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操演和不定生活

——作為政治哲學家的朱迪斯·巴特勒

文|藍江

原載于：《西北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

內(nèi)容摘要：朱迪斯·巴特勒在最近幾年的理論關(guān)注，逐漸從早期的以身體操演為基礎(chǔ)的性別思考轉(zhuǎn)向了以不定生活為中心的政治哲學考察。身體操演雖然解決了性別上的少數(shù)群體對“女性”的概念權(quán)力的反抗，但是并沒有真正解決政治世界中的不平等問題。就必須重新思考在既定的政治框架下的不定生活的問題，相對于已經(jīng)獲得了實存的主體而言，還存在著大量被政治框架所遮蔽的不定生活的群體。解決不定性的群體，需要讓他們的身體在公共領(lǐng)域中的集體操演，讓他們的集體行動沖破既定政治的框架的藩籬，從而開啟真正的政治事件，這是一種新的政治哲學，一種事件的政治哲學，而朱迪斯·巴特勒逐漸從一位女性主義思想家變成了真正的政治哲學家。

盡管加利福利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教授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依靠《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一書，贏得了后女性主義思想家的聲望，一舉成為當代最重要的關(guān)于身體與性別思考的思想家。不過，最近幾年，朱迪斯·巴特勒最關(guān)心的問題與其說是女性主義和性別，不如說是普遍意義上的政治生活問題，即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不安定的生活的問題。也正是因為如此，今天我們看到的朱迪斯·巴特勒，不再純粹是一位旨在以身體操演為根基的后女性主義思想家，而是重新以生命的脆弱性和相互依賴性來談共存共居的生命共同體的政治哲學家，她實現(xiàn)了從后女性主義學者向政治哲學家的轉(zhuǎn)變。面對強大的經(jīng)濟全球化的現(xiàn)象，面對日益肆虐的資本的擴張，也同時對面全世界越來越多的難民、非法移民、赤貧階層的出現(xiàn)，朱迪斯·巴特勒更希望思考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是什么讓如此多的人淪為了不安定或者赤貧的階層，而這些階層是否擁有自己的反抗能力？于是，在2014年出版的《集體操演理論筆記》（Notes Towards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將她早期的操演行為理論和最近對不安定生活的思考結(jié)合起來，并提出了一種試圖超越新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之外的集會政治哲學，不過這種新的政治哲學的理解，我們?nèi)匀恍枰氐街斓纤埂ぐ吞乩兆钤醯睦碚?，即她早期的性別和身體的操演理論來思考。

一、言說權(quán)力與身體操演

實際上，從《性別麻煩》開始，朱迪斯·巴特勒就不希望在傳統(tǒng)的女性主義的框架下來定義自己。一方面，她的研究不同于沃斯通克拉夫特（Wollstonecraft）和密爾（Mill）等人主張為女性爭取與男性平等的政治權(quán)利的斗爭，在這一批女性主義政治思想家的努力下，女性不僅獲得了普選意義上的選舉權(quán)，也在政治權(quán)利上與男性完全平等。但是，對于女性主義來說，獲得了與男性平等的政治選票，有著與男性一樣的政治權(quán)利，就意味著真正地實現(xiàn)了男女平等。在經(jīng)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洗禮之后，像波芙娃、艾莉斯·M·楊（Iris M. Young）等第二代女性主義學者，提出了男性和女性的問題，根本不在于政治上，而是在于，女性的定義在根本上是作為“非男性”或“男性的他者”來界定的，正如波芙娃所說：

女人是由男人決定的，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是……女人相較于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較于女人而言確定下來并且區(qū)別開來，女人面對本質(zhì)是非本質(zhì)。男人是主體，是絕對，女人是他者。

所以，對于波芙娃、艾莉斯·M·楊等第二代女性主義者來說，她們試圖擺脫作為男性他者的女性形象，從而希望在女性本身的經(jīng)驗基礎(chǔ)上來重建女性的概念。在艾莉斯·M·楊的《像女孩一樣丟球》中就提出：“女性身體舉止與行為具有其特定的，正向的，確切的風格，在女孩開始了解自己是個女孩時，就開始學習。小女孩養(yǎng)成了許多女性身體舉止的微妙習慣——像女孩那樣走路，像女孩那樣偏著頭，像女孩那樣站著和坐著，像女孩那樣擺姿勢等等?！睙o論是伊利格瑞的性差異的哲學，還是西蘇的陰性書寫，實際上都強調(diào)了作為一種與男性或父權(quán)制社會保持差異的女性概念，而女性需要從女性本身的經(jīng)驗，尤其是身體經(jīng)驗出發(fā)，來抵抗男性的霸權(quán)，抵抗父權(quán)制社會的對女性身體和行為的凝視權(quán)力。所以，對于這一代女性主義思想家而言，需要建立的是一種獨立于男性之外，與父權(quán)制保持一定距離的女性經(jīng)驗，也唯有如此，才能讓女性真正擺脫對父權(quán)制社會的屈從地位，獲得屬于女性自身的經(jīng)驗、話語和書寫。

