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祐二年（公元905年），權(quán)臣朱溫在謀士李振的鼓動下，將三十多位大臣綁至滑州白馬驛（即今天的河南滑縣），盡皆屠戮，并拋尸黃河，史稱“白馬之禍”。

白馬之禍

在此之前，朱溫因擔心唐昭宗難以控制，將其連同九個兒子一并殺死，改立十三歲的李柷為帝，是為唐哀帝，經(jīng)此一難，大唐朝完全失去統(tǒng)治基礎(chǔ)，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朱溫的大清洗，可以看做是他謀朝篡位的前奏，但被他投入黃河的三十余位大臣，卻并非非死不可，例如其中的趙崇、裴贊等人已經(jīng)退休，陸扆處事平和（呂思勉語），這些人都對朱溫篡權(quán)不構(gòu)成實質(zhì)影響，何必要殺之而后快？

這背后，實則隱藏著一則無法言說的矛盾：那便是晚唐時期藩鎮(zhèn)幕僚對進士階層的極度厭惡。

唐朝做官，十分看中科舉，進士科是最為關(guān)鍵的一道門檻，一旦考中進士，就有了官場資本，平步青云只是時間問題，但進士科也是最難考的一科，所謂：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意思就是說三十歲考過明經(jīng)科就算晚的，但五十歲能考過進士，還是很年輕的。

唐代科舉圖

明經(jīng)科主要考察四書五經(jīng)，只要記憶力不錯，舍得花時間，將這些經(jīng)書背熟了，總是能夠通過考試，而進士考試，就困難多了，不僅要熟讀經(jīng)典，還的把古人治國理政的思想與當今國家的實際問題結(jié)合起來，得出自己的觀點，并以優(yōu)美的文字表達出來。

當然，進士科難考，不完全在于出題難度，還在于錄取率，唐朝前期每科進士只取十幾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幾人，比起上千考生，錄取率實在是低的可憐。

唐朝大詩人孟郊，四十六歲那年才中了進士，頓時神清氣爽，奮筆寫下：《登科后》

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天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而白馬之禍中被殺的大臣，多數(shù)為進士出身：

例如宰相裴樞，就是咸通十二年進士，陸扆是光啟二年進士，獨孤?lián)p ，裴蟄，崔遠、王溥等人皆是進士出身。

唐代士族影響巨大

進士難考，但考中了進士，不代表一定能做官，唐朝科舉在進士以后還有一個考試，叫做選試，選試合格的才能做官，大詩人韓愈中了進士后，三次參加選試，都沒有通過，只能去刺史那里做幕僚，其難度可見一斑。

對于白馬之禍遇難的官員來說，如果只是因為學習好，學歷高，并不構(gòu)成朱溫殺人的理由，關(guān)鍵是，朱溫本人識字不多，而他的很多幕僚，又都是科舉不第的學渣，對這些學霸出身的高官，天生不爽。

例如那位蠱惑朱溫殺人的李振，《舊五代史》記載他：“自以咸通、乾符中嘗應(yīng)進士舉，累上不第，尤憤憤”，另一位得力幕僚敬翔：“少好學，工書檄”卻“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

如果只是學習不如人家，就欲殺之而后快，那么只能說這些人心理有問題，關(guān)鍵是，唐朝的科舉，并不只是學習問題，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外部因素，影響最終考試結(jié)果。

唐代科舉考試制度十分不完善

由于科舉制度誕生時間不長，唐朝的考試管理制度十分不完善，以改卷為例，唐朝的科舉考卷考生姓名是不封閉的，閱卷老師一眼就能看見，這就給了他們巨大的操作空間。那些世家豪門大族們，通過金錢和人脈關(guān)系，把持科舉，有時候考試還未開始，名次就定下了，這就導致那些寒門子弟，無論怎么努力，都難以榜上有名，長此以往，落第的寒門學子就把仇恨記在了豪門子弟身上。

白馬之禍中遇難之人以崔、裴、盧三姓居多，博陵崔氏，是北方著名大族，《新唐書》載：“諸崔自咸通后有名，歷臺閣藩鎮(zhèn)者數(shù)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 比之隴西李氏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有唐一代，崔氏誕生了15位宰相，例如太宗年間的崔仁師，高宗年間的崔敦禮、崔知溫等。

河東裴氏，又稱聞喜裴氏，是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社會里獨一無二的望世家族，據(jù)其家譜記載“自秦漢以來，歷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極，五代以后，余芳猶存”，例如歷周、隋、唐三朝的名臣裴矩（大唐雙龍傳中石之軒的另一個身份就是裴矩），唐開國元勛裴寂，一代賢相裴度等。

裴氏祠堂畫像

而范陽盧氏，同樣不逞多讓，不僅有“北州冠族”之稱，還是唐代“七姓十家”之一，“初唐四杰”之盧照鄰，“大歷十才子”之盧編俱出自范陽盧氏。

這三大族世握權(quán)柄，操縱科舉，以崔氏為例，自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至廣明元年（公元880年）九年中，崔姓四人五掌科舉，李振在感通至乾符年間多次參加科考，卻接連碰壁。他最后一次參加考試是在乾符五年，主考官即為崔氏家族的崔澹，李振因此對崔澹怨恨極深，白馬之禍中，崔家上上下下被一網(wǎng)打盡，公報私仇意味明顯。

在這些豪門大族的把持下，似李振這種寒門學子，很難出頭，而隨著唐朝后期藩鎮(zhèn)制度的崛起，越來越多的學子選擇投奔藩鎮(zhèn)軍閥，走向了唐室權(quán)力中樞的對立面。

