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趙允芳

本文選自

《語之可01：可惜風流總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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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年，宋神宗熙寧三年。大年初一這天，帝國的副宰相王安石帶著酒后的醉意和身處權(quán)力巔峰的快意，提筆寫下了著名的《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家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這首詩的作者，并非詩人王安石，而是身為政治家、改革家的王安石。

《元日》，并不是對冬去春來季節(jié)更替的空洞抒發(fā)。這首詩寫于熙寧變法之初，因此，“新桃換舊符”，完全可以視為王安石的改革總動員，是他為改變帝國積貧積弱而親手描繪的一幅政治美景。

剛剛過去的這一年，因為王安石初行變法顯得頗不平凡，亦不平靜。為了“富國”和“強兵”之夢，他被血氣方剛的神宗任命為參知政事，位同副相。不久，便以千鈞之力頒行了均輸法、青苗法、農(nóng)田水利法……這些，才只是一個開始。

之后，他還將推出一系列大法、新法——

保甲、市易、保馬、方田均稅法……

他又大刀闊斧地改革科舉制度，提舉經(jīng)義局，以經(jīng)義取士，一改隋唐以來確立的詩賦取士制度。他是要為國家培養(yǎng)能夠經(jīng)世致用的實用型干才，而非僅僅出產(chǎn)滿腹詩書卻兩耳不聞窗外事不懂柴米油鹽醋的清高才子。

一切，都變得令人目不暇接。

▲  宋神宗像

朝野上下，為之一震，各種表情、心態(tài)、情緒復(fù)雜交織。有嘩然驚愕的，有興奮忐忑的，有抗議的，有贊同的，有哭的，有笑的，真可謂眾聲喧嘩。這種情形倒是一改趙宋立國以來的百年沉寂和暮氣，也多少激活了人們有些遲鈍麻木的神經(jīng)。而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這首《元日》很快在全國范圍內(nèi)流傳開來。因其節(jié)奏輕快，意氣豪邁，既富有生活氣息，又具有哲理意蘊，就連鄉(xiāng)下的黃口小兒都能倒背如流?？梢韵胍姡鯇幠觊g的朝野內(nèi)外、商鋪田間，都在隨著“新桃換舊符”的詩意節(jié)拍，明里暗里發(fā)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事實上，隨著各項大法的實施，此時的舉國上下，已經(jīng)沸聲一片。

對窗外各種嘈雜的聲音，王安石卻一概不聞不問。做大事的人，往往如此。他們都有著非同尋常的倔強和毅力。所有的一切，大概也都在他的意料和掌控之中。此時的他，正躊躇滿志，帶領(lǐng)著一幫人日夜規(guī)劃著帝國的藍圖。冗官、冗兵、冗費的現(xiàn)象，在當時已成為導致國家貧弱衰敗的痼疾。好比一棵被從內(nèi)部掏空的大樹，實則已扛不住一點外來的風雨，所以王安石毫不避諱地告訴神宗皇帝：“百年無事，亦天助也?！贝笏危强績e幸才延續(xù)到了今天啊！而“三冗”所費巨資，已成壓在民間百姓身上的三座大山。變法勢在必行！他相信，隨著新法的全面實施和步步深化，已安然享國百年的大宋，將重新煥發(fā)活力，并以中原巨人的身姿屹立不倒。

只可惜，“法非良法、吏非其人”。很多好的改革思路，在執(zhí)行的過程中嚴重扭曲、變形，反倒成了地方官吏魚肉百姓中飽私囊的工具。正如大臣范鎮(zhèn)在給神宗的奏章中所說：“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shù)?！鄙嫌姓呦掠袑Σ撸瑲v來是中國古代官場的傳統(tǒng)。而權(quán)力對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也大多只能導致二者在更深更廣領(lǐng)域的勾結(jié)。

歷史的發(fā)展、走向，從來都不是哪一個人所能左右，而往往是各方力量互相牽制、制衡的結(jié)果。

變法，很快導致變臉。

《宋史》評說王安石——

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

的確，他的脾氣越來越大，性格越來越執(zhí)拗，以致昔日的朋友與之在政治上越行越遠，甚至徹底決裂。親人手足，也一個個離他而去。而那些經(jīng)他親手拔擢、重用的一班變法干將，也相互傾軋，趁機奪權(quán)，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變法初衷。

王安石晚年孤獨。在金陵半山園，他以《千秋歲引》，寫眼前“秋景”——

別館寒砧，孤城畫角，一派秋聲入寥廓。東歸燕從海上去，南來雁向沙頭落。楚臺風，庾樓月，宛如昨。無奈被些名利縛，無奈被它情擔閣。可惜風流總閑卻！當初漫留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約。夢闌時，酒醒后，思量著。

自然界的風花雪月，一切都美好如昨，沒什么變化，變的是自己的心境。人生短短數(shù)十載，冬去春來，他本可以閑坐窗前，著書立說，在詩酒風流中，坐觀云起，任花開落。但他終于沒能抵擋住世俗功名利祿的誘惑，以致和自己所向往的另外一種人生境界疏離久遠，枉自錯過了多少個美好的秋景春色。

在詞的下闋，他用了兩個“無奈”，一個“可惜”。

可惜風流總閑卻。

這是一個曾經(jīng)改變了國家命運也扭轉(zhuǎn)了歷史走向的大政治家，在烈士暮年發(fā)出的一聲嘆息。

1

專心等待屬于自己的時代

變法之前，王安石默默地積累學問，積攢人脈、聲名，并漸得朝堂內(nèi)外的信賴褒獎。宋人馬永卿《元城語錄》有載：“當時天下輿論，以金陵王安石不作執(zhí)政為屈?！?/p>

