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時代，不免有人稱朱家溍為“國寶”、“大師”，但這樣的名頭，想想就知道老爺子應(yīng)該并不高興，因為帽子太大，就會遮蔽住生活中的陽光。

曾有媒體采訪時稱呼其為“國寶級人物”，朱老爺子當(dāng)場不認賬：“首先這個國寶我不承認，我從來沒承認過，人家說你是國寶，我開玩笑地說，東北虎才是國寶呢，才是真正的國寶?！?/span>

1946年，抗日的戰(zhàn)火甫歇，年僅32歲的朱家溍從重慶回到北京，任故宮古物館編纂工作。直至2003年9月29日因病逝世，這位出身書香門第的雅人，朱熹的第二十五世孫，將其一生的時光都留駐在故宮的碧瓦紅墻里。

朱家溍先生

朱家溍在故宮研究的范圍極廣，包括書法、名畫、碑帖、瓷器、戲曲、漆器、建筑、家具、園冶等等，似乎凡是與“古”沾邊、與“文”、與“藝”沾邊的，他都饒有興致，孜孜不倦地研究，撰寫文章以銘記，為中國文化的保存和再發(fā)現(xiàn)，做出了卓越貢獻。

單就家具研究而言，他編著過一本故宮博物院所藏家具精品的合集《明清家具》，所著家具文章則有《龍柜》《漫談椅凳及其陳列格式》《雍正年的家具制造考》《太和殿的寶座》《來自避暑山莊的一件畫屏》以及數(shù)篇為家具新書（包括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研究》和胡德生先生的《中國古代家具》）所作的序文，這些文章，如今都合攏在他的文集《故宮退食錄》一書中。

“古人不是傻子”，據(jù)說這是朱家溍的一句“名言”，大概因其經(jīng)常掛在嘴邊的緣故。《故宮退食錄》中的文章包羅萬象，朱家溍似與每一個領(lǐng)域的古人都心意相通，知其緣由、經(jīng)過和全貌。

這完全不像如今的許多“專家”，只在某一領(lǐng)域內(nèi)有其專長，于別的領(lǐng)域就一竅不通。究其原因，實則在于古今學(xué)問的大不同。

孔子謂“君子不器”，君子者德成之謂，德成者，心胸廣闊，必不固陋，不會如生活中的器物一般，只堪某一項用處而不通別用。事事有本、言言有道、物物有源且各自相通，古之君子，必然知道學(xué)問之其然與其所以然，于是一葉知秋，很容易就能知其大要。

今之學(xué)問則不然，分門別類，學(xué)問成了各自“職業(yè)”內(nèi)的事，知識只如登記賬簿的流水賬而不成其為生命的滋養(yǎng)，于是就真的茫茫學(xué)海，使人望而生畏。

朱家溍先生在故宮工作時騎自行車上下班

傳聞朱家溍先生教人研究古器物，最喜讓人讀《綱鑒易知錄》，要人們從歷史學(xué)起。因為器物都是歷史的產(chǎn)物，如果不懂歷史而“研究”器物，就如同在實驗室里研究器物的化學(xué)元素和構(gòu)成一樣，根本不可能學(xué)懂，同時也是對古器物的大不尊重。

唯有懂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的精神，才能對古人制作的器物有真的認知?！肮湃瞬皇巧底印?，其制作往往都有其十分真誠的意趣和寄托，非是今日輕飄飄的“匠心”和“情懷”之類所能概述。

例如書法繪畫兩事，可能模仿者最眾，附庸風(fēng)雅者最多，然其真實的精神奧義，大概永遠只是“達者同游”“知者不言”的一條修養(yǎng)之路。

1959年冬天，朱家溍（左）和母親與剛拍完朱家所收藏家具的王世襄（右）合影

朱家溍與家具之間的故事很多，其中最可與人道哉的大致有二。一是捐獻朱家滿堂家具給承德避暑山莊；二是復(fù)原了故宮太和殿里的皇帝寶座。

朱家溍父親朱文均先生，字翼盦（ān），1902年留學(xué)牛津，是中國首批公費留英學(xué)生。朱文均先生又是民國時期著名的收藏家，尤以藏書巨豐著稱，其中多為珍貴古籍和碑帖。且不惟如此，朱家所藏家具也多是蓋世精品。王世襄先生在《蕭山朱氏舊藏珍貴家具紀略》一文中說：

翼盦先生家居北京南鑼鼓巷炒豆胡同僧格林沁故宅，庭院寬敞，軒堂雅邃。襄幼年趨謁，見到文物陳設(shè)，每瞻視摩挲，未忍遽去。有時竟不辭冒昧，求示來歷，默記于心，經(jīng)久不忘，故對所藏，印象頗深。

