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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啟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高啟 別名 青丘子 字 季迪[1] 號 槎軒[1] 朝代 元末明初 出生日期 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 去世日期 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 祖籍 長洲（今江蘇徐州） 代表作品 《高太史大全集》 《青丘集》 高啟（1336 年-1374年），字季迪，號槎軒，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明代著名詩人。元末隱居吳淞青丘，自號青丘子。[1][2]與王行，宋克等號“北郭十友”，[3]與劉伯溫、宋濂并稱“明初詩文三大家”，與楊基、張羽、徐賁同列“吳中四杰”，并被譽為“明初詩人之冠”。[4] 高啟繼承了儒家的傳統(tǒng)詩論[a]，同時要求詩歌創(chuàng)作“撫事酬物”。[b]他認為寫詩要有“格”“意”“趣”，只有三者都做到才能靈活創(chuàng)作各種風格。還強調寫詩寫文要注重摹擬學習，兼師眾長。[5] 因其少有才名，博學工詩，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高啟被朱元璋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并教授朱元璋諸子，次年被提拔為戶部右侍郎，后隱居青丘，以教讀為生。[6]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蘇州知府魏觀因在張士誠宮殿原址修建蘇州府治被處死，高啟因給新修府作文《郡治上梁文》受株連被腰斬，時年39歲。[7][8] 人物生平少年詩人高啟先世為汴梁人，后南渡到臨安，后徙居吳郡，家有百畝余田，家世政治地位不高，但雄于財，但到高啟這一輩，家道已趨向衰微。[9]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高啟出生。稍長，兄高咨被征戍準南，緊接著父親又病逝，高啟即擔當起綜理家政的重任。[10] 高啟16歲時，淮南行省參知政事淮南行省參知政事饒介守吳中聽聞其才名，于是幾次派人延請高啟。高啟實在無法推辭，只能前往。[10]參宴的巨儒碩卿為試驗高啟的才能，以《倪云林竹木圖》命題，讓高啟賦詩。高啟頃刻詩成，備受贊賞。[12] 中年仕途至正十六年（1356年），張士誠秘密聯(lián)絡了弟弟三人及壯士李伯升等十七名膽大的鹽民，積極籌備武裝暴動。張士誠攻占平江（今蘇州），接著又攻陷湖州、松江及常州等路（均屬江蘇）。他把平江（蘇州）改為隆平府，張士誠從高郵遷都到這里。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自立為吳王，帶甲數(shù)十萬與占據(jù)浙東的朱元璋政權相對峙。[11] 高啟蘇州石刻 至正十八年（1358年）冬，高啟南游吳越。[13]在南游的旅途中，他看到了政權的動蕩不安和百姓的顛沛流離，譴責張士誠的殺戮與紛起割據(jù)的局勢。他拒絕張士誠的邀約，攜妻兒隱居青丘，故自號青丘子，曾作有《青丘子歌》。[14]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國號“明”，建元“洪武”。[15]他欣喜于國家結束政權割據(jù)的局面，寫道詩句”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群誰敢渡。黃旗人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為固”。