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顧曉陽

在洛杉磯，我和阿城做了多年鄰居，那是東洛杉磯雷克大街上的一幢二層小樓，一樓是一家花店，很大，附帶一個更大的花圃。二樓三個公寓單位，我和阿城各據(jù)一個；第三個，住的是一個日裔女人（第三代日裔美國人），不到30歲，是花店老板家的親戚，因個子超矮，我媽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土豆兒”。她無業(yè)，單身，有兩個男朋友，一黑一白，還養(yǎng)了兩條大狗。

1997年夏，我和阿城先后離開家很久，阿城好像是去臺北，我8月回了北京。我原計劃在京兩三個月，到了10月，馮小剛拍完《甲方乙方》后，讓我寫一個新的劇本。不久，我和馮導(dǎo)住進亞運村的一個酒店，開始寫。12月，洛杉磯的朋友小穆小儷夫婦來電話，說阿城家被盜。他倆是熱心人，和我們關(guān)系很好，這段時間一直幫我們照看房子。我問盜走了什么？小穆的聲音有些發(fā)顫，可還是沒往細了說，因為阿城家?guī)缀醣话峥樟?。我家呢？答：沒事兒。但我心里很不踏實。所幸劇本已經(jīng)寫完，小剛說先這么著吧。中旬，我匆匆趕回。

一進門，只見客廳地板中央擺著一支臺燈，電源線整齊地纏在燈座上，這燈平時是放在寫字臺上的。我有點發(fā)懵。時差很厲害，腦袋本來就暈。先給我媽打個電話報平安吧，習(xí)慣性地往幾上一摸，電話機沒了。再回頭，一面墻全空：電視、錄像機、功放、喇叭、CD機和一二百張CD，還有墻上掛的阿城送的非洲木雕，都被搬空了。

趕緊去巡查兩間臥室：狼藉滿地，慘不忍睹。我有四把槍和近百發(fā)子彈，都在主臥壁柜的最上層，伸手一摸，空空如也！小偷靠這四把槍就能發(fā)財了。真恨得我牙癢癢。我的預(yù)感不幸被證實：偷完阿城，必得偷我！

雷克大街上的一座教堂，再往北300米的路東，就是我的舊居。2014年攝

竊賊是撬門而入的，我們的門鎖不是防盜鎖——即便是防盜鎖，我想也擋不住他們。因為看我們離開這么久，他們放心大膽，細細地把我們兩個的家洗了一遍。撬我家恐怕就是這兩天的事，臺燈等物都整理好了，沒急著拿，下回再說，沒想到我回來了。

我的第二個預(yù)感：竊賊不是別人，就是我們的芳鄰“土豆兒”和她的男朋友們。

美國的小偷只偷能賣錢的東西，我的槍，在槍店里買并不貴，但到了黑市上，在那些不能合法買槍的人里，就是天價。至于鍋碗瓢盆、衣服被褥，很難賣出價錢，所以并沒偷（我的幾套西裝和牛皮大衣拿走了）。因此，雖然遭洗，日常生活倒還能過。也不是一點兒影響沒有：此后數(shù)個月中，當(dāng)我想起來要用什么的時候，一找找不見，才知道是被偷走了，常氣得我哇哇大叫。

我當(dāng)即報警。來了個提著小箱子的小老頭兒，采集指紋。我觀覽了全過程。

過了些天，阿城也回來了。我們一起去了警察局。

警長是個白人小個子，30多歲，光頭，上唇留胡子，雙眼像一對大鈴鐺。他叉著腰聽我們講述，沒當(dāng)個事兒，溜門撬鎖的多了去了，管不過來。阿城有一把意大利小提琴被偷走了，但證書還在，上面有制琴師的簽名、制作年份、小提琴照片和編號等詳細資料。阿城說：“這把琴值15萬美元?！本L一聽，眼睛啪一下就打開了，馬上重視起來，問的問題也多了。我說：“我強烈懷疑是我們的鄰居干的。”警長的大眼睛眨巴了好幾下，看不出他聽沒聽進去。

此后，阿城神出鬼沒，成天不著家。永路是新朋友，對我們的事最熱心。一天晚上，他在我家聊天等阿城，過了夜里12點還不見人回來，我倆不由得有點兒發(fā)毛。他問：“阿老會不會……”我說：“尋短見？被暗殺？”言罷我們大笑不止。

