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弄鎮(zhèn)的歷史文化背景

余姚梁弄鎮(zhèn)地處四明山北麓，擁有深厚的歷史底蘊。自漢至南北朝，始終隸屬會稽郡余姚縣，唐代起，汪、孫、黃、方等家族陸續(xù)遷入，逐漸發(fā)展成為大族聚居之地。這里還是道教的重要場所，東漢初期，梅福曾在此留下隱跡；東南方向的白水山潺湲洞，乃是劉綱、樊夫人修道之處。

宋政和年間，宋徽宗親自下詔擴建白水宮，并賜名 “丹山赤水洞天”。長久以來，梁弄鎮(zhèn)秉持崇文尚德、耕讀傳家的傳統(tǒng)，人才輩出，孫、汪、黃、方四姓尤為突出，世代顯貴，故而享有 “五桂傳芳”“狀元故里” 的美譽。明代王陽明曾途經(jīng)梁弄，觀賞白水美景，留下詩文墨寶，還稱贊 “四明，可居者也”。

二、九姥山講學傳聞及文獻記載情況

傳聞南宋淳熙年間，朱熹曾在梁弄九姥山道院講學，然而余姚本地的縣志卻未記錄此事。九姥山位于梁弄鎮(zhèn)東溪村東面，宋徽宗年間，相關的道教活動區(qū)域，道觀、道院遍布各地，四明地區(qū)亦是如此。明萬歷《新修余姚縣志》收錄了元詩人施鈞的詩：“道院晝陰微雨集，斗壇秋冷濕云浮。山翁指點青山外，曾見仙人跨鶴游。” 

朱熹畫像

據(jù)《嘉泰會稽志》記載，梁弄境域屬四明鄉(xiāng)，下轄白云里、趙余里、梁政里、蔣吳里，如今的梁弄鎮(zhèn)即屬梁政里。清光緒《余姚縣志》刊印的 “余姚縣境圖”，繪有九姥山及九姥山廟的方位。但總體而言，歷代文獻對九姥山的記載頗為稀少。晚清黃氏三十二孫黃廷范撰寫的《九姥山廟碑記》提到：“謹案四明九姥山廟，舊志闕如，無從覈徵。諸遺老則曰：'祀秦王、李二神也’。每歲二月十三日、四月十七日，里人迎社演戲以祈福，以壽神。

朱熹《余姚帖》

僉曰：'此二圣誕辰也’。行之數(shù)百年莫敢廢。夫以神威靈之遠，錫澤之厚，與吾民之所以事神者久且肅，顧今碑碣久佚，僅存姓氏，莫考源流，二圣在天之靈其有恫歟？光緒壬辰，邑人重纂志乘，據(jù)國朝黃梨洲《四明山古祠》詩，以王為秦將王鄞，列入志中，文獻足徵，幸矣。”

筆者查閱梁弄第九洞天彝敘堂刊《四明黃氏家譜》時發(fā)現(xiàn)，其中記載 “始集黃氏譜曰《黃氏世傳》者為黃道賁。安定王郡馬相傳與朱子講學九姥山道院。其譜裔孫又增輯以示予，名寅旭”。這是康熙丁丑（1697）二月，黃氏通族家乘裔孫黃時貞在《記黃宗集譜先生》中的記述，他還提到 “有累世賢子賢纂修家譜，方知有始遷之祖及各處分宗支派，則關系為第一重務地，總此以示不忘所自云”，并列舉了歷代修纂黃氏宗譜的七例重要名錄，首例便提及黃道賁。

《四明黃氏家譜》記載

但由于文獻在流傳過程中輾轉抄錄，訛誤眾多。道光二十年（1840）視斯堂重修《黃氏宗譜》時，誤將黃道賁與朱熹講學于九姥山，并新增附錄朱熹詩一首，詩題為 “朱晦庵先生與道賁公輩講學九姥山道院即事詩”。此后，相關報道未仔細甄別，便將其當作定論。作者對此表示懷疑，于是展開實地走訪調查，并對《四明黃氏宗譜》的相關記載進行梳理訂正。

