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美術畫叢》宗教歷史卷序
宗教與歷史，其實是無法嚴格分開的。以歐洲與中國兩大文化傳統(tǒng)來做比較，中國不妨稱之為“宗法的中國”，其中宗教氣息稀薄而塵世萬象更替；而歐洲可以稱之為“宗教的歐洲”，無論是中世紀基督教會鼎盛時期的一千多年，還是此前希臘羅馬異教時期乃至文藝復興以后教會勢力逐漸衰落、異教精神重新崛起的時期，宗教的超越精神自始至終貫穿了歐洲歷史。一部歐洲史，幾乎就是各種教派的爭戰(zhàn)史和興衰史。不同時期的歐洲藝術家，從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jīng)傳說以及基督教義中汲取了大量創(chuàng)作靈感，比如達·芬奇《蒙娜麗莎》之外的兩幅不朽杰作，一幅是異教母題的《麗達與天鵝》，一幅則是基督教母題的《最后的晚餐》。
不同時期的宗教畫，往往體現(xiàn)出當時的世俗思潮和社會風貌，比如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生》，就是文藝復興初期宣告異教精神重獲“新生”的一個劃時代事件。而丁托列托的《銀河的起源》，也是標志近代歐洲文化“起源”的一個重大象征。最具時代精神的宗教畫，莫過于米開朗琪羅的《創(chuàng)世紀》，題材取自《圣經(jīng)》，而表現(xiàn)方式純粹是異教的——全是裸體，以至于教皇不得不命人為這些裸體重新“穿”上衣服——幸而后來又恢復了原貌。
《維納斯的誕生》波提切利
文藝復興以后，歐洲畫家表現(xiàn)神話傳說的作品主要取材于希臘羅馬神話，但也有一些取自不同民族自己的神話史詩，比如北歐神話；甚至取自亞洲民族的神話傳說，比如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宗教畫的題材則是差不多的，很少越出《圣經(jīng)》，少數(shù)取材于《舊約》，比如米開朗琪羅的《創(chuàng)世紀》、克洛德·洛蘭的《示巴女王登舟圖》；大部分取材于《新約》，比如喬托的《猶大之吻》、達·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和丟勒的《四使徒》。尤其是新約即基督教母題，更被畫家們不避重復地畫過無數(shù)次。但同一母題的宗教畫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畫家筆下，卻往往傳達出大相徑庭的價值取向。宗教題材同題重畫的最突出例子是拉斐爾，他一生僅活了短短的三十七歲，而在他留下的近三百幅杰作中，大部分是圣母像，以至于不得不用《西斯廷圣母》、《椅中圣母》等名目來加以區(qū)別。拉斐爾作為意大利文藝復興三巨人之一，自然不可能具有中世紀式的虔誠，他的圣母并非冷冰冰的無玷圣女，而是一位熱愛塵世、充滿人文精神的美麗少婦，史家公認這些親切動人的“圣母”形象取自同一個模特兒——畫家的情婦拉福爾納里娜。甚至有人猜測，連“圣母”懷中的“圣子”也是畫家本人與“圣母”的私生子，這就有些“褻瀆”意味了——盡管這倒恰好可以暗示圣處女神話的真相。
高更幾乎是走出基督教和希臘羅馬異教這兩大歐洲傳統(tǒng)宗教神話題材的惟一例外。高更不僅反對基督教傳統(tǒng)，而且反對希臘羅馬的異教傳統(tǒng)，他是歐洲全部文明和全部傳統(tǒng)的激烈反對者，因此，他以塔希提土著的宗教信仰為題材的作品，具有非同一般的特殊價值：《我們從哪里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里去？》
不同時期的歷史畫，往往體現(xiàn)出當時占統(tǒng)治地位的宗教觀。由于不同的畫家出生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歷史時期，他們畫筆下的歷史畫自然大異其趣，但這些歷史畫多多少少受到當時當?shù)氐闹髁髯诮逃^的影響。比如席里柯的《梅杜薩之筏》，取材于一次真實的海難，但畫家把它與宗教聯(lián)系了起來，不過并非與基督教，而是與異教的希臘神話聯(lián)系了起來，這在中世紀是不可想象的。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導人民》也屬于此類。這是時代精神體現(xiàn)在藝術中的雄辯例子。
當然，不帶宗教色彩的歷史畫也很多，而且越到近代越多，這是科學和理性的勝利，還歷史以客觀的本來面目。比如戈雅的《法國士兵槍殺西班牙起義者》，大衛(wèi)的《馬拉之死》，格羅的《拿破侖在雅法鼠疫病院》，德拉克洛瓦的《希奧島的屠殺》，以及畢加索的《格爾尼卡》，等等。
這些宗教歷史題材的作品充分證明，從來就沒有什么“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全部人類文化都具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不存在任何真正獨立的精神飛地。因此，歐洲畫家在為眼睛的狂歡節(jié)提供舞臺時，也為后人留下了一部栩栩如生的宗教歷史長卷。
199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