象，同時創(chuàng)下了罕見的奇觀。

但是，李學勤教授在斷代工程中，與其他的學者最后否定了這一說法。他認為“三焰食日”中的“食日”，只是古代計時的一個時間段而已，并非我們相當然地“出現(xiàn)日食”。這就充分表明，中國學者是有自己的學術底線的，并非他人抹黑的那般不堪。

而政府也沒有給學者施加任何壓力，強迫他們做出違背客觀規(guī)律的事情。199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大慶，有一些人就提出了“讓斷代工程為國慶獻禮”的想法。他們想趕在國慶之前完成夏商周斷代的制表，但遭到了鄧楠的堅決反對，因為碳-14測量的工作因為精度的問題影響了進度，強行制表肯定要影響結果。

“夏商周工程不趕時間，我們不需要向國慶獻禮?！?/span>

鄧楠的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充分表明了政府的態(tài)度，他們是懂得并且尊重學術規(guī)律的人。既然是這樣，為何西方學者不承認我們最后得出的結果，還要宣稱“將報告撕碎”呢？其實客觀來說，我們的成果的確存在很大的爭議，主要有3個方面。

首先，當時國內的碳-14精度并不高，誤差達到了60年甚至上百年。這樣一來，它對于嚴格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意義不大，尤其是對西周歷史年份的確定。雖然仇士華等專家，通過技術手段將誤差降低到了24厘米左右，但還是達不到我們的要求。

于是，夏商周斷代工程主要框架的確定，實際上還是依靠天文推算。這一點，成為很多人日后詬病它的關鍵，也是西方學者不認同的重要原因。舉一個最為典型的例子，“武王伐紂”這一歷史上著名的事件，被認為發(fā)生在“前11世紀中期”，雙方在牧野這個地方大戰(zhàn)。

但“前11世紀中期”這一描述太為模糊，它的時間跨度非常大。而且，“前11世紀中期”這個說法，本身也不太站得住腳。這樣一來，關于“武王伐紂”的具體時間就有44種說法，最早的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這44種說法，都是歷代的學者根據天文測算得出來的，都能夠自圓其說。即便是斷代工程的歷史學家和天文學家，整理了最新的甲骨文和金文資料，也只能以排除法選擇較為準確的數(shù)字。站在學術的角度去看，這樣的研究方法顯然是不科學的，或者它沒有那么嚴謹。

眾所周知，“武王伐紂”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大事，它被認為是商周兩朝的分界點。這樣大的一件事情，斷代工程的學者們都不能拿出鑿鑿的證據得到結論，那其他的斷代就更不必說了。因此，國際學術論壇就這一問題，編了一部多達百萬字的論文集，專門對我國學者提出了批判。

2000年11月11日，《六月時報》發(fā)表了美國漢學家倪德衛(wèi)的話——“各國學者要將中國學者的報告撕得粉碎！”

除了“以天文推算年代”這一槽點外，斷代工程還有著另一大致命的缺點，那就是它的數(shù)據非常不嚴謹。

當時民間對“夏商周斷代工程”寄予厚望，國際學術界也一直盯著這件事情，參與人員的壓力非常大。為了完成自己設定的目標，西周各王在位的時間都被精確到了個位數(shù)。這樣的數(shù)據自然非常好看，但由于這些數(shù)據是根據天文資料推算的，它本身就是一種近似值。如此一來，只要有一位西周王在位的年份出現(xiàn)問題，那整份年表就站不住腳了。

果然，周厲王首先就遭到了質疑，斷代工程的數(shù)據與傳統(tǒng)史籍相違背。根據權威的史料《史記》記載，周厲王在位37年，死于共和14年。我們的斷代工程學者取了“在位37年”這一說法，卻將“共和14年”排除在外。這樣一來，西周就莫名其妙地多了14年，這與司馬遷以前的史料相違背。

除了周厲王之外，周穆王的在位時間也出現(xiàn)了很大的問題?！妒酚洝酚涊d，他50歲才上臺執(zhí)政，但沒有說明在位多少年。但斷代工程卻截取了《今本竹書紀年》的說法，斷定其在位55年，這與《古本竹書紀年》相違背。同時，50歲上位的周穆王又執(zhí)政55年，這也是不符合常識的。而關于周昭王在位的時間，斷代工程的結果也漏洞百出，根本就站不住腳。