王世襄自稱與朱家溍是“總角之交”，兩人同齡，自小生活于北京，無論家庭背景、興趣愛好、治學(xué)經(jīng)歷還是研究領(lǐng)域都極其相似，真可謂我國文博事業(yè)的“一時瑜亮”。

朱家溍與王世襄

王世襄出版《明式家具研究》，作序的是朱家溍，朱家溍出版《故宮退食錄》，作序的也自然是王世襄，兩人之間的交情體現(xiàn)在他們生活、工作和興趣愛好的方方面面。

除了他們共同的文物方面學(xué)問之外，朱先生喜歡戲曲、書畫之類；王先生比較好動，喜歡熬鷹走狗、蓄養(yǎng)秋蟲，對蟋蟀、鴿子以及古琴、木器、文玩雜項諸類都有獨到的研究。

王世襄先生的父執(zhí)雖然也當(dāng)過外交官，本人又是北京的美國學(xué)校出身，但是朱先生卻比王先生更洋派。朱先生喜歡穿蘇格蘭呢子的花格襯衫，寬條燈芯絨褲子，保持了三四十年代的老式洋派，到晚年都是如此。

王先生則喜歡穿中式的對襟褂子。很有意思的是他們晚年經(jīng)常一起出席各種活動，朱先生總是正裝西服領(lǐng)帶，而王先生卻是一身中式便服，風(fēng)格迥異。這兩個人都不是特別修邊幅，但是相對來說朱先生更注重儀表。

1952年，他們兩人都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關(guān)到朝陽門外的東岳廟。這一段經(jīng)歷對于兩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難以釋懷的結(jié)。

王世襄先生直到晚年都不能提這個事，一提到就義憤填膺，直到晚年都過不去。但是朱先生說到這個事的時候卻是泰然自若。他說：“當(dāng)時房頭上和院墻上都站著兵，荷槍實彈，其實用得著嗎？”并說：“走的時候給我戴上手銬，我還來了一個《戰(zhàn)太平》中華云在采石磯被俘的亮相”。

這些描述不禁讓我我啞然失笑。他也不大愛提1952年那些事，但是提到時也就是一種很詼諧的態(tài)度。當(dāng)然，他心里也有痛苦，但表面上卻能一帶而過。

朱家有一優(yōu)良傳統(tǒng)，就是捐獻文物給國家，且捐贈數(shù)量之多和質(zhì)量之高，都令人驚訝。1953年，朱家溍秉承父親遺志，將家藏漢唐碑帖七百余種捐贈故宮博物院。

1976年，朱家溍將家藏明代紫檀、黃花梨木器和清代乾隆年間大型紫檀木器數(shù)十件，以及明代宣德爐等多種古器物無償捐獻承德避暑山莊。

同年，又將家藏古籍善本數(shù)萬冊全部捐贈中科院歷史研究所。1994年，朱家溍將26件珍貴書畫捐贈給浙江博物館，其中包括唐朱澄《觀瀑圖》、宋李成《歸牧圖》、南宋夏圭《秋山蕭寺圖》等珍貴畫作。

朱家收藏的明 紫檀四面平式浮雕螭紋畫桌

1969年與柳如是寫經(jīng)硯一起，捐贈于浙江博物館

1976年捐贈家具給承德避暑山莊，朱家溍說那“都是第一流的明朝清朝國寶級的東西”。當(dāng)時文革剛結(jié)束，朱家被抄的這些家具歸還了，可房子一時尚未歸還，家具沒地方放，只好都堆落在已變成街道工廠的院子里。許多進出口公司的人（朱家溍稱為“大二道販子”，家具到了他們手里，就會流失海外）對這些家具虎視眈眈，天天守在一旁，等著朱家被逼無奈的出售。于是，朱家溍決定捐贈，“我就把承德避暑山莊給約來了”（朱家溍語）。

然而，這些珍貴家具卻在運輸過程中再一次遭到“不公正待遇”，被司機野蠻裝卸，使許多家具成了缺胳膊少腿的“殘疾家具”。為此，王世襄先生寫過《蕭山朱氏捐贈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莊盜寶大案》一文，痛斥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行徑。朱家溍得知后，長嘆一聲：“沒想到捐贈竟送進了屠宰廠！”

朱傳榮回憶父親當(dāng)年對這些家具的悉心呵護，定期準(zhǔn)會用鬃刷在上面打蠟加以維護。她自己還是個幾歲孩子時，就清楚明白這些家具是不準(zhǔn)在上面放熱水杯子，不準(zhǔn)在上面玩兒玩具的。

自己的孩子碰一下都心疼，可想，得知它們被別人弄得傷痕累累時，朱老的痛心，或還應(yīng)該有憤怒。但是，除了王世襄撰文《蕭山朱氏捐贈明清家具之厄和承德避暑山莊盜寶大案》記述、聲討此事外，朱家對此從未發(fā)聲。