三、對《四明黃氏宗譜》相關記載的考證

（一）黃道賁世系及年代推斷

《四明黃氏家譜》記載，遷姚始祖裦，字宗遠，山東青州人，擔任越州別駕，五代吳越國時期遷入剡州北莊，后又遷居余姚縣四明鄉(xiāng)良嘉弄。黃氏后裔分為真門、牌軒、洞門、橫街、堇嶺等支，各支都有對應的祠堂名號，且各支譜均留存至今。

余姚梁弄東溪村九姥山

譜中提到的黃道賁是梁弄黃氏第十六世孫，譜云：“宇九，福九子。諱道賁，配氏宋，繼配趙，子三，敩三、敩五、敩七。舊譜仍三院主，賜宅道院，墓九姥山廟左，后為吳氏所毀，華表猶存。” 或許因為記載中沒有他的出生年月，且他身為道院主人，墓又在九姥山，后人便錯誤地認為他曾與朱熹在九姥山講學。

實際上，他是修纂梁弄《黃氏世傳》譜的開創(chuàng)者，是他記錄下了安定王郡馬與朱熹講學于九姥山道院的史料。“其譜裔孫又增輯以示予，名寅旭”，這里指的是修纂宗譜黃道賁的裔孫黃寅旭將增補信息拿給續(xù)輯家譜的黃時貞查看。

九姥山道院遺址

為了推斷黃道賁的生卒年限，筆者進一步梳理黃寅旭的世系：十六世黃道賁，十七世黃師仙（第三子），十八世黃虎，十九世黃深（第四子），二十世中三十，二十一世黃時濟，二十二世黃應魁（第二子），二十三世黃肇昌（寅旭）。《黃氏家譜》載道院派道院支第二十三世：“肇昌，應魁子，行鑣一，號寅旭。公志修宗譜，配氏金，后佚。”

 從世系行傳可知，黃寅旭繼承了黃道賁修譜的家風，致力于宗譜編纂，也證明他與黃時貞是同時期的黃氏后人。黃寅旭為二十三世孫，黃時貞為二十五世孫，雖世系相隔二代，但大致處于明末清初時期。黃時貞不僅續(xù)修《四明黃氏家譜》，還撰寫了《倭焚四明》《王翊黃中道稱兵始末》《書南雷三案諸書卷末》等，為地方和黃氏族人保存了珍貴史料。

《四明黃氏家譜》刊九姥山道院圖

筆者通過參考黃時貞《六十自壽二首》中的詩句 “真慚屈指庚申到，難得流年甲子巡”，推斷出黃時貞出生于明萬歷四十八年庚申（1620）。以此為依據(jù)，黃寅旭也生活在晚明至清初時期。按照通常以二十五年為一代計算，上推二百年，黃道賁大約出生于明代前期，因此他不可能與南宋時期的朱熹一起講學。

（二）安定王郡馬身份考證

在筆者所藏的永思堂刊《余姚黃氏譜》卷一中 “本宗世表梁弄派孚十一派小五房” 的記載：“百十三，五十八子，諱敏志，宋安定復顯王郡馬，墓見祠墓紀，子一千九。” 卷十九 “祠墓紀” 所錄：“梁弄八世祖宋安定復顯王郡馬，公諱敏志，墓在許婆岙聰草山，一名里莊，又名鱓嶺，入山山隘，背峰平而窪，左右有岡，迎面三峰甚逼近，中有三田，墓前華表猶存，左為茶園、庵故址。” 卷十五的 “職官錄” 也載：“百十三公諱敏志，安定王郡馬，梁弄八世。” 在另一套第九洞天孝子里刊《四明黃氏家譜》卷首 “墓圖” 中，還有許婆岙聰草山百十三公（敏志）墓址方位圖。