因此，整個西周年表不待外人從天文學方面去考證，僅憑歷史學界內部的研究就倒塌了。如果學者們能夠實事求是，只給出西周各王在位大致的時間范圍，或許局面會好看很多。

而在夏朝和商朝的時間框架劃分上，我們的學者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強行“湊整數(shù)”導致與史料對不上。

比如，商朝開始的時間一直都不確定，于是他們將前1600作為它的開始。事實上，這些專家只算出了“商湯滅夏”的時間，為公元前1046年。但商朝存在的時長一直有爭議，有說576年的、有說552年的、也有說526年的，強行將其湊整為“前1600年”肯定不行。

而夏朝開始的時間，正是建立在這種錯誤之上的?！豆疟局駮o年》上記載，夏朝存在的時間為471年，斷代工程的學者又采取了這樣的說法。于是，從“前1600年”倒推471年，夏朝出現(xiàn)的時間就是“前2070年”，這樣的結論顯然荒唐至極。

以上，就是我們的學者在斷代工程中出現(xiàn)得比較大的錯誤，這些謬誤導致國際和民間都十分不滿。國際上的一些學者認為我們玷污了學術道德，而民間的老百姓則覺得自己樸素的情感被傷害了。

“我們雖然相信上下五千年，但這種先射箭后畫靶的做法，還是使我們覺得遭到了愚弄?！?/span>

這基本是來自民間的普遍看法，這種聲音其實也比較客觀。我們的學者雖然有美好的目標，也有自己的學術底線，但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還是過于輕率了。究其根本，就在于當時的碳-14技術過于落后，而工程參與人員又急切地想要出成績。因此，很多事情沒仔細論證，就匆匆忙忙地發(fā)表報告了。

但是，這件事情并非像一些西方人所說的那樣，是我們的政府和學者“自編自導的鬧劇”。

這絕對不是民族主義，中國人有權研究中國歷史

2002年4月，美國首都華盛頓召開了“亞洲學術會議”，一些西方學者對我們的斷代工程說了很難聽的話。

他們這次的發(fā)言，與2000年并不相同。雖然從表面上來看，這些學者仍舊是質疑我們斷代工程的論證結果，但此次談論顯然超出了學術范圍。2年前參與討論或者公開質疑的西方學者們，站在各自學術的立場撰寫論文，指出了我們在斷代工程中的具體謬誤，這些論文集合起來多達百萬字。

對于這樣的批判，中國學術界是接受的，我們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確存在不少問題。

然而，此次“亞洲學術會議”提出質疑的學者，一致否定了夏朝的存在。他們開始宣稱，中國之所以“急迫地證明夏朝存在，就是為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將我們學術上的錯誤與政治混為一談。很顯然，這些論調遠遠超出了一般的學術討論范圍，這是不對的。

按照這些學者的邏輯，中國學者和中國人民不應當研究本國歷史，這樣就是民族主義。我們應當像埃及的考古學領域一樣，由來自西方的學者推動歷史研究，認定他們的祖先以及光輝燦爛的文明的確存在，才是“符合學術道德的非民族主義研究”。否則的話，中國學者和中國人民的任何研究，就是沙文主義，就是民族主義。

這樣的邏輯是相當荒謬的，但國內還是有不少人上當。中國千年以來的古籍，都記載了夏朝和商朝的存在，我們有一萬個理由信任我們的祖先。如果西方人說中國人的祖先編造了一個夏朝，那也請他們拿出證據來，證明我們的古籍都是胡編亂造的。此外，二里頭的考古發(fā)現(xiàn)也是有力的證據，夏朝的確是一個真實存在過的朝代。

“夏文化不是沒有發(fā)現(xiàn)，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認它?！?/span>

我國著名考古學家鄒衡的話，實際上代表的也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初衷。此次飽受爭議的研究，絕對不是什么民族主義，中國人有權力去研究中國的歷史。我們千萬不要落入他人的圈套，像埃及、印度等國家一樣，等他人去完成自己國家的文化梳理。當然，斷代工程存在的問題，我們也必須正視并且改正。

我們有理由相信我們的祖先，也有足夠的勇氣去正視自身的問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學者們，一定會把這一歷史遺留問題說清楚，給出一份有理有據的新報告。中國人研究中國的歷史，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容不得任何人橫插一腳或者肆意指責，這也是我們應當有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