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3年11月1日至3日，云南省佛教協(xié)會與大理崇圣寺聯(lián)合舉辦2013崇圣論壇，全國著名佛教文化專家、大德高僧發(fā)表真知灼見，共論云南佛教在中國國際文化戰(zhàn)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想發(fā)表了題為《 高奣映與清初云南佛教》的主題演講，論文全文如下：

高奣映（1647-1707）是清初姚安世襲土司，同時也是云南地區(qū)著名的學者、詩人。他涉獵廣泛，在經學、史學、儒家哲學、佛學、詩辭、聲韻等領域均有自己的建樹，一生著述多達八十余種。同時他在家族影響下廣行佛事、捐建廟宇，對姚安地區(qū)佛教的傳播與興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近年來學術界關于高氏家族的研究興味一直很足，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高奣映的生活世界同清初云南佛教之間具體是怎樣的關系？他對宗教的興趣如何在其著述中得到體現(xiàn)？作為一名清代學者，高奣映有著怎樣的學術風格？這些問題并沒有成為當代學者們的關注點。但筆者認為，對這些問題的探索有助于我們厘清史實之間的關聯(lián)，揭示出舊材料中所蘊含的新內容，同時也能通過傳記式的回顧，對我們今天學術研究的觀念與方法提供啟發(fā)。

一、 生平及時代背景

1、家世及啟蒙教育

高奣映生于清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字元廊，亦雪君，別號問米居士、結璘山叟。他的父親高是明末姚安世襲土司，據(jù)由云龍主編的《姚安縣志》（以下簡稱《縣志》）記載，“生平坐立無倚，言笑不茍，喜怒不形，語非規(guī)即述人之善……此外則泛三教書?！备擢Ω邐T映的教育也十分嚴格，“迨其生，立保傅母以鞠育之，擇善室以處之。及四五歲，惡食不進于其口，惡言不入于其耳。戲則誘以善事，所謂習與性成之教也。入塾一二歲后，常課經書外，必講明忠孝之大節(jié)，人情物理之曲折?！庇纱丝梢?，儒家文化已經成為高氏土司家族傳統(tǒng)教育的重要內容。

高奣映自小天資聰穎，勤奮好學，《縣志》中說，“幼即嗜書成癖，寒暑無倦。且天賦雄才卓識，過目成誦?！?另外還有傳說，他八歲時跟隨父親去昆明朝拜南明永歷皇帝朱由榔，永歷帝見了高奣映，十分喜歡他的文才，便出對聯(lián)給他對。上聯(lián)是“八歲神童”，高奣映對曰：“三代知府”，皇帝驚喜不已。民間還有說法，稱他“雙目貫日，八朝朝天”。這些故事都從側面反映了高奣映在當?shù)厮艿降目隙ㄅc贊揚。

劉永富為此專門研究了明王朝在土司子弟教育方面的政策。他考察了《明史》、《明會典》及《明太祖實錄》的相關內容，總結了明代土司教育的三方面內容：一、土司子弟進國子監(jiān)讀書；二、土司地區(qū)設立儒學；三、強制土司應襲子弟入學，否則不準承襲。這些制度和措施的制定與實行，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久而久之便在土司家族中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圍和傳統(tǒng)，儒學的熏陶也自然地融入到土司家庭教育之中。高氏家族作為大理國的世代輔臣，對漢文化在云南的傳播做出過重大貢獻。高氏歷代所出大量文才出眾的人物，《縣志》中均有記載。

漢文化的影響也帶來了土司家族與內陸中心地帶的頻繁接觸，這使得土司子弟的精神世界同明代士大夫之間保持了某種時代一致性。明末清初，漢地士大夫在陽明學的影響下對佛教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陳垣曾說，“禪悅，明季士大夫風氣也”；“萬歷而后，禪風浸盛，士夫無不談禪，僧亦無不欲與士夫結納。”這種情形在廣受漢文化影響的云南土司家族內部，自然也有所反映。而云南佛教傳入史自南詔時已經開始譜寫，阿吒力教與禪宗曾并盛一時。禪宗自南詔時期便傳法不斷、高僧輩出，地方財團捐建寺廟，廣納賢才，因而也促成了雞足山作為圣地的形成。因此，作為具有行政權利的土司階層，出于宗教管理的職能，也必然與佛教僧俗有所接觸。

