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槐

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一枚舉世罕見、別具一格的王莽時期鑄幣“新幣十一銖”（圖1）。說起它的來歷，尚有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

“新幣十一銖”的流傳

據(jù)宋路霞《錢幣大師馬定祥》、馬傳德《錢幣界名人逸事》介紹，20世紀40年代初，北方出土了一枚出譜的王莽古錢“新幣十一銖”，在泉界引起了不小的波瀾。該錢先為北京的一家古玩商人顧濟川得到，后又歸琉璃廠49號的“云松閣”主李慶裕（解放后在故宮博物院工作），當時李慶裕雖然鬧不明白此錢幣的身世，但作為錢幣商人他深知物以稀為貴的道理，開出了數(shù)千銀元的高價。北京的一位錢幣收藏家王春福很想收進囊中，開始嫌價錢太貴，后來又聽說此錢的真?zhèn)斡袪幾h，便不敢貿(mào)然下手了。原因是上海的錢幣大家張絅伯、鄭家相憑著從北京弄來的一紙拓片，在1942年《泉幣》雜志上發(fā)表文章對此幣提出質(zhì)疑，開列出五大疑點，因“過于離奇”，認為“其殆出于無意識好事者之手乎”。從此，這枚錢幣便遭到冷落，再也無人問津了。與此相映成趣的一件事發(fā)生在12年之后，1954年夏，恰逢張絅伯七十大壽、戴葆庭六十壽辰，上海的壽泉會專門推出了《絅老古稀足齋花甲兩翁祝壽泉帖》，帖內(nèi)共收72付拓片,其中張絅伯、羅伯昭、朱紹森各10品為最多；羅伯昭不僅親自為該泉帖作序，且在他提供的錢幣拓片中特別推出“新幣十一銖”，為表鄭重與尊敬，羅先生在他出品的每張拓片上還加蓋了以其“沐園”為名號的印章（圖2）。從此，再未聽到絅老對此幣質(zhì)疑的聲音。

圖1. 新幣十一銖彩照、拓片

（引自《羅伯昭錢幣學文集》彩頁P16；浙江省博物館）

圖2.羅伯昭（沐園）送給張絅伯的拓片影印件

（引自《壽泉集拓初集、壽泉集拓二集》P421）

話分兩頭，那時上海的一位年輕錢幣家馬定祥于1942年見過拓片之后，心中始終存有芥蒂，總覺不太踏實，心想不見真容，談何真假，不能僅憑一紙拓片、一篇短文，就把它判為假錢了事。1943年冬天，27歲的馬定祥到北京尋錢訪友，特地跑到“云松閣”，懇請李慶裕讓他開開眼界，親眼見識見識那枚有過爭議的“新幣十一銖”。李老板也為馬定祥的一番誠意所打動，小心翼翼地從里屋端出一個錦盒。當錦盒被打開的一剎那，馬定祥驚呆了，他眼前一亮，一下子便有了“神會”的感覺：從形制到書法，從氣勢到氣韻，都似曾相識。他從15歲開始與古錢幣打交道，尤其是1940年作為“中國泉幣學社”中最為年輕的參創(chuàng)者，無論做錢幣生意，或者參加學社的各種例會，見到過數(shù)不清的珍品大名譽品，練就出了一雙火眼金睛。這枚古幣雖然前所未見，但從遍體入骨的紅斑綠銹，即可判知它是一枚開門見山的真錢無疑，絕非好事者能夠作假而為。