在一個人治的社會中，老百姓總是習慣于將命運寄望于幾個能臣、好官。

可他偏偏不出來。

《宋史》說他：“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p>

好官和好東西是一樣的，人們越得不到就越想得到。無論仁宗朝、英宗朝，他都多次拒絕了朝廷的任命。這使他聲名鵲起。關(guān)鍵是他拒絕的態(tài)度和方式有意思。據(jù)說，仁宗朝時，曾任命王安石同修起居注。這差事并不顯赫，但能夠近距離地了解皇帝的一言一行，也算得上是一種特殊的恩寵和信賴了。王安石卻不屑一顧，“辭之累日”。朝廷一開始以為他是自謙，后來發(fā)現(xiàn)他是看不上，自然不滿，竟跟這個倔牛較上了勁，看誰犟得過誰。史書對這件事記載頗為翔實——

閣門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朝廷一再遣人，將敕書送到王安石府上，人家卻四處找不見他。原來，他一聽到門口有動靜，立即一溜煙跑到廁所躲起來，蹲在里頭不吭聲?？膳芡人臀臅拈w門小吏得向上交差啊，怎么辦？左等右等不來，人家干脆將文書往王府的桌上一丟，扭頭便走。王安石這下急了，匆忙從廁所跑出來，一把扯住公差，把文書硬是塞還給他。如此，推辭了竟有八九回之多。不過，這場曠日持久的較量，最后還是以王安石“屈從”告終。

王安石此事，倒也未必是學古代隱士的欲擒故縱、待價而沽。他是出于對自己價值的清醒判斷。他清高自重，根本瞧不上這份整日圍著皇帝記載吃喝拉撒的富貴閑差。人生苦短，他知道自己應(yīng)該把精力放在哪兒。

在這期間，他寫過一首詩，以松自喻，字里行間，足見其自信與自負：

廊廟乏材應(yīng)見取，世無良匠勿相侵。

一棵好松長成，倘若沒遇見一位良匠，還不如不去采伐它?？蓮幕噬蠈λ穆毼话才派峡?，仁宗顯然并非王安石心目中的“良匠”。既如此，他寧愿在家待著做學問，也不愿胡亂浪費光陰才華。

他是要等。等待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時代。

▲  王安石像

仁宗仁慈厚道?？伤讶焕线~，早沒了年輕人的血性。在他的統(tǒng)轄之下，整個國家也和一位老人一樣，保守無趣，暮氣沉沉。之后繼位的英宗，又身體病弱，整日纏綿床榻，也非王安石所期待的英君明主。

但不做官不等于不關(guān)心國事。閑居江寧，反倒使他有了大把的時間去讀史和思考，他沉下性子，在古代典籍中尋找靈感，尋求治國良方。

倒是他的朋友們，個個都有些沉不住氣了。

2

王安石的朋友圈

在王安石還不為人所知時，當時已有韓（億）、呂（夷簡）二族名滿天下，堪稱北宋兩大政治巨室——

韓家：韓億的岳父王旦為真宗朝的宰相，本人則官至參知政事，處事很有決斷，在政治上頗具影響力。韓億第三個兒子韓絳也官至宰相。

呂家：宰相世家，世所罕有?！端问贰ち袀鳌酚性疲骸皡问细鼒?zhí)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呂蒙正、呂夷簡、呂公著，三代人皆為賢相。其中，呂夷簡主持中書省二十年，是宋開國以來執(zhí)政時間最長的宰輔。有一件事頗能說明呂夷簡在北宋政壇的影響和地位：有一次，他抱病臥床多日，宋仁宗竟剪下自己的一縷胡須送給呂夷簡，說他打聽到一個胡須療疾的偏方，希望能助愛卿早日康復(fù)。

王安石深知人脈關(guān)系的重要性，他想辦法和韓、呂兩大家族的高干子弟韓絳、韓維兄弟（韓億之子）以及呂公著（呂夷簡之子）建立起了深交。酒香也怕巷子深，王安石在這方面倒是坦然。他時常跟好友談起自己的抱負，韓、呂兄弟都很佩服王安石的才華，一有機會便向人舉薦他。

先說說韓維對王安石的影響。

神宗趙頊還沒繼位時，為潁王。韓維在潁王府邸任記室一職。他談?wù)摃r政經(jīng)常得到潁王的夸獎，可他每每擺手表示：“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边@句話，像極了民國時期文人常掛在嘴上的那句——“我的朋友胡適之”……

幾次三番，韓維皆是如此，王安石便給神宗留下了深刻印象。等他剛一繼位，便迫不及待地要見王安石，并委派他一個知江寧府的重任。僅隔數(shù)月，又火速提拔他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陪侍左右。可以說，是韓維韓絳兄弟以及呂公著等好友將王安石直接引薦給了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者，為其鋪墊了走向權(quán)力巔峰的基石。

但韓維、呂公著后來在變法一事上，因與王安石“議論不合”，好友反目，甚至遭到了貶黜出京的命運。尤其是韓維，當年曾經(jīng)張口閉口“我的朋友王安石”，但隨著王安石成為政治核心，二人終因變法分道揚鑣。

在韓維擔任開封知府期間，開封的老百姓對新法怨聲載道，為逃避保甲法，甚至發(fā)生了有人切掉手指或砍斷手腕的慘劇。韓維如實向神宗進行了反映。王安石卻很不以為然，淡然表示，自己并沒有聽說過此事。但即便是有，也不足為怪。在他看來，那些截指斷腕者，只不過是自己愚蠢，因而容易受到別人的煽動罷了。他說，小老百姓即便是對祁寒暑雨這樣的小事也都會怨天尤人的，更何況變法？因此不必顧恤他們的態(tài)度。這話聽得就連神宗都有些膽戰(zhàn)心驚，反問他：難道連老百姓怨嗟的權(quán)利都要剝奪嗎？百姓的意見也不能不畏懼?。】上?，宰相太過強勢，神宗就連這類辯駁都顯得蒼白無力。