不過，對于朱迪斯·巴特勒來說，她所面對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倘若女性主義者樹立了一種女性的經(jīng)驗或者女性的書寫，就能抵抗男性的話語霸權(quán)了嗎？由于女性本身就是作為男性的他者，或者是作為男性器官的缺乏來界定的，女性這個概念實際上就維持著以男性為中心的二元論，在這個二元論的格式里，女性只能作為非男性的定義出現(xiàn)，女性成為一個消極性的定義，她的出場并不在于一種肯定性的行為或經(jīng)驗，而是缺少和匱乏，這樣，女性的概念從誕生之初，就類似于那個缺少的肋骨一樣，成為了縈繞著女性身上的魔咒。換句話說，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并不是艾莉斯·M·楊所談到的身體，無論艾莉斯·M·楊的女孩如何像女孩一樣的丟球，她的經(jīng)驗都隸從于一個先于身體的名稱——女性。故而，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女性”的身體，而不是女性的“身體”?！芭浴背蔀榱艘粋€強大的符咒，在每一個女孩降生之初，就如果一根繩索，永遠套著她們的身體。這樣，艾莉斯·M·楊的“像女孩一樣丟球”，就具有了另一番風味，即像女孩一樣丟球并不是女性的解放，恰恰構(gòu)成了“女性”這個概念對丟球的身體的束縛，“向女孩一樣丟球”意味著她絕對不能像男孩子一樣丟球，而一旦艾莉斯·M·楊的邏輯被推行到極致，即嚴格地在女性基礎(chǔ)上來建構(gòu)女性的身體經(jīng)驗，過度地強調(diào)女性身體與男性身體的差異，帶來的恰恰不是女性的解放，而是讓女性陷入到更隱蔽的藩籬之中。

對于朱迪斯·巴特勒來說，這實際上是一種唯名論的女性主義。在談女性主義的時候，言說行為被當成了先于身體經(jīng)驗的范疇，而在我們身體行為和經(jīng)驗的形成過程中，這個名稱——“女性”成為了一種不可或缺的參照系，女性必須依照這種命名的權(quán)力來行為。如果說父權(quán)制下的女性的屈從地位意味著女性只能作為男性的他者而出現(xiàn)，那么，強調(diào)作為與男性保持差異的女性概念仍然沒有改變這種狀況，因為女性這個概念保持著高度的同質(zhì)性，這種同質(zhì)性成為了男性/女性的二元論上的重要的一極，依然成為了束縛著女性身體經(jīng)驗的普羅克魯斯忒斯之床。對此，朱迪斯·巴特勒質(zhì)疑道：“將女性概念建構(gòu)為一種一致性的和穩(wěn)定性的主題，是不是對性別關(guān)系一種不明智的管制和物化？這樣的物化不正好與女性主義的目的背道而馳嗎？”

顯然，朱迪斯·巴特勒在這里受到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的影響。在拉康看來，主體并不是自動生成的結(jié)果，而是被某個名稱詢喚（Interpellation）的結(jié)果。簡單來說，作為象征的名稱，具有一種召喚式的魔力，這個名稱告訴著主體，在言說的面具下行動并成為其主體，拉康說：“最有意思的是，主體與他自己的言說的關(guān)系，在言說中，最重要的是對其純粹的聽覺事實所掩蓋的東西，即如果他無法聽到自己，就無法言說?！庇谑牵鳛橄笳鞯拿Q，不斷地在聽覺上制造著魔幻的效果，主體如同一個盲目的肉體，在不斷地聆聽著名稱的指引，因為名稱的詢喚如同給在黑暗中盲目摸索的主體以導向，告訴他們該如何行為，如果聽不到這種身體，主體便無法行動，甚至無法說出一句話。也就是說，名稱成為了凌駕在我們我們面部的面具，我們只有透過這個面具，才能認識自己。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我們是在自由地行動，不如說從一開始，我們就是在名稱的面具下行動，我們所能言說的一切，所能驚艷到的一切都是在這個面具下向我們揭示出來的東西。