實際上，從大理國時期到元明清土司時期，高氏家族對佛教始終保持著濃厚的熱情。這個方向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高金和運用縣志和府志資料，考察了高氏家族對云南佛教的影響，總結為兩個方面。一方面，高氏家族大力出資捐建寺廟。明清時期高氏家族在云南地區(qū)修建佛教寺院的廟宇、樓閣多達130多處，其中也包括雞足山在內。另一方面，高氏家族中不少重要成員出家為僧。大理國時期，高泰明擔任大理國相時大力弘揚佛法而被段氏封為“護法明公”；高順貞（凈妙澄法師）在水目山祝發(fā)為僧，被尊奉為祥云水目寺二祖，是云南禪宗的重要傳人。高量成因對佛教的突出貢獻而被冊封為“護法公”。另外，根據(jù)《護法明功德運碑》的記載，高量成晚年讓位給高貞壽，退居楚雄，在紫溪山參禪。碑文中還記載，“皎淵本月禪師，亦高氏子”，指的就是高量成之子、被尊奉為祥云水目寺三祖的高成宗，他是云南禪宗的重要傳人。

2、父親高的影響

順治十五年（1658年）清軍進攻云南，高帶著夫人和兒子高奣映一路撤退，到了騰沖，親屬子弟以世職等原因追留他，然高?！傲x不為官，以印授予其子奣映，自己入大覺寺從無住禪師為僧”。1到滇事平，禳回到姚安開建至德寺、曇華寺為僧以終。根據(jù)《無住如禪師塔銘》的內容可知，無住禪師嗣法于徹庸大師，崇禎年間迎請至水目山開創(chuàng)寶林，徒眾60余人，開創(chuàng)了水目山佛教的鼎盛時期。

陳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把高列入“逃禪”的明末遺民?！疤佣U”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現(xiàn)象和時代風貌。陳寅恪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指出，“明末永歷之世，滇黔實當日之畿輔，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艱危擾攘之際，以邊徼一隅之地，猶略能萃集域文化之精英者，蓋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學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禪，以全其志節(jié)?！?高奣映處于明朝遺風猶在、清廷剛剛建立的時期，也正是社會動蕩、人心惶惶的亂世。文人、士大夫紛紛遁入空門，以求得身心的安穩(wěn)。他們談禪論道，吟詩作對，以筆墨為武器，追懷故國，痛斥清廷。因之一時之間，雞足山高僧云集，大師輩出，成為西南地區(qū)叢林之首。

順治十七年（1660年），十三歲的高奣映考中了秀才。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廷正式批準他繼承父親高土同知之職。1高奣映深受祖輩及父親的影響，對佛教信仰情有獨鐘。他也常捐修寺院、修橋補路。自父親出家之后，他便常去曇華山看望父親，住上數(shù)十日，所以那里留下了不少他親自題寫的石刻。高奣映還多次登雞足山，參訪高僧大德，同時對山上的自然景觀和寺院建筑進行考察。

陳垣把高奣映歸于“士大夫之禪悅”群體，在其小傳中說，“父，明亡后為僧，奣映嗣，入清仍授世職，《滇南詩略》十六有奣映詩，其父為僧，其子亦受圣可玉印記”，還說，“圣可，破山嗣，然則奣映破山再傳也”。5破山海明（1577-1666年）是蜀地高僧，西南地區(qū)禪宗領袖，高奣映既被看作破山后嗣所出，也就同破山一系有了嚴格的師承關系。

除此之外，高奣映還時常與佛教僧人交游，其中不乏奇才異士。比如有一位僧人，法名天倫，廣東人，十五歲削發(fā)為僧，精通武術，跟隨師傅走南闖北，后來在沐天波家擔任武藝教習。到永歷政權建立，他又投向永歷，作永歷帝的拳師，受到永歷祖母太皇太后的優(yōu)祀供養(yǎng)。永歷失敗以后，他流浪滇西，到了結璘山，受到高奣映的優(yōu)待，以“師禮事之”。三年后天倫法師才圓寂，埋葬在結璘山，高奣映為他作塔銘。

二、 高奣映的佛學貢獻

1、 與佛教有關的著作

高奣映一生著述多達八十余種，涵蓋經學、史學、地理、衛(wèi)生、教育、巫卜、音韻、詩詞等諸多領域。在其存世作品中，與佛教關系最為密切的是佛教地理學著作《雞足山志》和佛經注疏作品《金剛慧解》。

