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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琳儀在《聽簋小箋》中考證商代青銅器聽簋的銘文'就邐'可讀作'就列'，而何氏指出此處商代金文就邐與周代金文即位(即立)為宗廟儀禮中性質(zhì)相同的專用術(shù)語。

'即立'在周代青銅器銘文中是一個常見的詞匯。如元年師兌簋銘文中有'惟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各康廟，即立。'又如諫簋銘文中有'惟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師錄宮。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馬共右諫入門立中廷。' 根據(jù)劉雨《近出殷周金文綜述》等資料輯錄的西周青銅器金文出現(xiàn)'即立'的情況，可明顯看出西周金文'即立'有一定的格式。 最典型的是四十二年逑鼎的銘文，相關(guān)部分為:'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宮。旦，王各大室，即立'。本句可分為若干部分，第一部分是時間，本句中為'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有紀年有紀月有月相有紀日。第二部分是'王'在某宮廟，本句為'王在周康穆宮'。第三部分是王'格'大室而即立，'格'字有的學(xué)者釋讀為'各'字，《爾雅》'格，至也'。本器金文第三部分為'旦王各大室即立'。用現(xiàn)代漢語說這個'即立'的格式的話，就是某年月日，周王在某宮廟，清晨周王來到大室，即立。在'即立'之后，金文就會記錄在場的王臣以及周王的冊命或賞賜等。前述二十余篇出現(xiàn)'即立'的金文，都嚴格地遵守這個格式。值得注意的是，這二十余個'即位'格式句的第一部分時間的紀年，有'元年'有'十又一年' 有'卅年(三十年)'有'卌又二年(四十二年)'等，可見當(dāng)時的'即立'并不一定在紀年元年。

總結(jié)上一段，西周金文的'即立'，是周王就其位的意思，這是在周王行使天子權(quán)力的儀式性行為，并未有后世的初登君主之位的意思。

關(guān)于諸侯的'即位'，楊伯峻指出，先秦古籍中的'即位'一詞，原來皆寫作'即立'。據(jù)錢大昕考證，《春秋》和《春秋左氏傳》的通行本'即立'都改作'即位'是魏晉經(jīng)學(xué)家所為。

《春秋》這部編年史記載了從魯隱公到魯哀公十二位魯侯在位時代的大事。《春秋》在這十二位魯侯中的七位的元年記載了'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一次記載魯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而在魯隱公、魯莊公、魯閔公以及魯僖公四公的元年，《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即位'。而在前述這八次'公即位'之外，《春秋》再沒有'即位'一詞的出現(xiàn)。對《春秋》的書'公即位'現(xiàn)象自古以來有很多討論。根據(jù)上述特點，杜預(yù)認為《春秋》的'公即位'是記錄新君的即位之儀式，孔穎達等人贊成此說。杜預(yù)和孔穎達以此觀點解釋四公缺書即位的原因?！蹲髠鳌方忉岕旊[公缺書即位是'攝也'，杜預(yù)認為其'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魯莊公缺書即位，《左傳》解釋為'文姜出故也'，杜預(yù)認為魯莊公因此不行即位之禮。魯閔公缺書即位，《左傳》解釋為'亂故也'，杜預(yù)分析為'國亂不得成禮'。魯僖公缺書即位，《左傳》解釋'公出故也'，杜預(yù)認為'即位之禮有闕'。

有必要討論《春秋》書'即位'的含義，初步分析可得出以下特征。第一，《春秋》的八次'公即位'記載，時間七次在'元年春王正月'，也就是魯國新君紀年的第一年春天一月。例外是《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上一年去世的魯昭公)之喪至自干侯。戊辰，公(魯定公)即位。'魯定公的六月即位是一次特殊情況?？梢钥闯?公即位'與新君紀年有一種密切的關(guān)系，即新君紀年的開始與'公即位'在時間上是同時的。第二，《春秋》缺書'公即位'的四位魯侯，《春秋》的紀年以其紀年。例如魯隱公的即位缺書，但《春秋經(jīng)》在其在位時期仍以'隱公某年'的方式紀年。第三，《春秋》記載的新君'即位'時間不是確立新君或新君實際開始執(zhí)政的時間。舊君薨逝，新君確定，并在當(dāng)年實際執(zhí)政。但要到翌年也就是以新君紀年的第一年正月'即位'。第四，《春秋》書魯侯的'即位'，不受舊君是否安葬的限制。例如魯僖公于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逝世。半個多月過后新年正月，魯文公'即位'，當(dāng)年紀年為文公元年。文公元年四月，魯僖公葬禮。