王安石的專斷，使神宗越來越不安，他打算起用韓維做御史中丞，負責糾察百官，實際是想對王安石集團有所牽制。王安石聽說后，大為不滿。史載：

憾曩言，指（維）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

也就是說，他深深忌恨韓維先前告的自己那一狀，因此極力阻撓神宗的這次任命。他指責韓維喜歡附和流俗，任用這樣的人，只會壞了皇上的大事。這場風波，后以韓維主動請辭而告終。

再說說王安石與呂公著關(guān)系的變遷。

呂公著后來選擇了與司馬光共進退，而與王安石堅決分道揚鑣，二者形成頗有意味的參照。

史書上對呂公著其人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jié)描寫，說他暑熱不揮扇、寒冷不烤火。這大概最能說明一個人的處變不驚、自適堅守。

公著性情淡泊，簡靜自重。他與人交往，至誠至善，遇到真正的人才，一定千方百計為之延譽，力求聞達于皇上，使之得到重用。他學問精粹，曾為帝師，經(jīng)常給皇帝上《論語》課。神宗夸贊他是真正名副其實的人才。歐陽修出使契丹，契丹國主問他，大宋當今誰為品學兼優(yōu)之士，歐陽修首推呂公著。公著談書論道，能一下抓住要害，司馬光對他這一點極為欽佩——“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為煩?！泵看温犃藚喂难葜v，他都自愧不如，覺得自己啰里啰唆而不能得其精要。但更重要的是，呂公著能在自己仕途得意之時，卻不顧惜一己的榮光，堅持與朋友共進退。

司馬光曾經(jīng)因為論事得罪，被皇帝罷免了御史中丞的職務(wù)。呂公著認為處置不公，他堅辭不就皇帝對自己的更高任命，以此表示對朋友的支持。但他辭職并非裝裝樣子，而是一辭再辭，直到自己的職務(wù)終于被解除乃止。

呂公著學問好，為人卻并不迂闊，尤其看人極為精準老辣。王安石提攜重用呂惠卿襄助變法事宜，呂公著卻上書神宗：“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庇终f彼呂“獐頭鼠目，必是奸邪，將來反對王安石必是此人”。后來，果然被他一語中的。但他當時卻因此番言論，大大開罪王安石，被貶去了潁州。

但在仁宗、英宗時代，王安石默默無聞之時，呂公著識才重器，與王安石頗為交好，而王安石也以兄長事之。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梢哉f，當時的王安石，只佩服呂公著一人。王安石曾對很多人表示：“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睂覍肄o官不做的王安石，竟然因為呂公著做了宰相，自己也終于愿意出山了。他認為自己所提的變法主張，也一定會得到呂公著的支持。但這次他錯了。呂公著對于新法的反對程度，甚至超過了司馬光。他數(shù)次上書，列舉王安石新法過失，“以故交情不終”。

王安石的很多好友，都對他經(jīng)歷了寄望、失望而后抗爭、絕望的過程，最后只得退避三舍，眼不見為凈。正如后來朱熹所說：“是時想見其意好，后來盡背初意，所以諸賢盡不從?！鄙踔吝B條例司內(nèi)被王安石提攜重用的七八人，也都出于對變法“事悉乖戾”的認知，而紛紛“懇辭勇退”。

3

歐陽修與王安石，師友成陌路

王安石與歐陽修的關(guān)系也堪可玩味。

一開始，歐陽修曾多次舉薦過王安石，可謂識者?！端问贰酚性疲骸霸枺醢彩K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修即游其聲譽，謂必顯于世?！蓖醢彩^目不忘，動筆如飛，好友曾鞏把他的文章送給歐陽修看，“修為之延譽”，四處向人稱贊他“德行文學，為眾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又特別地夸贊他的文采：“小王天下第一，堪比李白韓愈。”

但對于這樣一位真心待他的長輩和提攜者，兩人后來關(guān)系竟也勢若冰炭。歐陽修脾氣直，在地方上為官，在自己轄區(qū)公然抵制變法，拒不執(zhí)行青苗法。不僅如此，他還直接給神宗上疏，請求從根上拔除害人的“青苗”。但他以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力挽狂瀾。上疏無望后，他主動提出了退休。當時歐陽修還不算太老，且又是文壇領(lǐng)袖，德高望重，很多人挽留歐陽修。王安石卻耿耿于懷，放出狠話，給了歐陽修最重要的一擊——

善附流俗，以韓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何用？

▲  歐陽修《灼艾帖》

師友轉(zhuǎn)眼成陌路。

而這話說得太狠、太絕，把歐陽修傷得不輕，致仕僅僅一年多，就郁郁去世了。

此時的王安石高居相位，獨攬大權(quán)，炙手可熱，連皇帝都讓著他三分。他宛如秋風掃落葉般，清除著一切變法途中的障礙。得知歐陽公去世的消息，他竟忙里偷閑，高高在上而又避重就輕地寫了一篇《祭歐陽文忠公文》，贊美歐陽修“器質(zhì)之深厚、智識之高遠”，其詩詞文章則“浩如江河之停蓄”“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總之，用了一大堆華麗的排比和比喻，來夸贊一代道德文章大家的風采。對歐陽修四十年的政治履歷和功績，卻反而輕描淡寫，只輕飄飄贊他一生雖仕途困躓，但“果敢之氣，剛正之節(jié)，至晚而不衰”。自己“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fù)見而其誰與歸”！

王安石此文，通篇溢美，夠華麗，也夠空洞。因為你就是找不到一點點他對這位昔日師友的感激、感動和感傷。而他才剛在一年多前咬牙切齒說的那句——“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人們還都音猶在耳。因此，對他的這篇悼文，怎么看都覺得不是滋味。