[16]他也受到了朱元璋的賞識，其仕途之路非常順利，一路升遷，洪武二年(1369)正月赴京修史，八月《元史》書成之后在內府教胄子，次年正月授開平王二子經，二月升遷為翰林院編修，七月被任命為戶部侍郎，但高啟并未接受戶部侍郎的職位。“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徽亦固辭，乃見許。已，并賜白金放還?！?/span>[17] 在京師期間，高啟雖有參與修史的榮耀，也有與同僚唱和的歡愉；但他內心對仕宦生涯是厭倦痛苦的。[17]在政期間，目睹了明軍在攻破蘇州后，對蘇杭等地文人的殘酷政策，他內心充滿著精神的痛苦與壓抑。[16]種種原因使得高啟在朝中任職不足兩年，即辭官歸里。[18] 高啟之死高啟在京修《元史》時，是魏觀[c]的屬下，深受魏觀的賞識照顧。在蘇州重逢，魏觀“尤禮遇之”。于是高啟便接受魏觀請求，給新修府作文《郡治上梁文》[d]。[19]后魏觀受蘇州衛(wèi)指揮使告密，高啟因在張士誠宮殿原址修建蘇州府，給新修府作文《郡治上梁文》，“龍盤虎踞”四字犯詩文之錯被腰斬。[20] 高啟被腰斬后，并沒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著自己的鮮血，一連寫了三個鮮紅而又刺眼的“慘”字。高啟事件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須付出的代價，可以說是朱元璋殺雞儆猴的犧牲品。[21] 主要作品詩詞作品以高啟卒年為分界，高啟的詩的編集分為自編、他編兩個階段。周立整理高啟手稿時稱其“有《鳳臺》《吹臺》《江館》《青丘》《缶[fǒu]鳴》《南樓》《姑蘇》《勝壬》等集”。據(jù)高啟友、侄記述，高啟生前有詩集八種， 然均未付梓。后經蔡伯庸、周立、徐庸、張習等人整理刊刻，高啟的詩主要以《姑蘇雜詠》，《缶鳴集》，《高太史大全集》，《槎軒集》四種別集形態(tài)傳播。[22] 代表詩詞賞析：
詩人一聯(lián)一韻，描寫了一位自滿自足，自得其樂的賣花人。賣花人雖然貧寒，但是四季常青，德馨永存。揭示了富貴榮華有如煙云，愛美知足之人唯吾德馨的人生真相。[23]
詩人以燕子警戒自己，物情相生，表面上告誡燕子要高飛躲避獵人，實際上也是對人世詭譎莫測的憂慮。[24] 詩人專心一意地尋覓水的樂趣，他雖然在玩一個不起眼的小花樣，但卻體現(xiàn)他創(chuàng)作的嚴肅和對生活的熱愛，已經與自然融為一體。[25] 書法作品 題仕女圖詩 文學成就高啟一方面主張依傍古人的詩學實踐，重視典范的創(chuàng)作技巧。[27]另一方面，他更為 強調學古應做到“心融”，追求的是融會貫通，以 “免夫偏執(zhí)之弊”。他的這一文學思想，對后來明代中期文壇復古思潮的另一流派——“后七子”有著顯在的影響。[28]高啟對明代詩歌的影響并不局限于復古詩學理論主張的提出。他的影響更主要的還在于，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壇上“不以詩名謀功名”的先例。[29] 創(chuàng)作特點詩詞特點文風古雅雄健高啟深受儒家思想熏染，時刻以一種悲天憫人的心態(tài)關注世事民生，這種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構成了高啟詩歌中古雅的內在意韻。高啟詩歌具有古雅的詩情 ， 極少描繪淫逸場景，其情志清新脫俗， 盡力恢復詩言志的傳統(tǒng)， 其詩歌情感語言層面和意境也相應雅化。[30]高啟寫詩，多于開頭處即有一種開闊宏大的氣勢，或以宏闊的視野俯瞰山水形勝，產生尺寸千里的聲勢，或思接千古，以超邁的胸襟評古論今，營造瞬息千載的藝術美感。[31] 高啟行書 情感克制曲折注重情感表達的曲折綿延和多層次是高啟創(chuàng)作詩歌時的主要目的之一，這不僅使得他的詩歌富有真情實感，而且增強了其藝術感染力和表現(xiàn)力，成為其詩歌獲得后世贊譽的重要原因。[32]除此之外，高啟的詩歌在情感抒發(fā)上也表現(xiàn)出了冷靜、理性、克制的特征，他通過環(huán)境的大肆渲染來反襯出情感的內斂簡約，以此達到冷靜克制的效果。