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么明朝太監(jiān)權力那么大？
明代，朱元璋剛建國的時候，是有宰相的，就是保持著宋元的中書省，不久宰相胡惟庸造反，朱元璋認為是宰相職權太高，索性消除中書省，只留下中書舍人，官位七品，且不再起草招書，只負責管理與謄抄。原先在門下省的主官侍中及侍中侍郎都不設，但留著“給事中”，官位也是七品，有封駁權。尚書左右仆射也不要，但六部留著，六部各自的主官——尚書也留下，朝廷給六部分別派去“給事中”，參與本部的向上提出意見的議論，其意見往往受到重視，常常使得皇帝及六部尚書都為難。 于是，皇帝之下，政府機構成了互無牽制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此外設都察院，監(jiān)察全國事務，是實權機構，與六部并稱為“七卿”。此外，有通政司，大理院，與前面七卿并稱九卿，其中通政司專管全國奏章的上傳下達，大理院專管高級案件的審理，如果不能決斷，就組成三法司（大理院、都察院、刑部）會審。 明代兵制，去掉宋代樞密院，只留兵部。將與兵的設置很像唐代，設有五個大都督府，很像唐代的十六衛(wèi)，這些都督平時不見兵，兵不是像唐代的府兵，而是有專門的兵戶負責兵役，部隊的日常管理，戰(zhàn)前動員，是兵部的事。 這樣，皇帝之下，是互相并峙的九卿，外加五個大都督，共十四人，天下一切大事由皇帝親身處理。但這似乎不太可能，畢竟個人之力有限，于是，皇帝便得設立秘書處——內閣，內閣是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兩閣——文淵閣、東閣，四殿兩閣并稱內閣，內閣主員是大學士。明代起初的皇帝朱元璋、朱棣，兩人都是武行出身，馬上得天下，所以身體極好、性格強硬，奏章批復、詔令擬定，基本親身而為。后來的皇帝圣體衰弱、精神萎靡，便將事務交由內閣處理，剛開始是由內閣出具意見，皇帝選擇之后稍微融色，后來便直接采納，再后來皇帝到內閣都不去了，內閣就“火”了起來，但是內閣官位只有五品，怎能處理二品尚書的事務呢？總不是將內閣的官位升為超過六部尚書（正二品）的正一品的吧？（我們這些年，幾乎所有學校領導都有行政級別，特別是大學，什么副部級、正廳、副廳。大學領導以當官、上升為務，卻以學術研究為次。大學不能以學術為務，社會就沒有了標桿。） 這不是削去丞相之后，又把相權光明正大授予內閣了嗎？再說“內臣”怎能冠冕堂皇地處理國家政務、軍事呢？皇帝有的是辦法，讓六部尚書兼內閣之職，如兵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等等，這樣，內閣之權就坐實了，同時內閣學士一般都是經筵講官，給皇帝和太子授課，如果這樣的學士出任兼領尚書，那就是太師、某部尚書兼某殿或某閣大學士，位置既尊又親，同時權力坐實，真是權傾朝野。但是還是有些問題，因為其實權只是某部尚書，但要過問六部九卿、五個大都督的事務，這是有矛盾的。 萬歷皇帝時的內閣學士張居正，以太師、內閣學士的身份兼領首輔——第一宰相之職，他活著的時候，百官表面上對其變法唯唯諾諾，實際上陽奉陰違，在他死后，“清議”（百官議政，其實是縉紳集團的口舌之爭）對他相當不利，百官對其極盡詆毀，不久他的家都被抄了，一個重要的理論話柄就是他無實職卻行實權——是僭越。后來，萬歷皇帝也不能違背朱元璋永久廢除相職的遺詔，各縉紳集團的口舌斗爭，在別的集團有擁有相權的可能時都會搬出遺詔、同時征用強大的圣人之道、禮制來爭辯，力量是皇帝本人都無法違背的。