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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墓又稱永陵，是五代十國時期前蜀開國皇帝王建的陵寢。天復(fù)七年，王建與成都稱帝，國號大蜀。光天六年（918年）夏六月，王建駕崩。十一月三日便下葬永陵，中間僅相隔五個月。因此永陵的設(shè)計與營建應(yīng)當在王建生前。
王建墓的墓室是一座地上建筑。其建筑的基腳系在平地上挖基，內(nèi)填以卵石，中間雜有少量的紅砂石小塊，券墻則直接建于卵石之上。在建成后，又在其上面加蓋高15米，直徑約80余米的巨大封土，形成陵臺，陵臺周圍界以石條。
根據(jù)馮漢驥《前蜀王建墓發(fā)掘報告》記載：墓室全長30.8米，室內(nèi)長23.4米,分前、中、后二室。其中中室最大，后室次之，前室最小。每室之間以木門間隔。前室由四道石券構(gòu)成，主要作用相當于羨道，其面積僅能容門扇的啟闔及踏道，應(yīng)不會置有隨葬品，發(fā)掘中也未發(fā)現(xiàn)任何器物的痕跡。中室由七道石券構(gòu)成，長12米，寬6.1米，高6.4米。墓室中部設(shè)有須彌座棺床，為紅砂巖建筑，高0.89米、長7.54米、寬3.35米。棺榨全部為木制。棺中有水銀，玉帶、銀器等。后室由二道券拱組成，較中室之券為低，跨度亦較小，長5.7米、寬4.4米、高5.5米。石床位于后室最后,約占全后室一半。石床上安置王建坐像，石像前擺放著謚寶、哀冊、謚冊等法物。
王建永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館床之雕刻：二十四伎樂與抬棺十二半身像。通過與唐代帝陵和法門寺地宮的比較，鄭以墨《五代墓葬美術(shù)研究》認為王建墓與佛教瘞葬制度相似，法門寺佛舍利在唐代的特殊地位為王建墓的形成提供了觀念上的支持，而王建與大臣對供養(yǎng)佛舍利的物品以及地宮形制、結(jié)構(gòu)的了解便為王建墓的布局提供了視覺上的積累。其中最為關(guān)鍵的是棺床二十四伎樂的雕刻體現(xiàn)了佛教西方凈土的思想，體現(xiàn)了往生西方“佛國凈土”的渴求。西方凈土變在四川唐代石窟中屢見不鮮，其中伎樂的形象廣泛存在，比較著名的是有石筍山、鄭山等地的摩崖造像。而抬棺十二半身像則是藥師凈土中的十二神將。佛教圖像中關(guān)于抬棺、護棺的表現(xiàn)形式大致有三種：比丘尼抬棺、力士舉棺、金剛負棺或護棺。前兩種樣式均見于《涅槃經(jīng)變》中，表現(xiàn)的是佛涅槃后諸力士或比丘尼抬棺赴火葬場火化的場景。根據(jù)鄭以墨的比較推測，認定王建墓的十二半身像為藥師變中的十二神將。如是，則王建墓的館床上伎樂、蓮花所體現(xiàn)的西方凈土和十二神將體現(xiàn)的藥師東方凈土交相輝映。阿彌陀佛西方凈土代表無量壽的圓滿，藥師信仰則注重解厄延壽，二者功能上也正好契合。我認為鄭以墨的觀點是可信的。王建墓中二十四伎樂與蓮花、以及十二半身像均有濃烈的佛教元素，無論其是否代表西方凈土、藥師凈土，其對王建本人渴望死后進入極樂世界的愿望是確信的。
由于王建本人極可能參與了對他自己陵寢的設(shè)計與營建，我們有理由相信館床的伎樂正是來自前蜀宮廷的真實寫照。永陵石刻伎樂有曲有舞，伴奏之樂器異常豐富，除了箏、簫、笛、箜篌等樂器外，大量的鼓樂也加入其中，為我們展現(xiàn)出一副夾雜大量龜茲樂器伴奏的宮廷大型舞樂，使人“如聽仙樂耳暫明”，仿佛置身王建向往佛國極樂世界之中，流連忘返，不知歸途。
余曾三訪王建永陵，初訪與小溪，整修未盡，不得入。再訪孤身一人，安靜立于中室一上午，竟不知饑餓。三訪與師弟小茶一道，縱游巴蜀，暢游成都，至今已過年余。旅途時常充滿驚喜，在何地，與何人，抑或遇見誰，都充滿了未知的喜悅，這便是讓心靈和身體都在路上的理由。我們不斷的重復(fù)，去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最終終會遇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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