尤其是末尾那句：“念公之不可復(fù)見而其誰與歸？”與歐陽文忠在《醉翁亭記》最后的那句空谷絕響——“微斯人，吾誰與歸？”兩者無論情懷、心胸、境界，都似有著天壤之別。

4

王安石走了，司馬光來了

據(jù)《宋人軼事匯編》——

王荊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仁宗時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日多會于僧坊，往往談終日，他人罕得預(yù)，時目為嘉祐四友。

無論文壇還是政壇，司馬光與王安石都屬于北宋歷史上的重量級人物。如果不是后來的變法之爭，二人也很可能是一輩子的摯友。

司馬光本來極是欣賞王安石。在他后來的一封《與王介甫書》中，曾有過這樣一句極為熱切的評價：“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立可致，生民咸被其澤?！彼抉R光對小自己兩歲的王安石可謂推崇備至。在王安石初行新法遭到眾人圍攻、彈劾時，司馬光還極力替他開脫。御史中丞呂誨曾懷揣彈劾奏章，一口氣羅列出王安石的十大罪狀，指責他：“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陰賊害物……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司馬光看了之后，對其激烈百思不得其解，認為此論著實冤枉了王安石。但隨著新法弊端日顯，尤其是眼見得青苗法導致民怨沸騰、民不聊生，他漸漸改變了主張，主動站到了變法派的對立面，也成了新法的反對者。他給王安石寫信，以昔日摯友的身份，委婉批評他——

介甫固大賢，其失在于用心太厚，自信太過。

盡變更祖宗之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

司馬光越來越發(fā)現(xiàn)，這場變法的本質(zhì)，實則是讓天下所有人都“興利以聚”。而張口閉口談錢，卻是圣賢眼中的“鄙事”，屬于“淺丈夫之謀”。

司馬光見給王安石寫信無果，又轉(zhuǎn)而上疏皇帝，請求來個釜底抽薪，干脆罷除變法的核心機構(gòu)——制置條例司，廢除青苗法。他說自己所擔憂的，還不是變法所導致的今日之亂象——

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春算秋計，展轉(zhuǎn)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fù)存者矣。

想象一下王安石看到這句話時的表情！

摯友至此交惡。

身處輿論旋渦的宋神宗身心俱疲，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強勢和聽不得別人異議的固執(zhí)，都使他這個天子寢食難安。有一天，散朝后，他單獨把司馬光留了下來，暗地里向他訴苦：“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彼麑ψ兎▽е碌娜诵谋畴x感到憂心忡忡。司馬光坦率表示：的確如此?；蛟S感懷于君臣之間這種難得的真誠氛圍，他忍不住多了一句嘴——

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這話實在尖刻、難聽！

他是要警告皇帝不能只做三個人的皇帝。弦外之音：可不要做天下獨夫??！

此番談話后，神宗下決心重用司馬光，平衡輿論，彌補過失。

▲  司馬光

但這事瞞不過王安石。他跑到皇帝面前，猛烈攻訐司馬光這位昔日好友——

外托劘上之名，內(nèi)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

而皇帝倘若堅持重用司馬光，則無異于“與異論者立赤幟也”。

一句話：一山不容二虎。有他沒我，有我沒他。

神宗無奈作罷。

這事的結(jié)果是司馬光請求外放，去了洛陽，專心著述。

史書對這一時期的王安石是這么說的：

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zhèn)，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

王安石手中的權(quán)力越來越大，內(nèi)心卻越來越孤獨。

朋友一個個離他而去。

唯一的兒子暴卒。

兩個弟弟王安國、王安禮，也對變法引發(fā)的民間遽變感到憂慮，與兄長漸生嫌隙，日益疏離。

而表面貼他最緊的呂惠卿，卻陽奉陰違，瞅準時機在他背后狠狠捅了一刀，踩著王安石的肉身攀登上了相位……

此時的神宗終于心力交瘁，不久便撒手人寰。新皇帝哲宗年幼，由神宗的母親，即宣仁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她早就對新法痛恨不已，因此，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全面恢復(fù)祖宗之法。

司馬光從洛陽進京的當日，京城的老百姓傾巢出動，夾道歡迎，道路擁堵到了連司馬光的車馬都行走不動的地步。很多人為了一睹司馬真容，把屋頂都踩塌了。真可謂盛況空前！

老百姓不斷大聲歡呼：

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把他奉若天子和人民的大救星！這才剛進城呢，就生怕他再次掉頭回洛陽。

王安石把司馬光趕到了洛陽。洛陽15年，卻真正滋養(yǎng)了司馬光。

在那段時間，司馬光精讀了中國一千多年歷史，成就了300萬字的《資治通鑒》，展示了過硬的史家功底和政治氣魄。而“鑒前世之興衰”，是為了“考當今之得失”，他也由此被人們賦予了治史者必能治世的理想主義色彩，天下人無不視之為“真宰相”。據(jù)《宋史》記載：“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p>

司馬光字君實，民間也把他視為實實在在的君子。

宋人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也有：“司馬文正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

蘇東坡在《獨樂園》里詩載其事：

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

一句話，司馬君實成了眾望所歸。王安石則被棄如敝屣。

司馬光主政后，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罷保甲團教、廢市易法等，新法被逐一廢除，變法派也遭到了清算。

后來的史家大多認為，北宋末期的新舊黨爭，其禍端正在于王安石與司馬光的變守之爭。圍繞著祖宗之法的變與不變，人心一分為二，大小官員都被卷入這場旋渦中，仕途的得意、失意，皆與之息息相關(guān)。尤其是后來新黨、舊黨輪番執(zhí)政，一方上臺必對另一方大加責罰與迫害，新、舊兩黨都付出了慘重代價。人心惶惶，內(nèi)耗嚴重，加劇了北宋內(nèi)政的衰敗，給虎視眈眈的外敵留下可乘之機，最終導致歷史上最為慘烈的靖康之恥。