《春秋左氏傳》的編纂成書較晚，而《春秋》所據(jù)的魯史原文年代較早，因此即位在《左傳》中的用法不是指新君在新年的改元即位，而新君在舊君去世后被確立新君身份的程序稱為'即位'。例如《春秋·隱公四年》記載'冬十有二月，衛(wèi)人立晉'。當(dāng)年衛(wèi)國公子州吁弒衛(wèi)桓公，自立為君，衛(wèi)人殺州吁。在此次動亂后，衛(wèi)國人立公子晉為君。同樣的事件左傳記載為'冬十有二月宣公(公子晉)即位'。此'即位'的意思就是新君執(zhí)政，而非即位改元之禮。孔穎達顯然認為《左傳》此處即位仍可以即位改元之禮來解釋，孔穎達說'賊討乃立，自繼前君，故不待逾年(即位)也。'這個解釋是錯誤的，衛(wèi)宣公繼承衛(wèi)桓公，然而衛(wèi)桓公是當(dāng)年被弒，當(dāng)年是衛(wèi)桓公十六年，衛(wèi)宣公依禮不能在當(dāng)年行即位改元之禮。類似的例子很多，如《左傳·文公十四年》記載'夏五月，(齊)昭公卒，(其太子)舍即位。'又如《春秋·莊公六年》記載'夏，六月，衛(wèi)侯朔入于衛(wèi)。'出奔數(shù)年的衛(wèi)惠公再入衛(wèi)國執(zhí)政。同年《左傳》記載'夏，衛(wèi)侯入，放公子黔牟(衛(wèi)惠公于魯桓公十六年出奔后，被確立的衛(wèi)侯黔牟)于周，放寧跪于秦，殺左公子泄、右公子職，乃即位。'此處的'即位'只能理解為重新行國君之政治，與即位改元之禮無關(guān)?！蹲髠鳌愤@類'某即位'的用法可與'某立'的意思等同，如前所述'位'的古字就寫作'立'。如《左傳·桓公十二年》 :'秋九月丁亥，(鄭)昭公奔衛(wèi)。已亥，厲公立。'又如《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左傳》這類的'某即位'或'某立'可以說是'不可一日無君'意義上的新君確立，與《春秋》所記載的即位改元之禮不同。

又見《春秋·定公元年》記載:'夏，六月，癸亥，公(去年去世的魯昭公)之喪至自干侯。戊辰，公(魯定公)即位。'此例是《春秋》記載魯國新君即位在時間上的一個特例，《春秋經(jīng)》記載的其他七次魯君即位時間都在舊君去世的下一年的正月。關(guān)于這次特例，杜預(yù)和孔穎達引《禮記·王制》指出此處記載的'公即位'與舊君喪禮中的'殯'有關(guān)?！抖Y記·王制》載:'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杜預(yù)和孔穎達因此認為定公于殯迄而即位。楊伯峻更指出殯迄即位是西周以來的古禮，《尚書·顧命》記載的周成王死到周康王即位，除去死日當(dāng)天，正是七日。而從昭公之喪至魯?shù)紧敹ü?即位'有六日，除去喪至的當(dāng)日，正有五日。魯昭公已經(jīng)于去年去世，但于新年改元之時，魯昭公之喪尚不在國都，即位改元之禮無法完備。因此新年正月改元之時《春秋》不書即位。而魯昭公之喪至，國君身份繼承程序的禮節(jié)得以齊備，因此《春秋》記載了這次殯迄即位。

《春秋》記載的魯君即位只魯定公一次不是在正月，而《左傳》對'即位'這個詞的用法，在時間上和改元已經(jīng)無關(guān)，應(yīng)該都是指類似上例魯定公那樣的五日殯迄即位?！洞呵铩放c《左傳》在'即位'這詞的不同用法最明顯的例子是在《春秋·隱公四年》的記載'冬，十有二月，衛(wèi)人立晉。'而《左傳》對相同事件的記載為'冬，十二月，(衛(wèi))宣公(即公子晉)即位。'《春秋》書'立晉'，表示新君確立的人選是公子晉，不是記載一個繼承程序。而《左傳》的記載直接書'宣公即位'，'即位'在此是復(fù)述經(jīng)文的記載，看不出有繼續(xù)特定程序的意思。又見《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左傳》這些記載都沒明確的記日，不能確定為記錄殯迄而即位的儀式。如果認定這些即位記載就是確立新君人選的意思，那是可以說得通的?！蹲髠鳌の墓哪辍?'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左傳》解釋在七月齊國公子商人(即齊懿公)弒君自立之后，九月齊人終于定其國君之位。齊國來告舊君去世新君即位的使節(jié)九月到達魯國，因此《春秋》書'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可見確立新君人選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性程序，齊懿公在被國人確立為君之后，其國君權(quán)力才能正常行使，因此通告諸侯的使節(jié)才能出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