而“女性”正是這樣的名稱，一種帶有面具魔力的名稱。從一開始，被男性/女性二元論所強制區(qū)分出來的女性名稱成為了一個時時想起的魔音，如同塞壬那魅惑的歌聲一樣，讓那些被歸為女性的身體縱身一躍跳入“女性”象征的懷抱，從此以往，身體成為了“女性”這個名稱的俘虜，她不得不時時刻刻保持與這個名稱的一致性，成為同質(zhì)性的名稱之下的一個提線木偶。也就是說，一旦承認了自己是“女性”，那些主體就必須在身體和行為上將自己妝扮成女性，從而翦除掉身體上那些不符合這個名稱的部分，于是拉康說：“面具的功能在于它支配著同一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消滅了各種對同一化的拒絕?！盵4](P583)所以，女性之所謂女性，并不是她們生而為女性，而是在被“女性”的名稱的詢喚過程中，逐步翦除掉那些與這個同質(zhì)化名稱不相符合的東西，消滅掉對詢喚拒絕的聲音。與作為男性他者的女性概念一樣，這種同質(zhì)性的女性也是一種壓抑性的概念，它也是吞噬掉欲望，并管制行為的面具，因此，朱迪斯·巴特勒十分明確地指出：“假面支配同時解決了那些拒絕的經(jīng)驗，這意味著占據(jù)身體是一種策略，通過侵占身體，那些拒絕本身被拒絕了，這種雙重否定將那些主體抑郁地吸收進來，借此大大加強了這種同一化結(jié)構(gòu)，而那些主體實際上失去了兩次”。所以，在朱迪斯·巴特勒看來，在女性的名稱下（無論這種名稱代表著男性的他者或者基于女性自身的經(jīng)驗），被歸為女性的主體的豐富性消失了，她們只能“像女孩一樣去丟球”，她們試圖在這個大寫的“女性”名稱下來維持這個名稱的穩(wěn)定性和一致性，任何對同一化和詢喚機制的拒絕都被名稱所拒絕了，她們的靈動的氣質(zhì)被同質(zhì)性的“女性”面具所掩蓋。

為了反對這種同質(zhì)化的唯名論的女性主義，朱迪斯·巴特勒更喜歡一種以身體和行為為中心的唯實論，無論這個身體是否需要被冠上“女性”之名。在朱迪斯·巴特勒看來，女性這個概念，在根本上不應(yīng)該是單數(shù)，更不應(yīng)該是一個封閉的集合，它是開放的，在這個名稱之下，不應(yīng)該保持著同一性，也不需要恪守女性的身份，而是隨著身體本身的運行來決定每一個人的生命歷程。朱迪斯·巴特勒借另一位女性主義思想家維蒂格（Wittig）的話說道：“她拒絕參加這個意指體系，不認為在這個意指體系之下的任何改革和顛覆性立場有什么作用，部分認可這個體系，實際上就是完全承認這個體系整體。因此，她歸納政治任務(wù)應(yīng)該是顛覆整個關(guān)于性的全部話語，事實上就是顛覆關(guān)于將'性別’當作人和對象的本質(zhì)屬性的語法。”由此可見，作為后女性主義的代表的朱迪斯·巴特勒從一開始就不關(guān)心女性是什么，或者女性存在著怎樣的本質(zhì)，以區(qū)別于男性，而是說，真正束縛著被歸為女性的主體的力量，就是這種言說和話語的暴力，它赤裸裸地在每一個身體之前，就將“男性”或“女性”的象征暴力施加在每一個主體身上，它們所構(gòu)成的語言上的意指體系，成為了最保守的堡壘，任何在這個堡壘之下的措施都不能真正將所謂的女性從話語和能指的霸權(quán)中解放出來，身體，也只有通過身體，才能找到擺脫言說權(quán)力的道路。

或許，這就是為什么朱迪斯·巴特勒會將“操演”（performativity）的作為尋找真正解放路徑的原因吧。相對于言說權(quán)力和象征霸權(quán)的名稱，朱迪斯·巴特勒更信任實際的身體，與“女性”的唯名論不同，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論更像是身體操演的唯實論。與薩特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質(zhì)”一樣，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了身體操演先于言說權(quán)力，對于降生在這個世界上的身體，重要的并不是我們首先將它還原為什么樣的性別和身體，而是身體如何在操演中獲得自己的力量，朱迪斯·巴特勒指出：身體“是生產(chǎn)性的，建設(shè)性的，我們甚至認為它是操演性的，因為這種身體宣稱先于所有的意指行為”身體的操演，不再依從于某個先在的名稱而行動，相反，言說行為在身體的操演之后，對身體操演留下的痕跡進行命名，這種命名已經(jīng)不再是對身體的詢喚式命名，也不再是套在身體之上的魔咒，而是一種印記，一個符號，它們僅僅記錄著身體操演的行跡，讓身體成為決定性別話語，而不是相反。

