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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紓的名字重新回到大眾視野里，起因或是有網(wǎng)友突然對“Holmes”的中譯名感到好奇：為什么 Holmes 未被音譯為胡而摩斯，或者荷爾摩斯，哪怕是侯爾摩斯，卻偏偏成了“?！睜柲λ鼓?？

然后就有解釋稱，此小說在中國的首譯者是林紓。你看，林紓是個福建人，我們還是原諒他吧。

雖然后來證實林紓既不是這部著名偵探小說的首位中國譯者，也不是欽定“Holmes”中文名為“福爾摩斯”以至其就這樣在華夏大地上流傳開去的那位譯者，林先生的名字卻也著實因此火了一陣。

不過林紓好像一直以來都挺艱難的。

除了因為是個福建人，又是民國諸多翻譯阿瑟·柯南·道爾的學者之一，就在今天莫名其妙地背著“將 Holmes 譯成福爾摩斯”的鍋紅遍網(wǎng)絡(luò)之外，他在自己的年代里也一直委屈著。

林紓、魏易譯《歇洛克奇案開場》封面

比如，從來只打算做古文家的林紓，卻陰差陽錯地譯了一本書，這本書居然還就火了。

比如，他明明一門外語都不懂，卻又成了翻譯家，繼而不情不愿地頂上了“譯才”的帽子。

林紓的譯著全是由幾位助手拿著原版書籍口譯，他來聽寫潤色完成的。而且他譯書的速度非?？?，助手口譯和他的手寫通常是同步的。

可這頂“譯才”的帽子沒戴多久，五四時期的林紓又因為他的翻譯作品，一夕之間被打回了他在晚清時期一門心思想要成為的“古文家”。

而他和他的譯作在民國時期被大肆批駁的缺點，恰恰又全是他在晚清時期被追捧的優(yōu)點。畢竟如果林紓懂外語的話，翻譯的時候可能反而會被原文掣肘，從而削弱林譯獨有的美感。

林紓（1852 年 11 月 8 日－1924 年 10 月 9 日），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別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今福州）人，古文家，翻譯家。

林先生的這兩個“名號”在一定程度上震驚了很多人。倒不是說一位古文家本身還能成為翻譯家這件事令人震驚，而是林紓作為一位翻譯家，本人卻一門外語都不懂。而正是這位一門外語都不懂的古文家兼翻譯家，從四十幾歲開始，譯筆不輟，不停地翻著，直至逝世。

林紓翻譯的作品數(shù)量同樣多得驚人，幾乎全是小說。對林譯著作的統(tǒng)計有從 156 種，到 182 種，再到 213 種的，至今沒有定論。

不過，只要參照一下他的譯書方式和速度，那他在自己的后半生里能夠譯出如此大量的外文著作，似乎也不是那么匪夷所思了。他是這么說的：

恃二三君子，為余口述其詞，余耳受而手追之，聲已筆止，日區(qū)四小時，得文字六千言。

1.

因首譯《巴黎茶花女遺事》聲名鵲起

故事是從法國文豪小仲馬的《茶花女》開始的。

1897 年，林紓中年喪妻，心情極度低落，他從法國歸國的好友魏瀚和王壽昌為了幫他排解憂郁，于是打算拉著他一起翻譯法國小說。林紓先是拒絕了，但魏瀚“再三強之”，林紓才半開玩笑地說：“須請我游石鼓山河。”