90年代時，這批被損的文物曾被運至故宮修復(fù)廠修復(fù)。故宮中的同事來問朱老，要不要去看看？當(dāng)時朱老說去，朱傳榮便也想同父親一起去。但是過了兩三天，朱老都沒有再提。朱傳榮問起，朱老說：“不看了，看了傷心。”

一直到又過了幾年，一次收藏黃花梨家具的葉承耀來北京，請朱老介紹他去避暑山莊看一看，朱老寫了介紹信，朱傳榮陪同前往才又得見了那批家具。

朱傳榮說，見到家具時確實吃了一驚，通常我們在對比文物珍品的照片與實物時，會覺得照片遠不能反映其風(fēng)采，但她看到的卻恰恰相反。

而后，她又補充說，這些家具失色還有另一個因素，即長期放置會失去其當(dāng)作家用時，人給予的滋潤它的過程。她講述時，話語間依然沒有追遣。

朱傳榮說這一點她和父親很像，遇到任何事都盡量不往傷心、生氣的地方去想，她的母親有個形容父親的話：“他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strong>是說，做人要有一個驕傲，得懂得對自己好。她覺得父親就是這樣的人，從不去自己為難自己，得釋然的時候，且能釋然。

朱家溍為我國文博事業(yè)和傳統(tǒng)文化保護所作的貢獻，絕不僅在其捐贈文物一事，然而其捐贈的慷慨和所捐贈文物的品級，都不失為其永遠為人稱道的一項義舉。

我所藏不必我所有，文物收藏是為了審美，而不是因為財富，從中誠然可以看出人生價值觀的大不同。朱家溍曾言：“古器物有聚有散，有散有聚?！邸且粯罚ⅰ艿闷渌?，亦是一樂?！?/strong>

朱家溍先生《別母亂箭》劇照

趙珩說他曾與朱老討論過對于收藏的看法，二人觀點一致，都認為收藏不過是個過程。“中國的社會變遷與更迭，歷來速于西方社會，一件收藏品伴隨收藏者的一生已屬不易，焉能子子孫孫永遠為一家一姓保存下去？我們常常看到許多前朝書畫之上鈐有‘子孫永保之’或‘子子孫孫永保之’的印章，其實當(dāng)我們展卷拜觀時早已不知流經(jīng)多少藏家之手?！?/span>

趙珩說，他家中也歷經(jīng)不少文物流轉(zhuǎn)變遷，但都為著一句“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而覺得全無所謂。

朱家溍似乎鮮少言及對捐贈文物的看法，而更多去描述事情的經(jīng)過，倒是他的女兒朱傳榮的一番話語，精彩地道出了朱家捐贈文物一事的深刻寓意：

朱家溍與家具的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就是他復(fù)原了太和殿里的皇帝寶座。這一事件，在他所作的《太和殿的寶座》（收錄于《故宮退食錄》）一文中有詳細記載。

1915年袁世凱稱帝，咋咋呼呼地進宮上殿，拆匾額、拆對聯(lián)，也拆家具，把太和殿須彌式寶座上的雕龍髹金龍椅，換成了一張中西合璧、不倫不類的高背大椅，椅背上嵌著他親自設(shè)計的帝國國徽。

后來由于國事動蕩，這張“袁氏大椅”就一直矗立在太和殿的寶座上。1959年，朱家溍幾經(jīng)周折，終于在故宮的一處庫房里找到了原來的那張已然殘破的龍椅。1964年9月，龍椅修復(fù)成功，又一次莊嚴地矗立在太和殿的正中間。

故宮太和殿寶座

朱家溍找到這件龍椅用了四年多時間，主持修復(fù)工作又用了將近三年。朱家溍說，太和太和殿里的皇帝寶座是故宮的中心，應(yīng)保持原狀的陳列，若是撒著謊，怎么對得起國內(nèi)外一天到晚那么多觀眾，讓人家看假貨，這個是我們干博物館的人的恥辱。

沒有用家中的藏品換座大宅，朱老的晚年就一直在30平方米大的平房里安居。趙珩回憶，每次去朱老家里時，二人總會左右分坐在外屋僅有的兩張粗木扶手椅上，中間是個茶幾，對面的方桌上總是堆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一直到90年代中，朱老家里擺的還是一臺12英寸的小電視機。每逢冬季，屋子就要生上蜂窩煤爐子。里間是朱老的臥室兼書房。

那個年代，這樣的生活條件顯得有些簡陋，那也正是很多人開始通過各種途徑去掙些外快的時候，可朱老從不動心。王健華清楚記得，那時候常有人想請朱老題字，或請他去參加各類開幕式，這樣的事情，對方都會備個紅包。