二、作為政治問題的不定性

在進入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之后，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論焦點顯然發(fā)生了一次轉(zhuǎn)向，正如她在《走向集會的操演理論筆記》里指出，她“從性別操演理論逐步轉(zhuǎn)向了對不安定的生活的考察”。問題在于，為什么了朱迪斯·巴特勒需要轉(zhuǎn)向，她為什么覺得僅僅作為一個后女性主義思想家不足以解決當下世界的問題，而反而關(guān)系一個新的話題，即不安定的生活？

按照朱迪斯·巴特勒自己的解釋，她十分懷疑個體或身份政治作為一種政治理論的價值。在《性別麻煩》中，盡管她用身體操演來反對“女性”之名的言說權(quán)力，從而解構(gòu)了“女性”身份的同一性邏輯，用身體操演的異質(zhì)而多樣的性理論取而代之。但是，總而言之，這種理論思考基于個體經(jīng)驗的。在后來的理論過程中，她的身體操演理論，更多的用來解釋女同性戀、跨性別和雙性別的人的身體經(jīng)驗，成為了LGBT運動的理論支撐。但是，朱迪斯·巴特勒十分悲觀地看到，似乎后來援引她的身體操演理論的人誤解了她提出理論的初衷，她盡管反對“女性”名稱的霸權(quán)，在《性別麻煩》中曾經(jīng)以大量的同性戀身體經(jīng)驗和跨性別人的感受來作為論證理據(jù)，但是這絕不等于，她的身體操演理論就是將身體還原為一個第三性別，即LGBT的身份。因為，第三性別也是身份政治，無論是何種同性戀，何種跨性別，如今也變成了和“女性”名稱一樣的同質(zhì)性霸權(quán)之名，當打著彩虹旗的LGBT，甚至將他/她們的權(quán)力指向了普通的異性戀者，這顯然不是朱迪斯·巴特勒愿意看到的事情。正如她強調(diào)，她的《性別麻煩》一書還有一個副標題“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這里，朱迪斯·巴特勒認為她批判目標不僅僅是“女性”這個同質(zhì)性身份的名稱，同時任何同質(zhì)性身份，包括LGBT的身份，只要被固化為一種同質(zhì)性的概念，就會變成新的話語暴力，這種話語暴力恰恰是用來抹除差異，保持各種不同身份之間的隔離，無法思考不同的身份的人如何共存在一個世界上。正如她自己指出：“我的關(guān)注點發(fā)生了轉(zhuǎn)移，因為身份政治不能給出更廣泛的定義來思考在政治上，人們?nèi)绾纬讲町惿钤谝黄稹薄?/span>

另一個迫使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論興趣發(fā)生轉(zhuǎn)移的原因或許是個體主義的方法論。簡言之，以《性別麻煩》、《事關(guān)重大的身體》（Body That Matter）為代表的早期談?wù)撔詣e（gender）和性（sex）的著作，盡管解決了諸如“女性”和“性別”之類的語言相對于身體的暴力問題，用操演概念將身體與語言的關(guān)系顛倒過來。但是，從女性和性別來談身體操演，必然是以個體的身體經(jīng)驗和行為為基礎(chǔ)來得出結(jié)論。換言之，無論對于女性，還是LGBT之類的第三性別，他(她)們都是已經(jīng)在業(yè)已獲得了平等的政治權(quán)利的基礎(chǔ)上所發(fā)出的訴求，而這種平等的政治權(quán)利恰恰是以沃斯通克拉夫特為代表的第一代女性主義的成就。也正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為女權(quán)辯護》，第一次將女性的存在納入到自由主義的政治框架下，讓其成為了一個合法的政治身份，從此，女性不再是游離于城邦和國家政治之外的無關(guān)緊要的存在，她們與男性一樣獲得了政治權(quán)利，也就是說，她們在政治上被算作一個政治個體，她們不再依附于男性，而是具有了被算作現(xiàn)代政治個體的權(quán)利。

這里有兩個十分重要的問題：（1）首先需要一個政治框架，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背景下，這個框架就是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政治框架。這個政治框架顯然以具有自由的政治權(quán)利的個體為基礎(chǔ)，這些個體也被視為合法的政治公民，他們以個體的身份參與著政治，并作為政治的基本單元在其中起作用。于是，這種被視為現(xiàn)代性的政治創(chuàng)造的自由主義政治框架，被現(xiàn)代政治思想家們推而廣之，成為了現(xiàn)代世界的普世性（universality）的框架，直到今天，這個框架成為了衡量政治的最基本的坐標系，所有的個體，所有的國家，乃至全球的政治都必須在這樣的政治框架下來理解，不過，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指出：“'框架’在生命的連續(xù)統(tǒng)一體中對生命進行著區(qū)分，將生命劃分為可以理解的生命與不可理喻的生命。這種框架不僅安排了人們的視覺經(jīng)驗，還產(chǎn)生了各種主體理論。”這樣，主體并不是因為自身而成為主體的，一個主體的政治權(quán)利也不是因為個體而獲得的政治權(quán)利，主體的自由和權(quán)利依賴于一個框架——即自由主義的政治框架，他(她)們的主體和權(quán)利也只有在這個框架下才能得到承認。