第二天，阿城宣布案件取得突破性進展。是這樣的：他藏有1000多張音樂CD，全被端走了。其中他最喜歡的，都在封面上蓋了自己的印章。幾天來，他跑遍了東洛杉磯的二手唱片店，最后在離我們最近的科羅拉多大街上那家我們常去的店里，找到了四張蓋有他印章的CD。

他不動聲色地掏錢買下來，要了收據(jù)，然后直奔警察局。警長大喜，立刻帶著他又返回店里。店長是個白人，嚇得臉煞白——涉嫌“窩贓、銷贓”可是重罪，所以他很配合。他說：這些CD是一個黑人來店里賣給他的，共一兩百張。（很可能他知道來路不正，所以）他要了黑人的駕駛執(zhí)照并復(fù)印了。

他把駕照復(fù)印件和庫房里還留著的幾十張CD，全部交了出來。CD中也有我的，雖沒記號，有一套卻一看就知道非中國人莫屬——侯寶林相聲全集。至于那個來賣貨的黑人，正是我們的芳鄰“土豆兒”的黑男友！

神速??！這才幾天，犯罪嫌疑人已被鎖定。阿老成為我們口中的福爾摩斯。

有一天，我在樓道里碰上了黑哥們兒，他主動跟我打招呼，說：“聽說你們的房子被盜了，我很遺憾?！蔽椅⑿χ弥形幕卮穑骸皩O子！你等著！”

阿城的一對喇叭是在英國定做的，鑄鐵基座，特別沉，一男一女絕對抬不走，至少兩個大男人才有可能。所以，我們認為土豆兒的黑白二男友都參予了盜竊。黑人與土豆兒密，常來；白人不知姓字名誰，不常來。有天晚上永路來，正趕上白人的那輛大破美國車停在門口，他噔噔跑上樓拿了手電筒，又噔噔跑下去，把車牌號抄來了。那些天，阿城是福爾摩斯，永路就是華生，他們把自己搞到的線索，全部提供給了警長。

警長正式通知我們：偵查工作結(jié)束，將對“土豆兒”等實施抓捕，這些天都有警察在監(jiān)視他們并對我們給予保護。看見我們高興的樣子，他又囑咐了一句：“你們可別告訴他們哦?！痹趺磿兀坎豢赡馨?！警長說：“你們可能不會，但確實有人會。有的人會特意找到嫌犯，對他說'告訴你，警察就要抓你了！’”哈哈，還有這樣的人！

這一天到了。上午10點左右，有人敲我門。打開門，只見一個有門楣那么高的警察站在面前，伸出食指放在唇邊，對我作出“不要出聲”的暗示，然后又用大拇指點了點土豆兒家。我心領(lǐng)神會，向他一翹大拇哥，輕輕關(guān)上了門。

走到窗邊往外一看，小樓下面居然停了十幾輛警車。我立刻給阿城撥電話，他是晝伏夜出，此時正在睡覺，我說：“阿城，快起來！警察來啦！”

又過了一會，只聽有人使勁敲土豆兒家的門，然后砰地一聲，門被撞開了，樓道和樓梯上一片腳步聲。警察聲音低沉，聽不清說什么，只有土豆兒連聲尖叫著“I don’t know！I don’tknow！I don’t know！”語調(diào)、語氣、重音每次都不一樣，聲音越來越絕望。她的兩條大狗被女警察牽出來了，有一輛警車是專門運送寵物的，從后面雙開門，里面是鐵絲編的一個個籠子?？梢娋揭寻淹炼箖旱那闆r調(diào)查得一清二楚，而且出于“狗道主義”理由，也給寵物制定了收容方案。土豆兒本人，應(yīng)該是從另一側(cè)押走了，我這里看不到。沒聽見有黑哥們兒的動靜，不知他在不在這里，反正同一天也拘捕了他。

土豆家中傳出乒乓嘩啦的各種響動，我們是木地板，聲音很大，聽起來像文革中的抄家。最后，警察又來敲門，讓我到土豆家里去，看看有沒有我的東西?？蛷d中間堆著土豆家中所有的物件，更像文革抄家的了，我繞著那堆東西轉(zhuǎn)了轉(zhuǎn)，什么也沒發(fā)現(xiàn)。阿城也是。