有一次，一個搞戲曲的人想邀請朱老參加會議，讓她牽線搭橋。朱老看過會議資料后說：“你以后別給我攬這種事兒，我心里有數(shù)兒，這種錢我不要。”說罷拉開抽屜，里面有幾個裝錢的信封，王健華見那都是少得可憐的稿費。朱老說：“這是我應(yīng)得的東西，其他的都不應(yīng)得。”

什么錢掙什么錢不掙，朱老心里是個明鏡，什么錢花什么錢不花，他也毫不含糊。王連起說，90年代中，朱老時常和他們一起去轉(zhuǎn)轉(zhuǎn)盆景，偶爾也會出手買回來。通常他們看上一個盆景時都會去跟人砍砍價，朱老往往會在旁邊小聲說：“別砍了，多好看??！這可不容易！能培養(yǎng)出來這是第一不容易，大老遠地運過來在這兒風(fēng)餐露宿地賣，北方又涼，這是第二不容易。”真要是中意，他肯定毫不還價地買下來。

這樣的生活必需品顯然還有朱老自家小院中的花植繁盛，在不大的空間里，他還建構(gòu)出“院中八景”：兩棵太平花被他稱作是“太平雙瑞”，花下狗尿苔是“玉芝呈祥”，葫蘆藤架為“壺中天地”，兩株老丁香是“香雪春風(fēng)”，紫色牽牛花在甬道兩側(cè)“紫云繞徑”，墻角向日葵為“映日金輪”，窗外槐樹早就“槐窗月色”，房后的杏樹叫“紅杏朝暉”。

朱家溍先生攝影作品

還有更絕的，朱老的大女兒朱傳移說，家中地方小，衣服沒地方掛，就在屋里牽上一根鐵絲，毛巾、衣服就都綴在上面，朱老管這叫“天垂云幔”。

朱傳榮說，大可不必把這些看作她父親的苦中作樂，那樣只能是我們自顧自地給老人說的玩笑話附加了太多情緒。

再說朱老自取的齋號“蝸居”，除了說出“小”以外，還另有解讀。朱傳榮說，父親蘊意的是蝸牛之脆弱：它在花盆底下潮濕的地方，你也許無心去害死一只蝸牛，但是搬了一下花盆，它就粉身碎骨了。由此可見，個人和天地之間的變化相比，命運真的不是自己能掌握的。

朱老此蘊意雖然傷感卻并非自棄，他最善用有限的“可以掌握”去對抗無限的“不能掌握”。就比如在“三反”運動開始后，1952年7月，朱老和王世襄等被關(guān)入看守所，一年又10個月。同房間的是一位人民大學(xué)的俄文老師，朱老便要求向他學(xué)習(xí)俄語，對方同意后，朱老立即寫信讓家里給他買了兩本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發(fā)行的廣播俄語課本上下兩冊，認真地學(xué)了起來。雖不能掌握出行的自由，他卻在極為有限的空間里給了自己獲知的自由。

朱老面對抄家時的姿態(tài)也可作一佐證：有一天朱老從故宮下班，正趕上一次小規(guī)模抄家，到晚上21點，才能考慮吃晚飯。夫人下午本來要出去買菜，但還未來得及，抄家的人就上門了，晚上一家人只好用蔥花炒一鍋窩頭，就些咸菜湊合一頓。

朱老不僅沒有因抄家而傷了胃口，還連吃兩碗，又喝了兩杯酒，很快就睡熟了。朱傳榮說，父親當(dāng)時定是在想：“睡不著又怎樣？既然不能左右我人生的大命運，至少還要能左右自己是睡得著還是睡不著?！?/span>

趙珩也回憶起一則，大概2001年左右，朱老被檢查出患有肺癌。知道他的病情后，趙珩心情沉重，再去朱家時就不抽煙了。朱老問他，“你怎么，戒啦？”趙珩支吾：“沒有，您現(xiàn)在不是呼吸道有點兒問題么，我就不抽了?！?/span>

朱老忙說：“沒事兒，沒事兒！”轉(zhuǎn)身就回屋拿出一盒大中華，讓趙珩抽，他自己也抽。抽完后朱老左顧右盼，偷偷問他：“令尊是不是肺癌（去世的）？”“是。”“令尊到最后疼不疼??？”如實答說：“不疼?！敝炖下牶?，很是釋然。

2003年，朱老去世。

中國的老先生們，尤其是研究“傳統(tǒng)文化”的老先生，其身上往往都有一種后人乃至于其生活中的“外人”們之所難以測量的深刻和雅量，這是中國文化所沾溉和磨練出來的人格之深，滋味悠長。先生自己把他的心供得高高的，我們不應(yīng)忘記這一位家具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