（2）于是，普世性框架的存在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即對身份的承認問題。也就是說，一個生命體，需要在既定的框架下下被承認為具有平等政治權(quán)利的公民。朱迪斯·巴特勒說道：“承認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因為如果我們相信所有主體都應(yīng)該得到平等的承認，我們就應(yīng)該認為所有的主體都可以得到平等承認。”然而，從性別研究和后女性主義思考的經(jīng)驗，讓朱迪斯·巴特勒深刻地領(lǐng)會到，承認問題絕沒有這么簡單。因為在某個普世性框架下，總會有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具有資格作為人，這有點像奧威爾的《動物農(nóng)場》里的那句名言“凡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另一些動物更加平等”一樣。也就是說，人的生命存在是被分成兩個部分，一種是純生理或純營養(yǎng)上的生命，這種生命是作為動物一般的生命而存在，它與政治上的承認無關(guān)，相反，這種生命意味著一種“赤裸生命”（bare life）；與赤裸生命相對應(yīng)的是具有政治權(quán)利的生命，也是被自由主義政治框架所承認的生命，也只有這樣的生命才能成為主體，才能參與政治活動中。當然，在女性主義和后女性主義運動的推波助瀾之下，今天西方社會的女性和LGBT的成員，已經(jīng)能夠作為合格的政治主體出現(xiàn)在各種場所之中，他們可以合法的集會，甚至可以合法地被選舉為議員，在各種政治決策中，可以聽到他(她)們的聲音，這勢必意味著，他(她)們已經(jīng)被當作自由主義框架下被承認的政治主體。

問題在于，既然存在著被承認的主體，那么也必然存在著尚未被承認的赤裸生命的存在。在歐美國家，總會有一些“非法”的生命存在，如難民、非法移民等等，他們的生命就在那里，但是他們僅僅作為蠕動的生命而存在，而沒有被視為一個合法的公民存在。即便那些具有公民權(quán)利的人，也并不是沒有風險，因為隨著經(jīng)濟上的嚴峻形式日益惡化，在醫(yī)療保險、失業(yè)保險、養(yǎng)老保險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捉襟見肘的情況，例如朱迪斯·巴特勒就提到一些美國國會議員提出了失業(yè)保險的責任問題，他們認為如果某人在就業(yè)時沒有繳納足夠的保險，在失業(yè)之后就不能享受失業(yè)保險，因為之前的繳納失業(yè)險費用是他的責任。在朱迪斯·巴特勒看來，失業(yè)保險這樣的社會福利政策，不應(yīng)該在人群中分出三六九等，不應(yīng)該根據(jù)經(jīng)濟狀況，人為地將各種群體分成“負責任的人”和“不負責任的人”，而當下嚴峻狀況下的政治框架，傾向于將“不負責任”的人視為不完全具有政治資格的人，即不應(yīng)該完整地視為自由主義政治框架下的成員。

我們或許可以借用法國思想家阿蘭·巴迪歐的一個理論來進一步闡釋朱迪斯·巴特勒的這個解釋，巴迪歐設(shè)定了一個存在的基本框架T，巴迪歐稱之為超驗框架。所謂的存在物都面對著一種關(guān)系，即自身的存在與在T的框架之下表象（appearance）之間的關(guān)系，巴迪歐設(shè)定了一個實存函數(shù)E=Id(x,x’)，這個函數(shù)意味著存在物x本身與在T之下表想出來的x’之間的同一性（identity）程度，如果E=1，則實存函數(shù)取最大值，則意味著一個生命體的實存在T之下的表象與自己的完全一致，它的所有方面在T之下都得到了體現(xiàn)。與之這種個體相對的是另外一些存在，即E取最小值的情況，一旦實存值為最小值，則意味著個體即便存在，也無法被政治框架計算在內(nèi)，這是個體的生命完全得不到承認的情況，即巴迪歐意義上的非在（inexistant），巴迪歐說：“如果對象的一個元素在世界上非在，那么它的實存值為最小值?！?/span>