但把所有的后果都歸結(jié)到二人身上，顯然有失公允。王安石雖在執(zhí)政時期說過一些狠話，但二人之爭，總體上還是屬于執(zhí)政理念之爭，并非私人恩怨。正如司馬光所說：“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蓖醢彩舱J為，他與司馬光“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shù)多異故也”。二人旨歸，卻是高度一致的，都在于“輔世養(yǎng)民”。北宋末期內(nèi)政外交上的亂象，和二人之爭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

二人甚至在性情、學問、做人等方面多有相似。如王安石是出了名的犟脾氣，時人戲稱“拗相公”。而司馬光也因其缺乏變通、固執(zhí)己見，被蘇東坡背地里呼為“司馬?！?；二人詩詞學問都很了得，一個位列唐宋八大家，一個主持編纂了中國第一部編年通史；二人也都一生潔身自好，不貪圖物質(zhì)享受。據(jù)《邵氏見聞錄》：“荊公（王安石）、溫公（司馬光）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北彼问看蠓蛐罴思{妾成風，生活奢靡講究，兩人卻都是堅決不納妾的少數(shù)派。北宋末年，為了集團利益不擇手段互相傾軋的殘酷黨爭，已然是另外一回事。

后人多激賞王安石晚年與蘇軾兩位曠世奇才在金陵的那場會晤，但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分與合，也堪稱傳奇，足以詮釋人性曾經(jīng)抵達的高度。

對于他們之間的恩怨紛爭，宋人馮澥就已經(jīng)說得非常好了：“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yōu)劣等差，自有公論。”

當時，一個反對新法的官員死后，司馬光曾在為其所作的墓志銘中對變法有所指摘。有人急忙密告王安石，王安石卻不僅不怒，反而將這篇墓志銘掛到了墻上，贊賞道：“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p>

王安石變法失敗，退居金陵，郁郁而逝。當時，反對變法的保守派已然掌權(quán)，人人都幸災(zāi)樂禍，甚至百般誣毀。司馬光得知消息后，卻在寫給呂公著的信里表示：“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復(fù)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yōu)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在司馬光的推動下，王安石被追贈太傅，為正一品。

浮薄之風的背后，是人心的涼薄。司馬君實卻以其善意，保全了這位昔日好友今日政敵的尊嚴。此舉充分展示了北宋文人惺惺相惜一心為公的磊落胸懷。

5

擊倒王安石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說到北宋最著名的一幅畫，很多人必定脫口而出：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但北宋歷史上的另一幅畫，其影響和意義絲毫不亞于《清明上河圖》。這就是神宗朝鄭俠所繪的《流民圖》。

二者皆為寫實筆法，不同的是，《清明上河圖》描摹了市井繁榮，而后者摹畫的卻是百業(yè)凋敝。兩幅圖，書寫了兩個不同的汴京，兩個不同的北宋。

鄭俠官不大，《宋史》上卻有其傳述，可見其影響不小。他在繪制這幅圖時，卻僅只是汴京安上門的監(jiān)門，也就是一個把門的小吏。這樣一個小人物，如何進得了史家的法眼？其《流民圖》又描畫了北宋的一幅什么光景呢？

自王安石寫下《元日》這一豪邁詩篇之后，一轉(zhuǎn)眼，已到了熙寧七年（1074）。五年過去了，當年“新桃換舊符”的政治美景，如今卻已然被《流民圖》里的一幅幅可怕的面容所取代——

時久旱，流民扶揣塞道，身無完衣，被鎖械，猶負瓦揭木，賣以償官……

“時久旱”，是指天氣出現(xiàn)了異常。

這事非同小可。皇帝自視天子，對上天的意旨自然不能不在意。而旱澇雪雹地震彗星等等，在古代皆被視為上天對下界執(zhí)政偏失的警告或懲戒。在后來的徽宗朝，史書上就不斷出現(xiàn)“大雨雹”“日有食之”“諸路蝗”“熒惑入斗”“太白晝見”“白虹貫日”“慧出西方”以及干旱、地震、火災(zāi)等的記載，每次出現(xiàn)異象險情，皇帝們最常見的應(yīng)對措施則為“避殿損膳，詔求直言闕失”，或是“慮囚”，又或“出宮女”幾十、上百人不等，以求平息天怒人怨。而一旦星變?yōu)那橄?，皇帝們往往立即罷求直言，繼續(xù)吃喝玩樂，搜羅天下美女。

但神宗不同于徽宗，他有志向，有血性，“思除歷世之弊，務(wù)振非常之功”。他一生節(jié)儉，不治宮室，不事游幸，勵精圖治。因此，在他剛剛聽到王安石的“三不足”理論時，立即便為其“矯世變俗”的大無畏精神所深深吸引。

所謂“三不足”，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三不足”擲地有聲，極富煽動性，極大地激發(fā)出了年輕皇帝的好勝與自負。可是，變法在民間引發(fā)的心理地震，伴隨著自然界的地動山搖，耳畔又每日充斥著大臣們聲淚俱下不顧性命的勸阻力諫，神宗不能不將這些惱人的天象與自己改變祖宗之法的變革聯(lián)系在一起。

