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瞿秋白，和他的政治信仰沒有關系。

我倒覺得正是因為這個信仰，毀了他的一生。讀完他的《多余的話》，我感覺他給自己的定位還是準確的——文人。

這個文人不是指一般的有專業(yè)特長的知識分子，那樣畢竟具有工具的價值。瞿秋白的的文人，是指自己都懂一點，但都不是很懂，既沒有系統(tǒng)的研究也就沒有相應的成就。

他引用過清朝一個漢學家的話，“一為文人便無足觀。”

這樣的文人，就如家庭中的軟裝。如果你講究生活的品味，這軟裝不能或缺；如果你只是為了實用，這種軟裝就成了累贅。

我們看到經濟型住房是沒有這些軟裝的，養(yǎng)一盆綠蘿都很占地方。放一只魚缸，都可能成了夫妻離婚的原因。

只為了居住而不是為了生活的空間，是不需要軟裝的。

軟裝只適合于寬敞的空間和有品味的主人，這兩者缺一不可。

瞿秋白所說的文人，就是社會或者說國家的軟裝。他只適合在一個和諧、富裕、相互友愛而不是相互敵對的社會環(huán)境下的存在。

二三十年的中國，是不需要這樣的文人的。

我們衡量一個社會是否文明、是否和諧，甚至是否發(fā)展，主要的指標就看有沒有這樣的文人，不是個案而是成批。

這樣的一批無以足觀的文人，能夠存在，能夠過得體面，說明了社會的包容，說明這不是一個完全物質的社會。

社會的精神文明，就是這樣的一批文人無意中創(chuàng)造的。就像一棟奢華的大樓，提升它品味的就是擺放在室內的那件擺件。

這樣的非工具性的文人，是一個國家的擺件。

瞿秋白要是真想做這樣的文人，實際在當時的環(huán)境也是有機會的。他做不了魯迅，也可以做林語堂、梁實秋，最不濟做個獲釋后的陳獨秀，在民國這樣人文環(huán)境下，他也是可以過得很獨立的。

一個終究是文人的瞿秋白，陰差陽錯地選擇了政治。這開始就不是他的主動選擇，可一開始就讓他無法脫離。

當他踏上北去的列車，進入蘇聯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就和政治掛在了一起。

他還是想做文人的，翻譯一下俄國的文學作品，但他的職業(yè)又讓他不得不翻譯政治類著作。

這些作品對他來說，也是一知半解，他是為了翻譯而去翻譯，就像他自己承認的，他也根本沒去好好研究過，到底他們說了些什么。

但他還是翻譯過來了，影響了許多人的信仰。這些人的信仰就來自他一知半解的翻譯，就如他自己承認有許多都是錯的。

那個時候的蘇聯是在輸出革命，這種行為放現在就是顏色革命，就是顛覆他國政權。當時沒有這樣的說法，許多人都以顛覆自己國家的政權為使命。

瞿秋白一開始是信仰無政府主義的，他在蘇聯接受主義馬克思，就是覺得馬克思有個共產主義社會，那個社會可以沒有政府，沒有階級、沒有壓迫，也就是和他信仰的無政府主義完全一樣，這是他接受主義馬克思信仰的原因。

但走向共產主義需要有個過程，需要階級斗爭，需要消滅另一個階級，當然就免不了暴力。這一些他也理解，可他的興趣不在這里，他還是只想著當個文人。

但他的擔子已經挑起來了，他做了這個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他做領導人的時候，正是這個組織到處武裝反抗的時候，他又去井岡山根據地呆了一段時間。

這讓他的身份完全改變，他不只是一個文人，他成了一個組織的領導者。盡管他一直說，自己對軍事沒有興趣，可這些軍事行動都是在他做負責人的時候發(fā)生。

他自然就要承擔這樣的責任。

從文人向政客的轉換，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是主動還是被動，瞿秋白都已經說不清了。

這個身份在當時就是匪首，是顛覆政權，只要被抓獲命運就已注定。

瞿秋白也是可以給自己找到一條生路的，那就是投降，就是供出同伙，就是聲明改變自己的信仰并表示懺悔。

但中國的文人，盡管百無一用，卻又有著自己的堅持。對自己的選擇無怨無悔，不管對錯。

瞿秋白的從容就義，不是西方式的壯懷激烈，而是東方式的沖淡從容。

他對死亡的理解也完全是東方式的：人之公余，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

1935年6月18日，他的戰(zhàn)友們在四處尋覓目的地的時候，他走到了人生的終點。

這一天是他文人生活的極致。

對方把他安置在中山公園八角亭內，設美酒、奉佳肴，讓他自斟自飲，無人干涉。

這種尊重，是人性美好的體現。不因政見不同，而變成私人恩怨。

瞿秋白喝完酒后，緩步走出公園，手執(zhí)香煙，神態(tài)自若。如果身后沒有一幫軍警，那就是一個文人的夏日登山漫步。

找好一塊地方，面北盤足而坐，告訴行刑者：“此地甚好。”

此時的瞿秋白不是害怕行刑，而是渴望那顆子彈能讓他卸下所有的負累。他要去過他的真快樂了。

一個陰差陽錯卷入政治的文人，又因文人的固執(zhí)和堅守，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失去了生命。

他如果只是個文人，也不會死得這么早；他如果真是個政客，也不會這樣死；就是這種文人的本性和政客的外表，最終將他送向了死路。

他臨終前寫的《多余的話》，對于視革命為當然的人，就是一種軟弱，可對于一個文人來說，這是他思想的必然。

這篇篇幅不長的文章，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對自己思想的剖析，而是最后的一句話：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世界第一。永別了！

哪個革命者的遺言不是悲壯激烈的口號呢？只有文人，在生命的最后還會想到世間的美味。

這是他對生的留戀嗎？我覺得不是。

他在肯定自己來過這個世界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