謬理解，就在于新文化運動，就在于新文化運動之錯誤結論，就在于新文化之激進與極端。因為新文化運動作了衡量標準，所以今日根基于新文化運動氛圍的教科書，它的立論或評論基礎就是否定傳統(tǒng)，以此來從語義語言上鞏固、保護政治基礎。換句話說，今天的大陸政治合理性是建立在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個語義環(huán)境下的，因而它的一切語言都必定是維護其政治語言，以制造一種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語境。

我們要理解顧炎武的〝亡國與亡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不能脫離他所處的文化背景和時代背景，任何脫離此環(huán)境的理解都是望文生義的。延伸出來，今天大陸多數(shù)人所理解的〝亡國與亡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其實基本上是馬列注釋，它與本意有天壤之別，甚至是對立的含義。在顧炎武時代，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仍然有強大的生命力――雖然今天批判學說認為明朝就是衰落期，而在這個儒家文化脈絡里，諸夏、夷狄與文明的關系是重心，諸夏若用夷狄文化和夷狄禮儀，那就是〝諸夏變夷狄〞；如果夷狄用諸夏之禮，那就是〝夷狄變諸夏〞，用儒家的原話就是〝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從歷史上看，今天的漢人，其前身是用〝華夏〞，但是我們是知道的，今天的漢人與華夏族是不同的，它的絕大部分人是歷史上那些吸收〝諸夏禮〞的胡人，如匈奴漢化了，鮮卑漢化了，部分契丹人漢化了，西夏漢化了，等等。

諸夏禮、華夏文明的傳承，構成了儒家也就是顧炎武所說的〝天下〞。換言之，〝天下〞就是諸夏禮，就是華夏文明，也是華夏道統(tǒng)。在孟子和顧炎武看來，如果〝天下〞沒了，〝諸夏禮就可能被夷狄所取代〞，這樣就可能出現(xiàn)野蠻的夷狄〝率獸食人〞，因而諸夏應該竭盡全力保護天下，把夷狄禮變?yōu)橹T夏禮。當然，我們在此也可以順著孟子和顧炎武的思路延伸，即當中國大地境內出現(xiàn)大量的〝率獸食人〞現(xiàn)象，這就是〝亡天下〞，就是〝諸夏禮變成了夷禮〞。因為在孟子看來，〝率獸食人〞是近于禽獸。

從這個脈絡上說，顧炎武所講的〝亡天下〞和〝保天下〞就是保諸夏文化和諸夏禮。再從顧炎武所處的時代背景來說，顧炎武是明亡時期，異族的滿清被儒家傳統(tǒng)文化看成是〝夷狄〞，其風俗禮儀自然就是〝夷禮〞。顧炎武從〝諸夏禮〞與〝夷禮〞的角度擔心華夏可能再一次淪為〝諸夏禮變夷禮〞，因此，他從捍衛(wèi)華夏道統(tǒng)的立場出發(fā)，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亡國與亡天下奚辨〞的論題。在顧炎武看來，假如滿清要強行推行〝夷禮變諸夏禮〞，那對于絕大多數(shù)漢人來說就是〝亡天下〞了，天下面臨滅亡，這就需要〝保天下〞，而保天下就是〝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就是說，今天被大陸廣泛引用為〝愛國主義〞教育信條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并不是〝愛國〞的要求，它恰恰是捍衛(wèi)〝天下〞、保護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要求，是守護道統(tǒng)不被顛覆的要求。

至于今天被大陸宣教的〝愛國主義〞理念，顧炎武的〝亡國〞與〝保國〞又是一重否定，即他認為〝保國〞是〝肉食者謀之〞。對于廣大的蕓蕓眾生來說，〝保國〞是不需要去考慮的事，〝保國〞只涉及統(tǒng)治者，只是他們去保他們的國愛他們的國。當然，顧炎武那時候的〝國〞也不是現(xiàn)代意義的國，而是〝朝廷〞，是〝王朝〞，是皇帝一家的〝國〞，因而所謂〝保國〞其實就是〝忠君〞。

〝國〞與〝天下〞，二者的關系如何？在顧炎武那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清楚，〝天下〞高于〝國〞，因為保天下是全體認同諸夏禮的人的事，〝國〞只是〝肉食者〞考慮的事。而且，依照傳統(tǒng)文化，〝天下〞是涉及道統(tǒng)，〝國〞涉及的是〝法統(tǒng)〞或〝治統(tǒng)〞。道統(tǒng)是〝鐵打的營盤〞，治統(tǒng)卻是〝流水的兵〞。

總之，顧炎武的〝保國與保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今天都被誤解誤讀了，今天大陸人不管是強調愛國還是反感愛國，他們都沒有真正理解顧炎武的原意。如果正本清源了，我們就知道今天〝保天下〞才是真正的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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