這一年多來，首先是旱。從熙寧六年（1073）初秋，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整整十個月的時間都滴雨未下，赤地千里，絕望的種田人，個個一臉的焦渴。莊稼顆粒無收，官府強貸的青苗錢卻要一分不少到期歸還，農(nóng)人們簡直快要發(fā)瘋了。有不少人已經(jīng)棄田逃走，成為流民，有家不敢回。官府來收青苗錢，沒有逃走的農(nóng)民無以還錢，酷吏便命他們將屋子拆掉，背負拆下的磚瓦和梁木，去官府以物抵債。怕路上逃走，又給他們身披一副沉重的枷鎖。貧民如此，小康之家乃至富戶，也都撐不下去了。史載：“中戶以下大抵乏食?！闭沾讼氯?，司馬光所謂“十年之外，百姓無復(fù)存者矣”將很快變成現(xiàn)實。

其次，這一年還發(fā)生了華州山崩。天崩地裂！多么嚴重的警示?？磥硖觳混袼危瑢τ诤硠恿俗孀谥ǖ内w宋，老天真地動怒了！老臣文彥博立即將矛頭指向市易法，指責王安石新政“聚斂小臣希進妄作，侵漁貧下，玷累朝廷……”

鄭俠作為監(jiān)門小吏，每天站在城門旁，目睹穿著破衣爛衫的流民悲苦茫然地在城門進進出出，每天聽到的都是不絕于耳的嗚咽哭泣……民不聊生，令他不斷反思變法的利弊。

王安石變法屬于頂層設(shè)計，其初衷是為了“富國強兵”，是為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但初衷歸初衷，一個新法到底好不好，人心自有一桿秤，民間的喜怒哀樂是最直觀的一面鏡子。遍布京師的流民，讓性情直爽的鄭俠做出了一個常識性判斷：一個好的新法，至少不會害得百姓質(zhì)妻鬻子，流離失所。但朝中大臣言辭激烈的諫議皇上都不聽，更何況他這個門頭小吏！他想來想去，決意將自己所見所聞畫下來。所謂“百聞不如一見”。他相信，樸實真切的畫面勝過大臣們的千言萬語。

此圖根本不需要構(gòu)思布局。那些每天從眼前晃過、一臉悲戚哀苦的百姓都自己跑到了鄭俠的筆下。他很快畫好了《流民圖》。為了進一步加重分量，他還附了一份《論新法進流民圖疏》，請求朝廷罷除新法，并言之鏗鏘：

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鄭俠這話，未免賭注太大！

老天爺?shù)氖?，誰能算得準？都十個月沒下雨了，誰知道哪片云彩里有水滴？倘若真的十日之內(nèi)不下雨，他可就死定了……這其實說明，小小鄭俠已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有宋一朝，無論官大官小，有此膽氣的不乏其人。

鄭俠這一招果然奏了效。史載——

神宗反復(fù)覽圖，長吁數(shù)四，袖以入內(nèi)。是夕寢不能寐。

一幅《流民圖》使朝廷內(nèi)外炸了鍋，看到這幅圖的人無不掉眼淚，兩宮太后也哭著咒罵：“安石亂天下！”神宗的心里翻江倒海，他第一次真的坐不住了。曾公亮、富弼、歐陽修、韓琦、范純?nèi)?、唐介、趙抃、文彥博、曾鞏、司馬光、“三蘇”……他們個個都是人物，幾年來卻不約而同跳出來反對新法。對這些，神宗都不以為意，一律視之為老派和保守，“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于事”。對于一個有政治抱負的天子而言，不能一切僅從空洞的道德層面出發(fā)，因此，他對于反對的聲音一向不為所動，并將反對者一個個逐出了京師，為新法的推行掃除了障礙。但現(xiàn)在不一樣了，皇帝深居簡出，他聽到和看到的只是國庫進出的冰冷數(shù)據(jù)，卻完全看不到民心坍塌的人間。這幅圖卻將一個殘酷的現(xiàn)實直接搬到了自己眼前，只看一眼，就再也忘不掉。

他拿著《流民圖》，顫抖著問王安石：怎么會這樣？不是說好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嗎？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人家破人亡流落街頭……王安石卻從容應(yīng)對：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旱澇災(zāi)害是常有的事，不足為慮。他又一次拿出“三不足”的氣概來予以駁斥。神宗這一次卻大為反感。事實勝于雄辯，他第一次意識到：大旱，絕非小事——

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

第二天，神宗便毅然下令開封府發(fā)放免行錢，三司使查察市易法，司農(nóng)發(fā)放常平倉糧，三衛(wèi)上報熙河用兵之事，諸路上報人民流散原因，青苗、免役法暫停追索，方田、保甲法一起罷除……愛民心切的神宗，一口氣發(fā)布了八條措施。緊接著，神宗又發(fā)布了《責躬詔》，求各方直言。

人間歡聲雷動。

或許是這歡呼聲真的驚擾到了上蒼，根本沒到鄭俠所說的十日，在頒布一系列修正法令的當天，天上就下起了瓢潑大雨。據(jù)《宋史》——

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歷史不是小說，卻有著小說無可追及的傳奇色彩。

鄭俠反對新法，并非針對王安石。相反，他一直銘記王安石對他的知遇之恩。王安石在做江寧知府期間，因為愛鄭俠之才，常常加以言辭勉勵，甚至派自己的一個學生到清涼寺給鄭俠做伴讀。后來等鄭俠考中了進士，又立即對他加以提攜，使其能夠在地方上任職，經(jīng)受基層的錘煉。鄭俠在河南光州任上時，親歷了王安石暴風驟雨般的新法頒布過程，他密切關(guān)注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諸法實施之后對百姓生活的巨大改變。但他很快由欣喜轉(zhuǎn)為了憂慮——變法的意圖是好的，但新法一層層向基層推進的過程中，幾乎每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都有投機鉆營者的黑手，他們將新法的精神一次次扭曲和篡改，終使之荼毒百姓。任期滿后，鄭俠立即進京述職。他想趕緊把基層最真實的見聞報告給王安石。耿直的鄭俠，將之視為報恩。