雖然巴迪歐的數(shù)學表達方式有點晦澀，但對于理解朱迪斯·巴特勒的概念是十分有幫助的。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絕大多數(shù)生命體絕不是以自身的方式在某個政治框架(T)下表象出來，只有少數(shù)人被這個框架計數(shù)為一，這些取最大值的人是這個框架下最顯著存在，而絕大多數(shù)人，取值在最小值0和最大值1，也就是說絕大多數(shù)人的表象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政治時刻（如投票、游行、示威、抗議）的時候才能得到表象，而絕大多數(shù)時在政治上是缺席的，他們只是在渾渾噩噩地維持著自己的生命性存在。取最小值的生命（即E=0）時，他們的存在如同不存在一般，他們就是非在，一種甚至在世界上突然消失，也不會有人注意的生命，于是，他們的生命變成了赤裸生命。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朱迪斯·巴特勒對她近期使用的一個十分頻繁的概念定——不定（precarity）——界定。如果我們說，男性、女性、白人、黑人、公民這些概念代表著身份政治意義上的完整的政治生活，那么不定的生活（precarious life）則指的是在政治框架中無法得到完全表象，甚至完全沒有表象的存在。當LGBT在討論在公共場所是否應(yīng)該設(shè)立第三性別的廁所的時候，那些處于不定生活之下的生命體，甚至無法滿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當希拉里代表女性沖擊美國第一位女性總統(tǒng)的時候，那些從拉丁美洲偷渡過來的女性在亞健康狀態(tài)下承受著普通美國人無法想象的高強度的勞動，甚至沒有一丁點的醫(yī)療保障和生活保障。因此，朱迪斯·巴特勒給出了她的界定：“所謂'不定性’指的是在政治上的某種條件，即在這些條件下，一些人相對于另一些人遭受著更惡劣的社會和經(jīng)濟上的結(jié)構(gòu)，他們更容易遭受傷害、暴力和死亡。”不定的生活就是在政治框架下不被承認的生活，他們從根本上游離于社會規(guī)范之外，成為了這個社會的最底層的構(gòu)成。

的確，在朱迪斯·巴特勒等人之前，LGBT也是一種不定性的存在，她們的性和生活都被強制性地還原為男性和女性，不被承認。所以《性別麻煩》是一部實現(xiàn)了讓非在的LGBT成為顯著性的存在的著作，讓那些第三性別的人獲得了在政治框架下的合法表象。但是，今天的問題，顯然不再是LGBT或第三性別的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那些仍然游離于主流社會和政治規(guī)范之外的群體——即不定生活的群體，是否有可能成為政治框架的一部分。對于巴迪歐來說，政治就是讓非在成為存在，“讓昨天非在的勞動者，在事件中成為獲得最大值的政治存在”。同樣，對于朱迪斯·巴特勒來說，不定性就是政治，而政治變革就是要打破之前不承認不定生活的存在狀態(tài)，讓那些不被框架承認的不定生活變成顯而易見的事實，并直接在政治上呈現(xiàn)出來。

三、相互依存與事件的政治哲學

如果一旦將政治界定為讓不定的生活變成在框架下的政治存在，那么，應(yīng)當如何實現(xiàn)這種政治變革呢？實際上，在朱迪斯·巴特勒看來，對于自由主義的政治框架的反抗，對全球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統(tǒng)治，反抗遠遠沒有那么簡單。針對當代西方嚴峻的社會和經(jīng)濟處境，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治理越來越呈現(xiàn)出?？抡劦降摹吧巍钡臓顟B(tài)，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絕不是像早期談《性別麻煩》那樣，簡單地用個體的身體操演，就能反抗言說權(quán)力。對此，朱迪斯·巴特勒說道：

實際上，我們處在一種生命政治的處境中，其中，各種各樣的人都逐漸依從于所謂的“不定化”（precaritization）的狀態(tài)。由于政府和經(jīng)濟體制的影響和再生產(chǎn)，這個“不定化”的狀態(tài)讓人民隨時陷入到不安全的狀況，并喪失希望。這些人從結(jié)構(gòu)上就進入到只能打短工，并喪失了大量的社會服務(wù)，個人責任和義務(wù)將每個人的市場價值最大化為生活中的終極目的，這種嚴格的意識形態(tài)更傾向于支撐著企業(yè)性的模式，而正在讓社會民主最后一點積極剩余被消磨殆盡。