萬歷皇帝萬念俱灰之后，蟄居深宮，再也不理朝政，明代喪失了重新確立丞相職位的最后契機。 在內閣逐漸坐大的同時，司禮太監(jiān)之權也膨脹起來了，由于皇帝和內閣見面減少，中間有事都由司禮太監(jiān)相轉，奏章批閱，皇帝就交由司禮太監(jiān)，本來應該皇帝辦的事，先是落到內閣手中，又慢慢落到司禮太監(jiān)手中。 內閣專權、太監(jiān)專權是明代政權執(zhí)行的毒瘤，皇帝剃光三省長官，讓九卿、大都督都集中在自己麾下，讓相權、糾察權、軍權之柄都握在自己手中，自己又不能合理處理，事實上也不可能合理處理，只能交由身邊秘書機構——內閣來處理，而后來掌權的司禮太監(jiān)連秘書的資格都沒有，只是個下人和奴才的身份，但卻擔綱了真丞相的身份，乃至超過丞相之權，是皇帝與丞相的合體。朱元璋本想要絕對集權，但其后人皇帝卻逐漸把權力連本帶利交給閹黨，這可謂是極大的諷刺吧。 閹黨專權的例子如魏忠賢、曹少卿等等，中國歷史上明代閹黨專權的現象最多，大清時專權者主要是軍機大臣。當皇權不能合理地運行，加上經濟層面兼并階層總會出現，社會結構就會逐漸解構，歷代都是如此。 明代地方，實行三司制度——承宣布政使司（從元代行中書省演變而來）、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別監(jiān)管行政、軍事、司法，“司”本來是尚書省之內六部之下的一個部門，在宋代時，升為與中書基本并列的機構，在明代又降為地方機構，單從這個變化就可以看出宋明兩代國家權力機構的紊亂。承宣布政使司又稱藩司，提按察使司又稱為臬司，清代時，將其稱為藩臺、臬臺，承宣布政使之下有參政、參議等職位，提刑按察使之下設有副使、僉事等職，兩司的這些附設官員外放出去，就稱為分司或者監(jiān)司官，清代時統(tǒng)稱為道臺，魯迅在《故鄉(xiāng)》一文寫道楊二嫂見主人公時說道：你現在闊了，都放了道臺了，就是這個意思。由布政司分出去的分司或分道稱為分守道，按察使外分的稱為分巡道。 在三司之下，有分司或分道，再下就是州或府，再下是縣，總共四級。政權多頭，亂做一片，那還有理出頭緒的可能呢。但是這樣的話，中央如何巡視地方呢？我們知道，漢代的地方巡察是刺史，唐代時變成地方官，唐代改為觀察使巡視，后來成為地方軍政最高長官；宋代每路有四個監(jiān)司官——帥、漕、憲、倉，這是負責地方事務的，實則中央監(jiān)察各地的機構，但狀極模糊。明代時，監(jiān)察地方的是總督、巡撫，在各地有事時來到地方，一般隨帶著“都御史”的頭銜，我們光看這個銜，就知道皇帝對地方是多么的不放心。地方機構算全有四級之多——縣、州府、分司、三司。明代政權機構，地方領權的機構過多，各自歸屬就極混亂，又將總其成的權力交在內閣、司禮太監(jiān)，實在是再不能壞了。 明代的官員的關系過于復雜，和民間地主變相勾結，是各自尋找依靠和基礎的原因所致，此外，讀書考取功名的監(jiān)生、貢生等，還有地主、商人，相互結成一個成份復雜，關系糾纏的組織——縉紳集團，他們口談仁義道德，實質為自己的進退榮辱打算，任誰包括皇上都不能反對，但是，他們對民族精神的傳承還是有一定作用，大清經山海關占領全國之后，面對的主要是思想的反對，與之前蒙古占領宋朝疆域之后整個民間的反映是有差別的。這樣，整個民間和國家政權的聯系就越來越脆弱，明末李自成造反，從西安進軍北京，中間穿越三省數市，幾乎遇不到抵抗，只兩個半月就兵臨北京城下，可見明朝社會結構的松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