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禮治”與“法治”的點滴淺思

——《學(xué)儒筆記》

    一般認為“儒家”與“法家”在治世上的分歧是：“儒家”——治世：以禮——思想基礎(chǔ)：性善論；“法家”——治世：以法——思想基礎(chǔ)：性惡論。

    1、荀子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主要指的是人的欲望是惡的，人性的善是后天的作為。實質(zhì)上是提出了一個：如何制約“惡欲”的問題，和“性善”在“惡欲”面前軟弱的問題。可理解為人嬰兒時期本能的欲望是近乎于動物的，是沒有善惡之分的。只是在逐漸進入人類社會后的“欲望”意識，表現(xiàn)為“惡”；同時也就產(chǎn)生了本性善的意識。這里的“偽”可理解為人為的，是人逐漸進入人類社會形成的“本性”意識，通過對人“欲望”的制約，使得人的欲望從根本上區(qū)別與動物，表現(xiàn)為“善”。但是，人的“本性”在人的“欲望”面前永遠是被動的。

    2、荀子是儒家弟子但是他講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生而禮義文理亡焉。”其中“生而”——皆為“欲望”，“順是”——則為“惡”，“故”——表明“性善”軟弱也，如此而已。這是，荀子在運用儒家思想，如何治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問題時，感覺到儒家思想的不足，而針對當時的孟子的思想提出地質(zhì)問。同時為“法治”提供了其必要性；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荀子的兩位著名的門生韓非子與李斯均為“法家”的道理。

    3、孔子是個理想主義者，他一生的遭遇也已經(jīng)說明了，“禮治”在面對亂世的“惡欲”面前的無能為力和到處碰壁“累累若喪家之狗”。只好通過“有教無類”來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

    4、孔子也曾經(jīng)提出：“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雖然這里的“刑”，主要是指“禮治”，但是也可以看出已經(jīng)有了“法治”的雛形。尤其是孔子在魯國任大司寇時期，“墮三都”、“誅少正卯”也看出了已經(jīng)使用強制手段的“法治”，可以理解為是做為推行“禮治”的一種必要的補充。

    5、孔子之后儒家分為幾派，每一派都是在運用孔子的學(xué)說針對當時的社會現(xiàn)象提出不同的解釋，從而也在豐富發(fā)展了儒家思想。荀子就是與孟子相對立的一派。因此，荀子提出的“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可以說是這一派對儒家思想的完善和發(fā)展。那么，雖然韓非子把“儒家”列為“五蠹”認為這五種人無益于耕戰(zhàn)，就像蛀蟲那樣有害于社會，但是不是可以說其提出的”法家“學(xué)說是為了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統(tǒng)治，也是為了實現(xiàn)孔子提出的理想社會的“禮治”哪？

    6、“法家”針對人類的“惡欲”（尤其是社會動亂時期）看的更直白，制約的手段更實際。這樣勢必把“儒家”思想看作是人為的偽善，不但很難解決實際問題，而且還會起到蒙蔽的作用。因此列為“五蠹”。

    7、“法治”制約人類“惡欲”的目的是什么哪？當然是建立更加穩(wěn)定的人類社會，這樣就自然的提出了“禮治”的需要（尤其是在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時期），同時達到勸人向善的目的。是否可以說“法制”是“禮治”的必要基礎(chǔ)，“禮治”是“法制”的必然結(jié)果。同時作為制約人類“惡欲”的左右手，來達到使人類向善的目的。

    8、如此，是否又可以說“法家”的手段就是“儒家”思想的補充和發(fā)展，都是為了制約“惡欲”，都是為了治亂世；同時“儒家”思想又是“法家”手段的出發(fā)點和目的，都是為了向善，都是為了建立相應(yīng)的道德社會。

    思索到此，是否說清楚了“禮治”與“法制”的關(guān)系那？在下也不知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