顯然，這種不定化的狀態(tài)，根本不是某個個體的生存狀態(tài)，而是由廣泛地陷入到不定生活之中的人群的共同狀態(tài)，換言之，個體只有對那些仍然在政治框架下具有完全表象，實存值取最大值的主體才具有意義。那些主體擁有著完整的政治身份，在自己的政治表象遭到侵犯式，可以訴諸合法的抗議程序，并得到解決。然而，對于處于不定生活狀態(tài)下的生命體卻不是這樣，“這些規(guī)范框架制造出理想的人類標準，并借此評判人們是否符合這一標準。不唯如此，有時它們還制造出徒具人形的'類人’（less than human）的形象”。對于這種“類人”，朱迪斯·巴特勒評述道，遠遠沒有個體的形象，他(她)們從來不是以一個獨立的個體形象出現(xiàn)的，他(她)們被標識成為剩余之人、非人、甚至恐怖分子的形象，總而言之，除了作為被主導性的政治框架所拒絕，被處于主流政治框架下的個體所忽略，他(她)們什么也不是。這種結(jié)果注定了他(她)們只能以另一種方式來解決，因為在政治框架下，他(她)們就無法以個體的名義存在，他(她)們只是政治承認和政治體制下的剩余物，因此，他(她)們所需要的不是個體身體的出場，而是一種集體性的身體操演。

從個體的身體操演到不定生活群體的身體操演的轉(zhuǎn)變，是朱迪斯·巴特勒在近幾年來思考的一個重點。對于不定生活群體，如何實現(xiàn)集體性身體操演，她認為可能從兩個思想來源來考察：一個是法國猶太思想家列維納斯，另一個猶太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

首先，對于朱迪斯·巴特勒而言，她對列維納斯的興趣僅僅在于列維納斯的這樣一個指認，即“倫理關(guān)系永遠是先于并超越于個體自我主義”。在新自由主義的倫理學中，倫理學的基礎(chǔ)是個體之間的協(xié)商的主體間性，這種主體間性建立在互動和互利基礎(chǔ)上，在話語的商談中，建立了道德契約，并以這種道德契約作為倫理學的奠基。然而，列維納斯的倫理學根本不是起源于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協(xié)商，在列維納斯看來，每一個體實際上面對的都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某個具體的個體，而不是一個面容（visage），一個作為絕對他者的面容。借此，主體必須對這個面容是一種絕對的倫理責任，“面容對我說話，并因此邀請我來到一個關(guān)系之中”。這樣，我與作為絕對他者的面容的關(guān)系，并不是一種協(xié)商關(guān)系，而是一種絕對關(guān)系，我們相對于他者是脆弱的（vulnerable），朱迪斯·巴特勒說道：“對于列維納斯來說，理解倫理實在沒有其他方法，倫理義務(wù)不僅依賴于我們相對于他者主張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而且我們也成為了這樣一種生物，即在根本上由倫理關(guān)系所界定的生物。倫理關(guān)系不是我們所擁有或?qū)嵤┑拿赖?，倫理關(guān)系先于任何自我的個體意義而存在?！庇谑?，在他者的面容之下，所有個體以倫理的方式結(jié)成了一個總體，總體指出了我們的生存是一種相對于異質(zhì)性他者的存在，也就是說，對于任何處在政治框架下的個體而言，無論是何種種族、何種性別、何種階級，都必須面對一個事實，這個世界上必須讓我們面對一個異質(zhì)性和多樣性的存在。實際上，列維納斯給我們展現(xiàn)了一種消極的與他者共存的責任，我們對那些不定生活的群體的責任，是從一開始就降臨在我們身上的倫理責任，當看到流離失所、沒有基本生活保障的不定生活的群體時，實際上這些畫面已經(jīng)構(gòu)成了一個絕對的面容，讓政治主體與之保持著一種不容分說，也不容自利性主體協(xié)商的倫理關(guān)系。

其次，相對于列維納斯十分被動的倫理關(guān)系而言，漢娜·阿倫特看到的是社會革命中的積極方面，在《論革命》中，阿倫特曾十分明確地指出：“我們發(fā)現(xiàn)，與'革命’一詞的原意如此密不可分的不可抗拒性的要素，在窮人匯成的洪流中得到了體現(xiàn)。當不可抗拒性又與我們歸因于自然的過程聯(lián)系起來時，隱喻義上的'革命’就變得愈發(fā)令人信服。……一切統(tǒng)治都源于人們從生活必然性中解放的希望，并從中獲得最正當?shù)脑慈?。”朱迪斯·巴特勒注意到，阿倫特對革命的論證，并不是認為革命讓那些赤貧階級獲得了能夠養(yǎng)活自己的生活資料，也不是一種爭奪所有權(quán)的斗爭，這種斗爭代表著“不可抗拒性”，是一種類似于自然規(guī)律的必然性，她說道：“于是可以得出，窮人的社會運動并不是謀求緩解財產(chǎn)上的窘迫，而是謀求擺脫必然性”，這勢必意味著，窮人的革命不是在現(xiàn)有的政治框架下來尋求一種小富即安的理想，不是盡可能地棲居在這個政治框架下。恰恰相反，真正的革命，不是個體性的，因為個體性只能尋找在既定的規(guī)范和體制下，讓自己的身體得以安全的保障，然而革命謀求的是對讓窮人，讓被邊緣化的群體，擺脫不定生活狀態(tài)，擺脫讓他們陷入不定性的框架，這樣，革命就不是個體性的，而是一種集體性的任務(wù)，因為他們必須抵抗壓制在他們身體上的必然性，與那么制造出不定生活和必然性的框架斗爭。