然后他們真的去了。就在石鼓山游船的時候，王壽昌口譯了幾段《茶花女》，林紓聞之，頓時興奮，《巴黎茶花女遺事》就緊接著“耳受手追”地出現(xiàn)了。

《巴黎茶花女遺事》書影

此書出版后迅速風靡晚清閱讀界，“一時洛陽紙貴”。近代文學家陳衍曾說，《巴黎茶花女》小說行世，是中國人“見所未見”的。

據(jù)說當時有位名妓謝蝶仙，也是因為這本書，實在太傾慕林紓的才華，所以想要嫁給他。林紓得知后很感動，然后寫了一首《答謝蝶仙》拒絕了她：

不留夙孽累兒孫，不向情田種愛根；綺語早除名士習，畫樓寧負美人恩。

當然，《巴黎茶花女遺事》除了給林紓帶來了鵲起的聲名以及一點風花雪月的插曲，也為他帶來了狂儒辜鴻銘的毒舌。

很不幸，這位辜先生“恨不能殺之以謝天下”的兩個人，林紓占其一。另一位被罵的就是翻譯了《天演論》的嚴復。

更不幸的是，辜鴻銘本不認識林紓和嚴復，說這話的時候卻不知林、嚴二人恰好在場。嚴復選擇對此置若罔聞，林紓卻怒而拍案而起。

不過辜鴻銘也沒在怕的，你拍你的桌子，我繼續(xù)振振有詞：

'自嚴復譯出《天演論》，國人只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連禍結(jié)。自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莘莘學子就只知男歡女悅，而不知有禮義，于是人欲橫流。”最后再來一句總結(jié)：“以學說敗壞天下。'

2.

“開啟了晚清小說的昌盛”

雖然《巴黎茶花女遺事》的出現(xiàn)算是個意外，一時洛陽紙貴也好，引得人欲橫流也罷，總之林紓翻譯的大門就此正式而徹底地敞開了。

中國現(xiàn)代小說發(fā)展史上舉足輕重的先鋒人物，中國科幻小說之父徐念慈對林紓贊賞有加：

林琴南先生，今世小說界之泰斗也，問何以崇拜之者眾？……足占文學界一席而無愧色。（《余之小說觀》，1908）

當時，人們對外文譯著關(guān)注最多的是譯筆。也就是說，譯文的筆調(diào)、風格、韻味、精神等藝術(shù)因素高于其他。而林紓無疑是晚清翻譯界中的佼佼者。

比如林紓曾激情澎湃地譯了其大量作品的哈葛德，這位常被后世學者揶揄的，在英國頂多算是二三流的小說家，他的作品經(jīng)譯出卻能在中文世界里大受歡迎，不得不說，林紓厥功甚偉。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小說家亨利·萊特·哈葛德

與此同時，林紓的譯文還能營造出三重境界：“一以清淡勝，一以老練勝，一以濃麗勝”，且這三重境界“皆臻極點”（《小說業(yè)話》，侗生）。

林先生是古文家，他古意盎然的筆法，符合晚清文人美學期待的譯文，哪怕只看他所譯著作的部分書名就已經(jīng)有所體現(xiàn)了。

比如《玉樓花劫》（今譯《紅屋騎士》，大仲馬），《冰雪因緣》（今譯《董貝父子》，狄更斯），《黑奴吁天錄》（今譯《湯姆叔叔的小屋》，斯托夫人），等等。

文明書局出版《黑奴吁天錄》書影

不說他的譯名是全然忠實于原書題目，還是林先生自己對著作內(nèi)容的重新總結(jié)概括，這些中文書名本身的美感也是無可否認的。

所以，對于當時的讀著來說，譯文的準確性顯然沒有文藝性重要。人們因此對林紓的譯者身份非常推崇，維新派領(lǐng)袖康有為就評價他為“譯才”。

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也稱，晚清小說的繁盛是由梁啟超和林紓開啟的。梁啟超建設(shè)了小說革命理論，林紓則真正將小說推上了梁啟超所言“為文學之最上乘”的寶座。

3.

趕時髦譯新詞，

卻還是被打成保守派

然而，比較矛盾的是，晚清時期聲名遠播的林先生，在翻譯了二十年外文小說后，很快就又在新文化運動中被打成了擁護文言的保守派。

其實他并沒有說白話文有多么不好，畢竟在譯小說的時候，他自己的遣詞造句里也已經(jīng)包含了不少非常通俗的內(nèi)容。

比如，他寫過很多像是“梁上君子”、“土饅頭”、“夜度娘”這種在“正統(tǒng)”的古文里絕不允許存在的文言“佻巧語”；還寫過白話口語如“天殺之柏林伯”（“天殺之”即“天殺的”）。

青年嚴復，老年林紓

除此之外，林先生還算愛趕時髦，一連譯出了不少外來新詞。尤其在《撒克遜劫后英雄》（今譯《艾凡赫》，沃爾特·司各特）中，他將 Lady 譯成了“列底”，并且非常貼心地在后面附上了一個注：“尊閨門之稱也”。

