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事荀子

韓非（約公元前281年—公元前233年），韓國人，是韓國的公子。韓非喜刑名法術(shù)之學，其時，諸國涌現(xiàn)出了許多法家人物，如魏國的李悝、秦國的商鞅、韓國的申不害等，韓非作為韓國公子，自然可以接觸到這些著名法家人物的思想，并系統(tǒng)學習，他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shù)”，慎到的“勢”，老子的“道”改造融合，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思想。他師事荀子時，已經(jīng)系統(tǒng)學習了這些人的思想。

關(guān)于韓非向荀子學習的具體時間史無記載，大致是荀子在楚國蘭陵期間。荀子是當時天下有名的學者，韓非系統(tǒng)學習了荀子的儒家思想，接受了荀子思想中關(guān)于“王天下、等級制、性惡論”的工具主義主張，但將荀子思想中的儒家道德理想主義摒棄，沿著荀子提出的工具主義思路走到了極端，將他的法家思想打造成了完全服務于君王的工具，無論這個君主“善服眾”，還是個蠢材。

韓非師事荀子時，還遇到了他人生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李斯。李斯原是楚國上蔡郡管理糧倉的文書小吏，有感于“人之不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爾”的老鼠哲學，毅然辭去文書小吏的職務，赴蘭陵學于荀子門下。兩人同為荀子學生，但韓非的學問好，李斯自以為不如，常向韓非請教法家刑名之術(shù)，兩人關(guān)系還算不錯，有亦師亦友之誼。

學成后，李斯縱觀諸國，楚王昏庸，齊、燕、韓、趙、魏五國漸趨衰弱，唯有秦國強盛，有建功立業(yè)的機會，于是投奔秦國。

而韓非看到韓國衰弱，返了回韓國，想輔佐韓王，重現(xiàn)昔日“勁韓”之名。

蟄伏著書

韓非回到韓國，屢次上書勸諫韓王，要修明法制、執(zhí)勢御臣，驅(qū)逐那些不干實事、夸夸其談的“浮淫之蠹”，禁止那些“以文亂法”的儒者和“以武犯禁”的俠客，修治甲兵，任用實干的人才，但韓王不聽。

韓非的主張不被采納，感嘆韓國“所養(yǎng)非所用，所用非所養(yǎng)，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十分傷感，無奈退隱，著書立作。

韓非有口吃，不善言，但長于著書立說。在蟄伏期間，著有《說難》《孤憤》《五蠹》《內(nèi)外儲》等共十余萬言的著作。

在這些著作中，韓非系統(tǒng)闡述了自己的法治思想，他認為國家想要強盛，就要堅定全面地推行法治，反對傳統(tǒng)的在血緣和私人感情基礎(chǔ)上建立的有區(qū)別的法治，強調(diào)“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但他的“法不阿貴”也有前提，即“法不及君”，君主例外，君權(quán)神圣不可侵犯，在這種前提下，君主以世襲專制權(quán)柄的“勢”為核心，用讓百姓聽話的“法”，駕馭臣下的“術(shù)”作為工具，來建立一個君主集權(quán)專制的統(tǒng)一封建國家。

不過，最有他本人思想特點的還是“術(shù)”，在他的文章中，洋洋灑灑的提出了“術(shù)”的應用，“術(shù)以知奸”， 去“五蠹”，防“八奸”等等，韓非的“術(shù)”是君主駕馭臣下的手段，是強化“勢”的一種工具。

韓非所著的文章中，不但有對自己思想的陳述，還有對自己境遇狀況的慨嘆與自憐。

在《說難》中，韓非詳細陳述了游說的困難，不在于游說者的才智、口才，而在于是否能把握住君主的心思，然后根據(jù)君主的心理用一切手段去迎合君主，如果不根據(jù)君主的心理與要求游說進言，就會面臨種種禍患。

《孤憤》一篇，韓非講述維護君主專權(quán)的“智法之士”（法家思想者）在與結(jié)黨竊國的“當涂之人”（當權(quán)重臣）斗爭時，國君往往被“當涂之人”蒙蔽，以至于“智法之士”得不到君主的重用和信任，繼而慘遭迫害和殺戮。

書成之后，好似也沒在韓國引起什么共鳴，反倒是流傳到秦國后，引起了秦王嬴政的重視，嬴政的一句話，也改變了韓非的命運。

上書存韓

韓非的著作流傳至秦國，秦王嬴政讀完《孤憤》《五蠹》等篇后，嘆說：“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說：“這是韓非撰寫的?！崩钏惯@時已是秦王跟前的紅人。

秦王聽后，或是害怕韓非的主張被韓王采納，想搶先得到韓非這個人才，故于公元前234年出兵攻打韓國，指明索要韓非。起初，韓王并不重用韓非，直到形勢吃緊，才不得已向秦納地效璽，使韓非聘秦。

韓非到了秦國，上書秦王說：“韓國侍奉秦國三十多年，在外像一座屏障庇護著秦國；在內(nèi)像坐席（客卿）一樣供秦國驅(qū)使，盡心盡職，和秦國的郡縣差不多，反倒是趙國游說諸國削弱秦國，今釋趙之患，而攘內(nèi)臣之韓，那么會使天下各國明白趙國合縱攻秦計謀是正確的了?！?/span>