在列維納斯的他者的面容和阿倫特的革命的必然性的基礎(chǔ)上，朱迪斯·巴特勒提出了自己對于政治哲學的思考。為了解決不定性的狀態(tài)，政治哲學需要一個新的概念，即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正如前文所說，不定性的根源在于基于政治框架下的表象與存在本身的差異，這樣，不定生活是一種被框架所排斥的生活，一種無法言說，無法表象，甚至無法被看到的生活，它被徹底地隔離在政治空間之外。所以，朱迪斯·巴特勒說道：“我的假設(shè)是，要公開宣稱并展現(xiàn)出某種相互依存的形式，它代表著轉(zhuǎn)變表象本身的機會。”在《戰(zhàn)爭的框架》中，她就曾經(jīng)指出，即便我的生命在戰(zhàn)后存活下來，但我的生命中某些東西已然被戰(zhàn)火所摧毀，因為與我的生命相伴隨的其他生命和物體（建筑、家園、城市、鄉(xiāng)村、公共設(shè)施）都在戰(zhàn)火中被摧毀，“在一個遍布他人的世界之內(nèi)，在一個自身無法駕馭的時空之中，身體總是超出了自身的掌控范圍之外。身體只是處在這些關(guān)系的作用之中而已，身體就是這些關(guān)系中的一環(huán)?！币虼耍眢w根本不是一個孤立存在，無論對于列維納斯，還是對于朱迪斯·巴特勒本人來說，身體只能在與他人的倫理關(guān)系中才能存在，身體始終處在一種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中。因此，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意味著任何身體，都是生命的共同體的不部分，每一個身體在這個生命共同體中平等的依存。然而，由于政治框架的存在，讓這種生命共同體被分割成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屬于規(guī)范的體系，在政治框架下被表象出來，甚至可以獲得最大的實存值，而另一個部分則被體系所排斥，變成了脆弱的不定性，他們的生命被置于風險之中，他們的政治存在被框架所掩蓋，甚至抹除。相對于可見的規(guī)范的政治主體的部分，不定性的部分是不可見的，他們的聲音，他們的身體形象，無論是個體還是總體，都被框架所遮蔽。他們的聲音，只能通過被框架下的話語所再現(xiàn)（represented），即便如此，再現(xiàn)的聲音已經(jīng)是被合法體制過濾的聲音。

這樣，對于朱迪斯·巴特勒來說，真正的政治應(yīng)該就是一種集體的身體操演的政治，在街道上，在廣場上，那些不被政治框架下的人的身體的在場，就是最洪亮的聲音，他們并不是謀求某個具體對象的訴求，也不是對個別人的承認，他們需要的是一種集體的出場，讓他們的聲音，他們的身體形象在世界面前出現(xiàn)。因此，朱迪斯·巴特勒說：“集體具體起來的身體構(gòu)成了一種理想的共同體，甚至是一種值得贊頌的新政治。”當不定生活下的身體聚集起來，出現(xiàn)在街道和廣場上，就是對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框架的挑戰(zhàn)，當占領(lǐng)華爾街的人打著99%的旗號時，也意味著他們挑戰(zhàn)了那些在政治上獲得最大實存值的1%的存在。我們可以認為，朱迪斯·巴特勒在2015年提出的集體操演理論，就是事件的政治哲學。這種政治哲學既不是出自于權(quán)利主體之間的協(xié)商和贊同而定下的契約，也不是社群主義者那種同質(zhì)性的共同體。不定生活的集體身體操演，一旦在廣場和街道上成為現(xiàn)實，就是一個事件。在那一刻，所有的身體，連同他們出現(xiàn)的廣場，都結(jié)合成為了一個事件，這個事件鑄造了一個新的共同體，讓這些平常被排斥，被掩蓋，被抹殺的身體以最顯著的方式展現(xiàn)出來，他們不再是單純的個體的欲望和訴求，而是形成了一種集體的意志，旨在顛覆那個不平等的政治框架，讓所有處在不定生活狀態(tài)的人被看到，被聽到，被當成具有實存值的存在。或許可以用霍爾瓦特（Horvat）在《愛的激進性》（The Radicality of Love）所引述的一位中國女孩的詩：

今夜在塔希爾廣場上與汝相會，

一杯淡茶，一次香吻，

世界上的一切，都會萬象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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