此外，《余姚黃氏譜》卷十一 “辨證?遷始叢說”（引舊譜）載：“又按百十三公諱敏志，字端貞，宋乾道五年安定復顯王選為郡馬。葬許婆岙聰草山，墳前田三段，西邊茶園、庵基，華表見存。又仙姑洞載乾道五年安定復顯王郡馬，侍郎送孫入府至西廟，腹痛而死。郡馬入府，各子孫來，就彼守孝。后買宅梁衕居之，又似郡馬是始遷祖矣，并識之。”

這段記述由明萬歷八年（1580）二十五世黃汝通撰寫，明確了黃敏志于宋乾道五年（1169）被選為郡馬。在道光二十年（1840）視斯堂刊刻的《黃氏宗譜》中，刪掉了撰文字者名字，且保留了 “年前始識其處” 一句，可見黃汝通曾實地考察確認。

《文公朱夫子年譜》書影

黃汝通，字公溥，號明泉，行仁一。隆慶元年（1567）成為鄉(xiāng)貢，先后擔任山東青州府樂安縣訓導、開封府教授。他晚年修譜，匯集各支、分作十二本，皆親手抄錄，傳贊載于譜卷首（引思孝堂刊《余姚彭橋黃氏宗譜》卷之三）。彭橋黃氏與梁弄黃氏同宗，宗遠五世孫，行貞十五，居四明梁弄，往來于梅川、四明間，其一子于南宋紹興間遷移彭橋，成為彭橋始祖。

黃汝通晚年 “宦休林下，自信平生之概，又幸山中日月之長，得以游藝于此，乃奮然遍訪諸族，躬詣四明，細訪宗支…… 四明梅川之昭穆斑斑不容紊也。是豈牽綴附會而無所憑信者哉。今日嗣修尤為真確，訂其差誦偽，補其短略，尤為可佳，稱謂明，名分定，情誼洽，禮法生，真盛典矣！”（節(jié)錄他在萬歷九年（1581）仲春撰寫的《四明梁衕修譜序》），還編纂了《余姚彭橋黃氏宗譜》，于萬歷丁丑（1577）孟夏撰《彭橋黃氏修譜序》。

《余姚彭橋黃氏宗譜》卷首 “先公列傳” 記載他 “資稟穎悟，早入黌宮。由歲貢任山東樂平儒學教導，升開封府教授。及歸，與鄉(xiāng)士大夫結社，棋酒自娛，且能祈雨救旱，府縣送'霖雨蒼生’匾…… 此術泰山真人所授，今未有傳之者”。

黃汝通所撰的四明黃氏八世黃敏志行傳，記述南宋乾道五年（1169）被安定復顯王選為郡馬，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后世續(xù)譜者皆以此為傳記內(nèi)容。宋朝除了嗣濮王、嗣秀王、嗣沂王、嗣榮王四個嗣王爵外，還有郡王級別的世襲王爵 —— 安定郡王，由宋太祖趙匡胤的兩個兒子的后裔，和以上嗣王爵的繼承方式襲爵，但太祖第四子秦康惠王趙德一系只出過兩代安定郡王（第一代和第七代），其余大多出自太祖次子燕懿王趙德昭一系，后來大部分幾代安定郡王都出自燕懿王第四子趙惟忠的第七子趙從信一系。

郡馬即民間所說的駙馬，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提到：“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逝疄楣鳎浞虮匕蓠€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宋袁文《甕牖閑評》卷三也有疑問：“駙馬者，天之之婿也，以副馬給之，故稱駙馬。不知所謂郡馬、縣馬者何義？”

西溪湖

黃敏志是黃道賁的八世族祖，相隔九代，按一代二十五年計算，從南宋乾道五年（1169）往后推九代是225年，約為公元1394年，即明代洪武年間，這與之前考證的黃道賁出生年代相近，證明傳黃道賁與朱熹講學于九姥山并不屬實。