然后，韓非向秦王仔細分析了攻打韓國的弊端，認為攻韓不下，會示弱于天下諸侯，這是危險的事情；若攻打韓國導致韓國背叛，秦國就是用韓去資敵，會招致天下諸侯對秦產(chǎn)生圖謀之心，共同討伐，這樣的話，秦國統(tǒng)一天下的日子永遠不會到來。

接著，韓非給秦王出了個主意：派人出使魏國，揭穿趙國的陰謀，然后勸說魏與韓一起攻打趙國，即使趙國和齊國連為一起也不用害怕，秦國只用一封信就可以使趙國和齊國有亡國的形勢，希望秦王能仔細考慮，要是讓其他諸侯國鉆了空子，后悔可就來不及了。

秦王將韓非的上書拿給李斯看，李斯不以為然，說韓非的言辭只是禍亂人心，只是想跟從秦國撈取好處，并請求秦王讓他出使韓國，向韓王力陳背秦的后果。

至此之后，韓國再未敢有背秦的舉動，最終，韓國也成為第一個被秦滅亡的諸侯國。

慘遭毒殺

韓非到了秦國之后，秦王很喜歡韓非，并且接受了韓非的思想主張，但卻沒有決定用不用韓非。

李斯知道韓非的才華，害怕韓非被重用而妨害自己的仕途，再者他與韓非的政見也不一樣，韓非主張存韓滅趙，而李斯給秦王統(tǒng)一天下的建議是先滅韓，他也害怕韓非得勢后會報復自己。

與此同時，韓非又得罪了秦國的重臣姚賈。姚賈出身低下，其父是魏國看管城門的監(jiān)門卒，輾轉(zhuǎn)來到秦國后，受到秦王的重用。恰逢楚、燕、趙、魏想聯(lián)合對付秦國，秦王命群臣商議對策，姚賈自愿出使四國，憑借巧舌和重寶周旋于四國之間，使得四國都愿與秦結(jié)好而不愿攻打秦國，四國聯(lián)盟瓦解。姚賈回秦后，秦王拜姚賈為上卿，食邑千戶。

韓非對此頗為不滿，對秦王說姚賈用秦國財寶賄賂四國君王，是“以王之權(quán)，國之宜”，私自結(jié)交于諸侯，不是為了秦國利益；隨后韓非又掀姚賈的老底，說他是“世監(jiān)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認為重賞這種人是不利于“厲群臣”的。秦王為此還專門質(zhì)問了姚賈一次，這使得姚賈對韓非懷恨在心。

于是，李斯和姚賈在秦王面前詆毀韓非，說：“韓非是韓國貴族子弟，現(xiàn)在大王要統(tǒng)一天下，吞并各國，韓非到時一定會幫助韓國而不會幫助秦國，這是人之常情?，F(xiàn)在大王不任用他，他在秦國留的時間長了，對秦國了解比較深，放他回去后一定會危害秦國，不如殺掉算了！”秦王認為有道理，但又舍不得韓非的才華，只是將韓非下獄，并未殺他。

李斯韓非之爭，并不是法家理念之爭，兩人在理念上并沒有差別，因為韓非死后李斯照樣用的是韓非那套，兩人的爭斗是赤裸裸的權(quán)力之爭。

公元前233年，身處獄中的韓非，仍舊沒有擺脫死亡的厄運，李斯和姚賈擔心夜長夢多，暗自逼迫韓非服毒自殺，年僅47歲。

評價

韓非通常被認為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結(jié)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shù)”，慎到的“勢”，對秦國一統(tǒng)天下有著重要作用，韓非死后，他的法治思想被秦始皇、李斯等人繼承，最終用其建立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tǒng)一封建王朝。

司馬遷評價韓非說：“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即說了韓非法治思想的優(yōu)點，同樣提出韓非法治殘酷嚴苛，刻薄少恩的缺點。這是正確的，正是因為其法治思想太過剛猛，太過利益，太過歹毒，導致秦國二世而亡。

司馬光對韓非是充滿批判的，他說韓非是死有余辜，不值得憐憫，但司馬光不是批判韓非的法治思想，而是批判韓非以滅亡自己的祖國來證實他主張的正確性，這種行為是不道德的。

近代以來的一些學者，對于韓非的法治思想，是持贊同態(tài)度的，說韓非的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如梁啟超看到了法家思想在亂世時的實用價值，說：“只有法家的法治主義才能救中國?！?/span>

韓非思想的精神實質(zhì)，和商鞅等法家思想的實質(zhì)并無二致，都是封建君主用來統(tǒng)治天下的工具，都是為君權(quán)服務的，站在現(xiàn)代立場上，這是泯滅人性的東西，應是予以否定和批判的。

但韓非法治手段中的一些建議，如“法不阿貴”，“法”“術(shù)”“勢”等在現(xiàn)代管理上的應用以及歷史進化觀等，對當下社會而言，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