雞足山位于云南賓川，據(jù)侯沖考證，此山直到明初才以“雞足”為名（元代資料中一律稱為“九曲山”）。由于名稱混同于印度的雞足山，即佛典中迦葉尊者入定之地，所以被當作大迦葉的道場并因此繁盛。到了明末清初，雞足山已經成為國內名山，名氣不亞于峨眉、九華、天臺等地。

徐霞客、大錯、范成勛都曾編修過《雞足山志》。高奣映所編《雞足山志》，保留了“徐志”和“范志”（與大錯所編“錢志”基本相同）的部分內容；但他認為，“《雞山志》昔為徐宏祖霞客草創(chuàng)，迨成于大錯和尚之手，當兵燹之際，惟祈成書，未暇構精筆墨也。今兵部尚書范蘇公先生曩制滇時，厭惡札之淆漓，欲撮醇去玭，再思翻刻，乃僧懼刪其舊，悉取大錯之志，一字不移而刻之”，使得“名山斯緣減價”。因此他修撰《雞足山志》，“一字悉屬探讐，不欲依傍離徑”，對舊志逐字逐句探究、校對，不盲從舊說。由此可看出高奣映治學嚴謹細致的態(tài)度。

除此之外，他還在“志例”中提到，“志固有志之格目”，格式與目錄的排列不能像往昔的編纂者那樣“隨意位置”，而應該“衡輕重以別門，計得失而分類”，使分類有依有據(jù)、編排合情合理。鄭志惠和孔化魏分別對《高志》的類目劃分做了研究，通過詳細比對上述幾個版本《山志》在目錄學上的特點，兩位研究者均得出肯定的結論：高奣映的類目劃分與結構框架更加精確，也更為合理。

《高志》在新“格目”的規(guī)范下寫作，這樣就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比如更多品種的樹木、花草，更多的詩詞。另一方面，《高志》還對一些問題進行考證，提出自己的看法，章節(jié)之前增加了按語。這些都使得《高志》具有了更高的文獻價值。由云龍對《高志》的評價是：“圖繪精絕，舉凡山川形勢、寺院沿革、人物、名勝、物產、詩詞，皆一一具列，圖凡數(shù)十幅，一目了然，若置身其間者。嗚呼，盛哉！”

《高志》的“志例”部分當中，高奣映也談到了自己的歷史觀，這一部分內容尤為重要，我將在下一部分中詳細討論。實際上，《高志》中為現(xiàn)代學者所詬病的“神話連篇”、“雜異之說”以及牽強附會的考證，多少都與高奣映的歷史觀有關系。

《金剛慧解》是高奣映在佛學理論方面的著作，他?？绷藵h地六種譯本的異同，并進行詮釋演繹。這本書筆者并沒有看到原文，但就現(xiàn)代學者的引用情況來看，高奣映對佛教經典的解讀還是較為忠實原意的。在《通序》部分有一段高氏與其摯友文化遠之間的問答，內容由文化遠轉述。文氏的問題是，“竺乾氏之書，大抵須解而后始明?！颉督饎偨洝泛沃?？般若何名？既以無所生心，而又云生無所住心，生心焉，無所住也，生無所住者，又心也。生心之與生其心，不想刺謬乎？”高氏回答說：“是則須予解也。一部《金剛》統(tǒng)于智慧。智慧者，心也。能生智慧者，亦心也，有智慧生心者，亦心也。未生以前，心從何來？既生以后，心從何往？……”

在解釋“云何降伏其心”的問題時，高氏說道，“以無法可以降伏，問有何方法，乃得降伏叫虛妄浮心，務使心體湛然不動，……舍菩薩，則眾生迷昧，終無覺者。然發(fā)心唯在當人，今有眾生發(fā)此無上正等正覺之心矣。發(fā)處即是住處，應住而住得定，即是降伏矣?！敝v到“無住布施”時，他又說，“菩薩度眾生，于法先要無所住，而后行于布施，才無布施相。所謂耳鼻眼舌身意，都不可提而住也。小詞有云：'你若無心我便休’，便是大布施。菩薩如是布施，其福德比之東南西北四維，上下虛空，無有窮盡?！?/p>