鄭俠曾寫有《和荊公何處難忘酒》一首：

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四方三面戰(zhàn)，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君門深萬里，安得此言通？

這首詩和他后來畫的《流民圖》一樣，寫實，犀利。

鄭俠是個坦率的人，他陳述了新法給民間造成的危害，希望王安石和神宗不要為佞人所惑，要多聽聽忠言，改弦更張，回頭是岸。一開始，對鄭俠的建議，王安石聽了一些進去，對市易法造成的稅收過重現(xiàn)象進行了微調(diào)，但總體上還是我行我素。鄭俠不屈不撓，一次次跟他辯論，王安石終于火了，不再見他。雖然心情不爽，王安石對鄭俠到底還是惜才，后來曾經(jīng)想安排鄭俠到修經(jīng)局任職。但道不同不相為謀，鄭俠拒絕了王安石的美意，在安上門做起了一個監(jiān)門小吏。鄭俠更愿意親眼看著他所熱愛的民間，而不愿做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富貴閑人。

鄭俠的官雖小，卻有很大的政治抱負，他參政議政的熱情一直很高，憂患意識很強。王安石離職后，鄭俠不滿呂惠卿這個陰鷙小人竊據(jù)相位，再次上疏抨擊。鄭俠這回還是采用了圖說方式。他依據(jù)唐朝的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等人的傳記內(nèi)容，畫成了兩幅圖，一曰《正直君子社稷之臣圖》，一曰《邪曲小人容悅之臣圖》。他把得勢驕狂的呂惠卿，比喻成奸臣李林甫之流。呂惠卿看到圖諫后勃然大怒，以“謗訕”的罪名將鄭俠驅(qū)逐出京城，編管汀州。在鄭俠流放途中，呂惠卿又怕放虎歸山，擔心他往后再給自己惹什么亂子，便又將其追回，準備一錘定音，給鄭俠判個死罪，徹底肅清他的影響力。呂惠卿這回卻錯誤地估計了他在神宗心目中的分量。神宗聽說后，一口否決了他的意圖，認為鄭俠忠誠可嘉，其言行并非為了個人私利。鄭俠的人生結(jié)局是移徙英州。

鄭俠的官職，簡直就像一根稗草，微不足道。但他人如其名，以一身的俠氣、硬氣，成了擊倒變法派的最后一根稻草，成了改變歷史方向的大人物。

6

“三蘇”與安石

“三蘇”與王安石的關(guān)系，最有意思。

蘇老泉一開始就瞧不上王介甫。不僅瞧不上，還要洋洋灑灑寫一篇《辨奸論》，白紙黑字地表明態(tài)度——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fù)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這篇小論文極為精悍勁道，雖然時隔千年，至今讀來仍覺麻辣鮮香，氣滿意足。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曾一論再論，證明《辨奸論》非蘇洵之作。但即便是托偽之作，偏偏假以老泉之名廣為傳播，至少說明了一點，那就是蘇洵對王安石橫豎看不上，在當時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

蘇轍有才，曾經(jīng)被王安石納入其權(quán)力中樞。但隨侍左右，貼身觀察，使蘇轍對介甫得出了“強狠傲誕”的印象，而后與之分道揚鑣。蘇轍又在其詩歌批評的經(jīng)典論文《詩病五事》中，直言不諱，以“王介甫，小丈夫也”為論點，從王安石的《兼并》一詩，敏銳找尋到了他后來變法的早期思想萌芽，并據(jù)此對這場變法的本質(zhì)進行了揭批。他認為王安石變法的緣起，是“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因此，他推行“青苗法”，是奪取富裕階層的利益。但事實上，從富人那里奪來的財富，卻并沒有使老百姓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不僅沒享受到，就連貧民階層本身也都成了被大力盤剝的重災(zāi)區(qū)——

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

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于今日，民遂大病。

因此，這場變法雖有著悲憫底層的初心，最后卻演變成了打左燈走右道，走的是相反的“享上”路線，即把民間無論貧富之家的口袋全部掏空，用來討好皇帝，制造國富的假象。蘇轍由此得出結(jié)論——

源其禍出于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蘇轍本來是論詩，卻將詩意大幅度蕩漾開來，以彼之矛對彼之盾，推導出一首詩所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從這則詩論，可讀出蘇轍的政治氣魄。

蘇軾和蘇洵、蘇轍對王安石的態(tài)度又有區(qū)別。

蘇軾一開始上書反對“新法”，認為“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shù)之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貴”，又說：“夫興利以聚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yǎng)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彼菑母鼮樯钸h的生活層面、民生視角，提出了和政治家王安石迥異的變革觀點。王安石被迫退休后，司馬光上臺，將王安石新法逐一鏟除，蘇軾卻又看不慣了，認為有的新法還是有可用之處的，不應(yīng)該一刀切，反對司馬光的一味固守。蘇軾也為此兩頭不討好，飽嘗兩派冷眼。

北宋政壇，屢有變法之爭，朝堂上百官辯論激烈，在史書上時常可讀到某人因一時氣急背癰而亡的記載。蘇軾卻一般不動真氣，他的化解之道也更為高超，這就是：戲謔。戲謔可不僅僅是耍嘴皮子功夫，它更能見出一個人的才力、氣度和涵養(yǎng)。蘇軾極為擅長此道，他與王安石的“智斗”，很多史書有載。

如《調(diào)謔編》——

東坡聞荊公《字說》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舉“坡”字問荊公曰：“何義？”荊公曰：“坡者，土之皮?！睎|坡曰：“然則滑亦水之骨乎？”荊公默然。荊公又問曰：“鳩字從九鳥亦有證乎？”東坡曰：“《詩》云：‘鸤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荊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