不過，黃道賁的《黃氏世傳》載 “安定王郡馬相傳與朱子講學九姥山道院”，從時間推理，安定王郡馬傳與朱熹講學九姥山具有一定合理性。同時，明萬歷府志也記載：“有宋文公朱先生提刑浙東，講學于虞之西溪湖，虞人慕之，久而弗諼也?！敝緯浭鲋祆湓谏嫌菸飨v學，而上虞西溪湖離余姚九姥山僅十七公里之遙。

四、朱熹在余姚的行跡考證

根據(jù)朱熹行狀年譜，乾道五年后（1169 - 1178）朱熹居住在崇安。淳熙六年（1179）五十歲時，一月二十五日離開崇安，三月三十日到任知南康軍，期間多次游覽廬山，在白鹿洞書院留下眾多題刻，還重建白鹿洞書院，刊刻《愛蓮說》《彭城劉公神道碑》《書太極圖記》等。淳熙七年（1180）五十一歲時，在南康軍任職，刻邵康節(jié)《誡子孫文》等，并作《白鹿洞賦》。

朱熹《朱子社倉法》

淳熙八年（1181）五十二歲時，二月陸九淵來訪，三月十二日任提舉江西西路平茶鹽公事，八月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赴任，十二月六日抵達浙東任職。淳熙九年（1182）五十三歲時，正月巡查紹興府屬婺州、衢州，二月回紹興，六月有《余姚帖》（又名《賜書帖》），七月出巡紹興府山陰等縣，有題王羲之《右軍宅詩》、跋《蘭亭敘》等，八月在臺州，毀掉永嘉秦檜祠，當月除之徽猷閣，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均推辭，九月十二日，結束浙東任職，返回崇安，歸鄉(xiāng)后閑居約五年。

目前根據(jù)朱熹年譜等相關記載，淳熙九年（1182）六月至七月間朱熹到過余姚。他親筆書寫的《余姚帖》（《賜書帖》）明確記錄了來姚時間，此外他致孫應時的手札也提及訪問過余姚?！队嘁μ罚ā顿n書帖》）內(nèi)容為：“熹昨蒙賜書，感慰之劇。偶有小職事，當至余姚，歸途專得請見。人還撥冗，布稟草草，余容面既。右謹具呈提舉中大契丈臺座。六月□日，宣教郎直秘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鹽公事朱熹劄子。” 

該帖紙本縱 28.4cm，橫 36.4cm，共十行，每行字數(shù)不等，有項元汴等收藏印記二十枚，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曾被著錄于《式古堂書畫匯考》書畫卷十四、《大觀錄》卷七、《裝余偶記》卷六、《石渠寶笈續(xù)編》乾清宮《宋人法書》第四冊之一、《石渠隨筆》卷三《宋人法書》第四冊之一、故宮博物院影印《宋人法書》第四冊之一等。

按《宋史?朱熹傳》載：“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致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甚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湊。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nèi)，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役法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于救荒之余，隨事處畫，必為經(jīng)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余姚帖》落款時間及朱熹官職，與《宋史?朱熹傳》記載相吻合。當時浙東發(fā)生嚴重饑荒，宰相王淮奏請讓朱熹擔任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起初因朝廷未獎賞獻糧救荒之人而推辭，獎賞頒發(fā)后才赴任。他到任后積極采取措施，召集米商、免除商稅，每日查訪民情，單車巡查，整頓轄區(qū)秩序，革除不利于百姓的規(guī)定，在賑災方面政績顯著，宋史對其在浙東的賑災功績給予高度評價。

另據(jù)清光緒《余姚縣志》卷七載：“淳熙，…… 八年五月，大水，漂浸民居，田稼盡腐，大饑。九年，又饑（引《宋史?五行志》）。”可知淳熙八年至九年間，余姚受災嚴重，這與朱熹在浙東賑災的時間相符，《余姚帖》是他巡歷災區(qū)的實物依據(jù)，也是他到過余姚的重要史料。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