由此可見，高奣映的《金剛慧解》，基本上是以佛語解佛語，并沒有任意發(fā)揮的地方。他沒有拿儒學的見解來生解佛經，也沒有對佛經做過于世俗化的理解。而這些不當做法正是一些漢地儒生常犯的錯誤。高奣映作為云南地區(qū)的異族思想家，思維模式上具有開放性與多元性，因而他涉足不同領域的事物時，顯得可塑性更強一些。

2、 作為佛教研究學者的高奣映

土司身份及家族與佛教密切的聯(lián)系，使高奣映成為了清初云南漢傳佛教興盛之勢的見證者；同時他也是這段佛教史的敘述者、以及對佛教教理及人物事跡興味濃厚的研究者。他身上沾有某種現(xiàn)代學術的氣息，這正是他頻繁被當代研究者稱之為“學者”的原因。這種現(xiàn)代性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考據(jù)的重視。在《雞足山志》的行文過程中，考據(jù)變成了一種基本的言說方式，雖然它常常顯得力不從心。如果我們深入地思考這個問題就會發(fā)現(xiàn)，歷史的回溯構筑了一種言說的實在，而當這種回溯總是發(fā)生在似是而非的問題上，邏輯性的假設就顯得尤為重要。也許在今天的研究者看來，高氏關于阿育王以及佛教傳入時間的判斷都是缺乏常識的，然而就歷史構建的模式而言，他卻顯得更接近現(xiàn)代人而不是“古人”。因為“古人”眼中的歷史是單線程的，歷史材料彼此也是相處融洽的，它們不會因合乎邏輯的排列而得到一個奇怪的結論。真正的歷史方法恰恰是超乎先驗性前提的，它用材料的真值構造真實，真值命題本身就是歷史構建中的一個部分。

其次是高奣映對于宗教的對象化的表述方式。當他討論“太極”的時候，他用的完全是太極的語言與思考方式；而當他談論“無住”的時候，他便開始使用佛教的術語和思維方法。因此你可以強烈感受到，當高奣映出現(xiàn)在研究行業(yè)時，他是不屬于一宗一派的，在他身上沒有那種一以貫之的核心信仰，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普適性的客觀態(tài)度。他并不用佛教的理論去闡釋儒家，也不拿儒家的思路來觀照佛教，他采取的是一種隨破隨立的閱讀，不斷從文本中提取概念與命題，然后進行獨立的分析和判斷。

第三是高奣映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雞足山志》的《志例》第一條中，他寫道：“乘均之為繼史而作也。微情側論，必關世道，必系人心，俾讀者鑒有戒心，然后寄題生文，因文見理，此取《魯史》以作《春秋》。志也，雖山志，敢違圣人正世道、救人心之義乎？讀者細大勿遺，庶知纂述苦隱?！币虼?，高氏做《山志》，是把《山志》當《史記》一樣看待的，是借史來諫世道、正人心，讓人從中明白事理。高奣映還進一步闡釋說：“山志若天臺、雁宕、徑山、西湖，皆世所稱善者。今取而讀之，掠美襲腴，霏霏木屑，全無纂述者之面目。茲志敢曰藻思柔翰，筆筆心血流丹；制品裁體，則則眼光吐碧?！彼⒉毁澩瑲v史記述中纂者隱去自身的客觀中立態(tài)度，反倒認為纂述者應該飽含熱情，使作品充滿表現(xiàn)力。

對歷史敘事作者意識的強調，把單一的還原論歷史觀重新拉回多元，把外界發(fā)生的宏大的客觀事件同具體的個人體驗及生命感悟結合起來，形成一種“體驗式”的研究風格。在這種體驗式的研究當中，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有著與真實歷史事件相同的地位與作用，而一切又都以一種邏輯性考據(jù)的方式為組織形式，加強了情操表達的力度與深度，令研究成果充滿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通過理性的方式，佛教歷史地理空間的客觀記錄就完成了儒家文化所看重的編纂歷史對社會使命感的表達，繼而也完成了個人生命意識的書寫。

從縣志資料和金石資料中可以看出，高奣映在現(xiàn)實生活中也在不停踐行著儒家與佛教的善行觀念。他設置“療俗軒”，開醫(yī)藥館，為無錢者提供藥物與救助。還捐贈棺材，供窮人殯葬使用。他定期向窮人和老人供應糧食及錢財，還建立“產房”，幫助需要生產的婦女。1從這個意義上講，高奣映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作為一個土司學者，他的治學當中必定包含著對社會人生的深刻洞察；形成“體驗式”的研究風格，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