晚唐時期，藩鎮(zhèn)對文人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但朝廷中樞牢牢把握人才選拔權(quán)力，不肯下放，這就導致部分讀書人企圖通過藩鎮(zhèn)舉薦，曲線進入權(quán)力中樞的道路被堵死，對這些讀書人而言，一旦失去上升通道，他們就只能死心塌地為藩鎮(zhèn)武人效力，上下級關(guān)系演化為古老的賓主關(guān)系，進而與朝廷離心離德。

五代狩獵圖

而隨著藩鎮(zhèn)勢力的擴大，幕僚們也不再隱藏做“從龍大臣”的渴望，開始有計劃的攛掇藩鎮(zhèn)領(lǐng)主們擁兵自重，例如李襲吉在獻策中直接提出了“訓兵勸農(nóng)，以立開國，建家之本”，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幫助了藩鎮(zhèn)集團的做大，也引發(fā)了一些效命于權(quán)利中樞而又不得志的官僚階層的跳槽大潮，例如晚唐的東南幕府，一度成為文人們依附的首選。

個人待遇也是這些人投靠藩鎮(zhèn)的重要原因，根據(jù)歷史學家賴瑞和先生統(tǒng)計，藩鎮(zhèn)幕府內(nèi)的判官等中層官職雖無品軼，但每月俸料錢均高于朝廷中層的正八品，有些人收入甚至比五品京官還多，千里做官只為錢，既然科舉之路被堵死，能在藩鎮(zhèn)中賺取高薪，對這些落第舉子，不啻是一個不錯的歸宿。

但藩鎮(zhèn)幕僚的做大，也對社會文化和晚唐政治形勢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政權(quán)的頻繁更迭讓藩鎮(zhèn)幕僚的忠誠度大大下降，以前文提及的李振為例，他在李唐參加科舉，不第后投奔朱溫，后梁尚未滅亡，他就做好了改弦易張的準備，打算投靠死敵李存勖，“有制洗滌，將朝新君”。如此做法的并非李振一人，后唐判官孫晟，天成中追隨汴州朱守殷，“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奔于吳”，當時有人云：“故唐方滅即北面于晉，漢甫稱禪已相率下拜于周矣”。

馮道雕像

對于這些幕僚，改朝換代不僅不會給他們帶來任何障礙，反倒可以換個環(huán)境，再創(chuàng)輝煌，最為典型的是“長樂老”馮道，先后事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朝，效力于后唐莊宗、后唐明宗、后唐閔帝、后唐末帝、后晉高祖、后晉出帝、后漢高祖、后漢隱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間還向遼太宗稱臣，始終擔任將相、三公、三師之位，自稱“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對這種現(xiàn)象做了深刻總結(jié)：“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問忠孝哉?”

晚唐文人的集體放縱，可以看做是政治環(huán)境極度惡化的產(chǎn)物，寒門學子通過科舉晉升的道路被堵死，只能在藩鎮(zhèn)軍閥那里尋找歸宿，如果以傳統(tǒng)儒家思想來評判，他們的仕途本身就帶有原罪，也正因為如此，索性破罐子破摔，有奶便是娘，至于禮義廉恥，都被拋之九霄云外。

白馬之禍中，李振就以十分惡毒的理由勸朱溫殺掉那些進士出身的唐朝大臣：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

文人道德水準的集體淪陷，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也讓那些長矛大刀的武人看不起，例如前文提及的朱溫，因家境貧寒，只認識簡單幾個字，經(jīng)常被文人瞧不起，相傳早年他曾幫助過大詩人殷文圭，而殷文圭中了進士后，立馬與朱溫切割，路過朱溫的封地，連拜訪都免了，讓朱溫大失臉面，據(jù)《唐詩紀事》記載: “(朱溫) 自是屢言措大率皆負心，每以文圭為證，白馬之禍蓋自此也?！?

馮道代表了五代文人的普遍面貌

而另一位武人史弘肇說的更加直白：“安朝廷，定禍亂，直須大劍長槍，若毛錐子奚用哉?”清代史學家趙翼就認為，五代時期的文人命運十分凄慘，完全被社會邊緣化，他們的集體墮落既是自身價值觀破滅的產(chǎn)物，也是社會環(huán)境的使然。

日慕點評：

晚唐及隨后的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的時期之一，尤其是晚唐，以落第文人為代表的藩鎮(zhèn)幕僚，對豪門大族掌控的科舉制度深惡痛絕，這種怨念與武人篡位結(jié)合在一起，造就了血腥的白馬之禍，將盛極一時的大唐王朝徹底打入地獄。而隨之而來的五代十國，文人地位進一步下降，他們不得不周轉(zhuǎn)于各色武人之間，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被現(xiàn)世的生存理念所取代。例如前文提及的馮道，李嗣源說他：真士大夫也；石敬瑭贊他：人臣之刀尺，造化之丹青；而到了北宋，就被歐陽修罵為：無廉恥者矣；司馬光也說他：大節(jié)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不同的時代背景，造就了不同的說辭，北宋天下大定，傳統(tǒng)的忠君文化又被擺上臺面，自然不齒于馮道的朝秦暮楚，如果把歐陽修司馬光放在五代，未必能比馮道做的更好，禮崩樂壞，天下不安，人臣篡逆，綱常失紀，哪是一介書生所能左右的，他們要做的，就是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