[33] 審美兼師眾長高啟的詩詞創(chuàng)作“兼師眾長，隨事摹擬”，參考融合各家長處，拓寬取法的途徑，在學習古人古人的基礎上自成一家，并昭示自己獨特的價值。[27]他的詩的審美展現(xiàn)出他復古的思想，但復古并不意味著他一味照搬固執(zhí)的模仿，而是在實踐上有所創(chuàng)新，添加自己的風格。[34] 書法特點高啟書法體現(xiàn)了地方認同與傳統(tǒng)文化，不管是書法內容還是書法筆法都體現(xiàn)了蘇州風土化的特點，在吳中文學傳統(tǒng)影響高啟詩的同時，高啟和他的詩也成為了吳中文學和文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35] 主要思想高啟是吳中文人集團的核心人物，其文學思想是吳中文學思想的主要體現(xiàn)。元末是高啟生活、創(chuàng)作的得意時期，其文學思想充分體現(xiàn)了他所追求的“自適”和獨立自我的個性精神，整體詩風自由揮灑、放蕩不羈，創(chuàng)作題材、體裁靈活多樣。[36] 入明以后因為政治生活環(huán)境、文學思潮的變化，造成了其創(chuàng)作與理論主張之間的落差。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高啟“自適”抒情的創(chuàng)作理想在入明以后已經無法實現(xiàn)，其“自適”的情懷多為痛苦、悲涼、孤獨、渴望自由等情感所替代，元末那種為詩癡狂的灑脫與奔放已悄然失去；第二，“格”、“意”、“趣”兼具的詩歌審美要求，到了明初尤其是他在南京修史為官時，卻變成了一種美好的企盼，始終徘徊于重“格”與達“意”的矛盾之中，其間他在詩歌形式上表現(xiàn)出了重“格”的傾向；第三，洪武三年秋辭官回鄉(xiāng)后，他雖然回到了從前的吳中，卻因失去了從前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生活在一種百無聊賴的狀態(tài)中，其作詩變成了一種打發(fā)日子的方式。元末他可以歌隱逸自適之志，南京為官時需頌朝廷之光，而此時，他的主要作品《姑蘇雜詠》卻為按圖懷古之作，思想情感上表現(xiàn)出一種在“山林”與“臺閣”之間的雙向失落。[36] 人物評價清代政治家張廷玉在《明史》中評價高啟以詩聞名。[37][38]清代文學家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評價高啟天才高逸在明代詩人之上。[39]清朝詞人朱彝尊在《靜志居詩話》中評價高啟氣度超脫，瀟灑放逸，談吐文雅，袁景文不能與他想比。[40]清代著名學者趙翼《甌北詩話》中稱贊高啟寫詩一出筆就有博大的氣勢，是明代詩人第一。[41]毛澤東主席也夸贊高啟為明朝最偉大的詩人。[42] 清代詩人沈德潛對高啟的總體評價是:“侍郎詩， 上自漢魏盛唐， 下至宋元諸家， 靡不出入其間， 一時推大作手， 特才調有余， 蹊徑未化， 故一變元風， 未能直追大雅。”[43]其意思是高啟對宋元時期的著名詩詞文學家的作品進行學習摹擬，雖然效果顯著，但對故事復古沿襲的方式不能稱大雅。[44] 人物爭議南游吳越目的關于高啟南游吳越的目的，眾說紛紜：有人認為高啟此行乃是去參加至正十九年（1359年）在杭州舉行的科舉考試；[45]有人認為高啟年少時就與好友三五成群，探訪好友是他南游吳越的真正目的；[46]也有人認為他南游吳越是為了徹底擺脫張士誠政權的束縛。[47] 辭官歸鄉(xiāng)原因關于高啟辭官歸鄉(xiāng)的原因也看法不一，大體概括為以下四點：一是高啟認為自己年少未有相關方面的學習，沒有能力再擔當官職；二是朱元璋不懂用人，雖然重用高啟但卻不能讓他發(fā)揮所長；三是朱元璋對蘇杭等地文人的壓迫促使高啟辭官逃避禍患；[48]四是高啟本身是生性灑脫自由，從內心抵抗官場，一開始與朱元璋合作就是被迫性的。[17] 腰斬慘死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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