至此，塵埃落定：黑人，物證人證俱在，擇日開庭，沒跑兒了。土豆，雖然都知道她肯定參予了盜竊，但找不到證據(jù)，在她家里也沒發(fā)現(xiàn)有我們的東西，沒轍。但，對她家進行搜查時，發(fā)現(xiàn)了海洛因。根據(jù)法律：個人持有一定量內(nèi)的海洛因（好像是幾克），算“吸毒”，違法；超過這個量的，就算“販毒”了，重罪。土豆兒家中的海洛因超過了這個量，將以販毒罪起訴她。

警長向我們通報時，也說到了那個白人：職業(yè)是理發(fā)師，有犯罪前科，獨自住在一棟破房子里。警察對他監(jiān)視了七天七夜，沒有什么發(fā)現(xiàn)，當(dāng)他不在家時，又進入他家進行了搜查，據(jù)說破破爛爛、一貧如洗，也沒找到什么。在抓捕土豆和黑人后，警察在路上把白人逼停了車，罵了他一通，大概是：你小子不是個好鳥兒，我們知道你也跟他們一起干了！你他媽給我放老實點兒，下次讓老子抓住的話……（以下省略8個字）。

至于我們被偷的東西，別想再找回來了。黑人死不認罪，所以無法追蹤那些物品的去處。他無業(yè)無錢，也談不上賠償。警長又對阿城說：你丟的那把提琴，我已經(jīng)做了調(diào)查，那個意大利制琴師確實有名，但他做的大提琴值錢，小提琴不怎么值錢，遠低于你說的15萬。我找了洛杉磯十幾家小提琴制造商，這是他們的結(jié)論，如果你不同意，可以再向他們咨詢。說完，拿出兩張A4紙交給阿城，上面打印著那十幾家提琴制造商的名字、地址和電話。這把琴是阿城去意大利時人家送的，他估計很值錢，既然洛杉磯的同行有了結(jié)論，姑且聽之吧。

好消息是：所有被盜的物品可以折價后抵稅。那年我的收入較多，就是說，繳的稅也多，正好可以用來退稅。于是，我從警局領(lǐng)來專用表格，把被盜物品一一列出，再標(biāo)上每件物品的價格（當(dāng)然是購買該物時的價錢，而不是折舊價），讓警局確認蓋章。繳稅時，附上這張表，我所受到的損失，就從我應(yīng)繳的稅款中全部退回給我了。

槍，我還保留有購買收據(jù)和每支槍的相關(guān)資料（最重要的是槍本身的編號）。警局將此資料記錄在案。今后，警長說，這些槍支如果有犯罪的話，就跟你沒關(guān)系了。阿彌陀佛！

不久，對黑哥們兒的審判開庭了。我和阿城作為證人出庭。唱片店老板也來了，30多歲，戴眼鏡，坐在角落里，一直低頭看書——“不義之財君莫取”呀！這回你是證人，下回可能就成被告了。不過沒他，“福爾摩斯”也不容易破案。黑哥們兒穿著綠色囚服，被警察押了進來。當(dāng)法官問我“在這個庭上有誰是你以前見過的嗎？”我一指他說“有，就是他！”黑哥們兒沖我點點頭，還咧嘴一笑。孫子，你笑什么？

雷克大街1974號，舊居原址上建成一座三層寫字樓。2018年攝

我們只去做了一次證，以后的審判結(jié)果就不知道了。土豆兒的命運如何？同樣不曉得。她那套公寓換了花店老板的兒子一家三口住。那人也是個矬子，四方腦殼，永遠板著張臉，我媽管他叫“倔貨頭”。如同美國華人的傳統(tǒng)行業(yè)是開餐館和洗衣房，日本人在美國的傳統(tǒng)行業(yè)是開花店——不是“送你一支玫瑰花”那種街角小店，是能同時出售數(shù)百棵圣誕樹以及一切跟園藝有關(guān)的商品的大商店。到“倔貨頭”，他們家族已在洛杉磯經(jīng)營了三代花店生意，共開有五家這樣的大店。

我和阿城相繼從那里搬走了。若干年后，臺灣人業(yè)主將這里的房產(chǎn)和地產(chǎn)全部出售。2014年，新業(yè)主拆除了花店以及我們的“故居”，在原地建起一幢三層的寫字樓。我對洛杉磯的念想，從此失去了一個最重要的寄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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