所以說，林紓在某種程度上顯然比較冤枉，他并不是一個完全守舊的老古董。關(guān)于新文化種種，他就是有那么一點想不通，為什么推行白話文就非得消滅古文呢？

只是當時形勢如此，林紓的聲音漸漸被淹沒。到了五四時期，他所收到的評論和前期截然不同，大多已經(jīng)成了“桐城妖孽”、“遺老”（《林琴南與羅振玉》，周作人）、“亡國賤俘”（《寫在半農(nóng)給啟明的信底后面》，錢玄同）、“罪人”（《建設(shè)的文學革命論》，胡適）之類的了。

但這些批評者其實對林紓都還頗有些愛恨交織。

比如周作人，他其實從沒打算過要抹殺林紓對外國文學進入中國所作出的貢獻：

……他介紹外國文學……其努力與成績絕不在任何人之下。（《林琴南與羅振玉》）

而胡適也曾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寫過：

古文不曾作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家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于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yīng)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樣大的成績。

因此，五四時期的林紓，他的個人評價突然轉(zhuǎn)向負面的主要原因，或許并不應(yīng)該全部歸罪于文言白話之爭，而是和當時中國文學翻譯觀的急遽轉(zhuǎn)變有關(guān)。

根據(jù)新文化人的論述，翻譯的“基本條件首要目的”是“明白流暢”，同時還要“保存原文的真面目”，只有用白話文能做到這一點（《短篇小說·第二集》，胡適）。也就是說，哪管你行文漂不漂亮，貼合原著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以五四的“以原著為中心”的觀念出發(fā)，批判林譯對原文的不忠實，包括刪節(jié)、添改、潤飾，似乎也無可厚非了。

不過林紓早就表明過自己的立場：他的政治信念是維新，他的理想是改良中國，而西洋小說在他眼中只不過是一種協(xié)助維新的工具而已。

所以，他在譯文內(nèi)作他認為必要的改動，在譯文外加入序跋，翻譯時有意使用有著強烈的文化政治背景的詞語，用以抒發(fā)他的救國情懷，激發(fā)國人的救國意識，或許也是可以理解的。

4.

晚期對譯作不再有激情，更關(guān)心稿酬

錢鐘書在《林紓的翻譯》（1979）中同樣吐槽過一番林紓的翻譯。

比如，錢先生發(fā)現(xiàn)這位林先生的翻譯生涯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節(jié)點。

《離恨天》（即《保爾和薇吉妮》，1913）之前的林紓，對譯書這件事顯然抱有極大的激情：譯本里有序跋，有題詞，有題詩，有按評，有注釋。字里行間都表現(xiàn)著一個興致高昂的林紓，態(tài)度莊重而熱烈。有時譯著譯著，他還會情緒激動地落下淚來：

畏廬書至此，哭己三次矣?。ā侗┮蚓墶ば颉?，又 59 章評語）

但是《離恨天》之后，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林紓的翻譯，那就只能是“沒精打采”了。錢鐘書認為，林紓不再對自己所譯的作品抱有這么深厚的感情。他突然開始變得隨便甚至冷淡，感興趣的許只是譯書所得的豐厚稿酬而已。

不過，當談到林紓翻譯時對原文的刪節(jié)添改，錢鐘書還是非常寬容的。

除了真心實意地稱贊了林紓在某些方面的改動的確已經(jīng)超越了原文所有的幽默感，錢先生似也非常理解林先生的“手癢”：

（林紓）在翻譯時，碰到他認為是原作的弱筆或敗筆，不免手癢難熬，搶過作者的筆代他去寫。

然后他繼續(xù)猜想道：

正像背負著家庭重擔和社會責任的成年人偶爾羨慕小孩子的放肆率真，某些翻譯家有時會暗恨自己不能像林紓那樣大膽放手的。

如果回到翻譯本身，比林譯更接近今天翻譯標準的作品其實早已在同一時期出現(xiàn)，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魯迅和周作人在 1909 年合譯的《域外小說集》。

《域外小說集》書影

但是，《域外小說集》在出版之初并無人問津，只在五四之后才漸漸被人發(fā)現(xiàn)它的價值所在。

所以，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林紓在五四之后被文化大環(huán)境所“唾棄”，實乃當時中文世界翻譯觀的急轉(zhuǎn)所致。而林紓的一時風靡和被大肆批判，無關(guān)嘲諷，倒也當?shù)闷鹨宦暩袊@：無非是順應(yīng)了時代的洪流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