又如《北窗炙輠》——

荊公論揚雄投閣事，此史臣之妄耳。豈有揚子云而投閣者，又《劇秦美新》，亦后人誣子云耳。子云豈肯作此文。他日見東坡，遂論及此。東坡云：“某亦疑一事?！苯楦υ唬骸耙珊问拢俊睎|坡曰：“西漢果有揚子云（揚雄字子云）否？”聞?wù)呓源笮Α?/p>

蘇軾博古通今，才氣冠絕，王安石一般不是他的對手，遇到這種斗嘴皮子的事，總是敗下陣來。

雖然關(guān)于二人此類意氣之爭的故事有很多，但他們不僅僅有政治上的交鋒，也有生活中的交集。尤其是兩人晚年，政治上已是落盡繁華，又都先后經(jīng)歷了喪子之痛，王蘇之間更多地回歸到了質(zhì)樸的人性層面和文化屬性，表現(xiàn)出大家之間特有的大度與從容。

最讓后人追想不已的，是二人在金陵的那次歷史性的會晤。

據(jù)《曲洧舊聞》——

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謁于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荊公笑曰：“禮豈為我輩設(shè)哉！”

王安石晚年，喜歡著一身粗布衣裳，騎驢而行。這次金陵會，史書寥寥數(shù)語，卻幾筆勾勒出了一個富有意境的江岸圖，極富畫面感。那一刻，兩人已是一笑泯恩仇，放下了所有的是非恩怨。在金陵，二人攜手游蔣山（也即今天的鐘山）。

休憩時，王安石忍不住把自己近來的詩作拿給東坡一觀。

其中就有《寄蔡氏女子》二首。

蔡氏女，即王安石的女兒之一。因嫁給了蔡卞而謂之蔡氏。

其一為：

建業(yè)東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繞溜。青遙遙兮屬，綠宛宛兮橫逼。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眾植，竹娟兮常茂。柳蔫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攜幼。

對于這首詩，東坡的評價極高，認為“‘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沒世，曠千余年，無復(fù)《離騷》句法，乃今見之?！?/p>

蘇軾這里的口吻，已全然沒有了往日對王安石“此老野狐精也”的調(diào)侃和戲謔，而是相當正經(jīng)、隆重。他對這位昔日的政壇對手，不吝美詞，給予了極高的文學史意義的好評。

對于東坡的由衷贊美，荊公自然真心笑納。他說：“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然未嘗為俗子道也?！辈⒉皇侨思姨K軾給我戴高帽啊，我自己也很自信自負，只不過我一向不喜歡向外人道罷了。他們太俗！

這番對話，其神情氣息，宛在眼前。

和東坡聊天，以他的機敏和詼諧，一定極富談吐的快感。王安石忍不住感嘆——

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他情不自禁挽留蘇軾：留下吧，哪里都別去了，就在金陵置辦田舍，和我做鄰居。

這一幕，簡直像兩個卿不離我我不離卿的天真孩童，一方急著要與另一方訂立一生一世的約定。

只可惜，蘇軾還是啟程了。臨走，留給王安石一首詩：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兩個世紀偉人，終于在人生的盡頭處，握手言和。

這實在是中國歷史上最美好的文人情事之一。

站在歷史的維度上看，王安石變法“講商賈之末利”，實則極具超前性，是繼管仲、桑弘羊之后少有的經(jīng)濟學家和改革家。

隋唐以來的詩賦取士，也為宋初所沿襲，這使文人墨客晉身的機會大增，卻使那些能夠通經(jīng)致用、臻于治平的人才常被埋沒于草野，無法走進更深更高的政治殿堂。宋初范仲淹等人的慶歷新政，已經(jīng)意識到這種取士制度的弊端，在某種程度上遏制了社會上的澆薄浮華文風。但王安石時代，他所要面對的強敵，仍舊是傳統(tǒng)詩賦取士制度下的產(chǎn)物，很多改革的反對者，每每以沿襲千年的傳統(tǒng)經(jīng)濟觀念來評價王安石“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謬誤與荒唐，認為這是絕不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在當時的人們看來，一個社會的財富，是一個不變的定量，而所謂變法，無非就是把社會財富從一個口袋“變”到另一個口袋里。這個過程中，有人有得，必會有人有失。政府財政上去了，國庫充盈，就必然意味著民間財富的被掠奪。

但王安石的根本思路是去觸動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試圖對傳統(tǒng)的社會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和國家財政來源做一次破壞和重建。他是想要通過做“增量”，來實現(xiàn)其“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戰(zhàn)略構(gòu)想。但在當時皇權(quán)統(tǒng)治的封建農(nóng)業(yè)社會中，這一曠世治國理念注定不會有真正的知音，更無法得到真正的貫徹。更何況，王安石所用非人，手下的幾個“得力”干將，皆有重大的道德瑕疵——如李定隱瞞母喪，不按照規(guī)制丁憂三年，照樣每天出入朝廷，被道德君子紛紛斥為“非人”；呂惠卿則是個蟄伏在王安石身邊的徹頭徹尾的投機小人；而在后世享有盛譽的科學家、文學家沈括，雖滿肚子學問，但偏偏人品不佳，表面和氣，背地里陰損，喜歡向上打小報告，出賣朋友……因此，這場變法只能是慘淡收場。

· 后 記 ·

可惜風流總閑卻。王安石晚年常以此句回望、沉吟自己的一生，筆者也每以此句回望趙宋的文化星空。

王安石晚年居處，是金陵的半山園。離筆者的鎖金村住處僅一條富貴山隧道之隔。每每由北而南，穿過那條幽深的隧道，眼前便覺豁然一亮?；蛟S，回望歷史，也必然要經(jīng)由這樣一條幽遠深邃的時空隧道，而后，才能從恍惚走向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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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