馬定祥抓住時機，意在志得，李慶裕捂在手中好幾年也巴不得快點出手，看在他們又是多年老朋友的交情和面子上，開價十一根金條。馬定祥認準了這是難得的寶貝，便一口答應(yīng)下來，可他也沒有這么多的錢，只是下了折合一兩黃金的大洋作定錢?；氐缴虾?，立刻把情況告知了素有“南張北方西蜀羅”之一的羅伯昭，并勸說羅伯昭先生買下來。羅伯昭對于馬定祥的治學、敬業(yè)精神一向很欣賞，相信他的眼光，毅然拿出5000大洋，將這枚世間珍品收入柜中。羅先生一生收藏有上萬枚古錢幣，自認為新幣十一銖是其中最好的一枚。解放后,羅先生被選為1950~1966年上海市人民代表,1961至1966年任黃浦區(qū)副區(qū)長。1956年羅先生將全部珍藏的1萬5千余枚古錢幣盡數(shù)捐獻給了國家博物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其中就有他最珍愛的新幣十一銖。后來，又將陸續(xù)收藏的800多件錢幣、銅器、瓷器捐獻給上海博物館，以及他家鄉(xiāng)的四川博物館。

“新幣十一銖”的錢文解讀

先說“新”字。公元9年正月，54歲的王莽正式登基，完成由“攝皇帝”到“真皇帝”的轉(zhuǎn)變。他建立新朝，不遺余力地推行“改元定號”，除漢布新?！稘h書·王莽傳》：“始建國元年……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泉）直一’，與前大錢（泉）五十者為二品并行?！?這正是始建國元年（公元9）王莽登基后隨即宣布進行的第二次幣制改革，宣揚說劉氏漢朝的壽命已到盡頭，是上天要拋棄劉家，天道和人事是互相感應(yīng)的，而居攝二年（公元7）五月第一次幣制改革行用的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以及五銖錢，錢文中暗含著卯、金、刀（合而為“劉”），必須廢除，于是下令改鑄小泉直一，保留原來的大泉五十，兩種錢幣并行，1枚大泉五十權(quán)50枚小泉直一。

《漢書·王莽傳》又載：始建國元年秋天，王莽 “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五威將奉《符命》，賚(lài)印綬，王侯以下及官吏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式印綬”。傳世并見于著錄的新莽頒發(fā)給少數(shù)民族首領(lǐng)的印章，如“新西河左佰長”、“新五屬左佰長”、“新前胡佰長”、“新前胡小長”、“新難兜騎君”、“新越余壇君”、“新西國安千制外羌佰右小長”、“新保塞烏桓

犁邑率眾侯印”等等，在其官名之前無一例外地統(tǒng)統(tǒng)冠以了國號“新”字（圖3），此做法與“新幣十一銖”的銘文相比較，二者何其相似乃爾！鑒于“銖”字偏旁有“金”，故可推斷“新幣十一銖”應(yīng)是王莽第一次幣改時期的產(chǎn)物；換而言之,通過此錢幣可以看到,新朝國號的構(gòu)思早在“居攝二年”已被王莽超前啟動，是王莽篡漢迫不及待心態(tài)的一種表露，至少是某種試探性的舉動。

“銖”。始建國二年（公元10），王莽下令更改官名（大司農(nóng)→羲和、納言……）、改地名（敦煌→文德、敦德……）、改宮殿名（未央宮→壽成室……），男姓的稱號用“隆”字、女姓的用“睦”字作稱號。與此同時，又進行了第三次幣制改革，推出了一套光怪離奇的“五物二十八品”貨幣制度，和一次幣改一樣，仍以小泉直一為貨幣的最小單位或基本單位。如此，“新幣十一銖”的“銖”和五銖的“銖”應(yīng)當是一樣的。相對于后來的小泉直一而言，如果“新幣十一銖”是行用幣，可當11枚小泉直一。

而“幣”字出現(xiàn)在錢幣銘文中確屬首次。幣，在春秋以前專指祭祀聘贈時所用的繒帛、珠玉、車馬、服飾、犧牲之類；戰(zhàn)國秦漢以后則專指貨幣、金銀。

故上面所列“新”“幣”首次出現(xiàn)在錢幣中的這一切改變，均可歸納于王莽推陳出新、標新立異，凸顯新朝貨幣的新亮點之列。

圖3.新莽時期頒給少數(shù)民族的官印

（取自《秦漢南北朝官印征存》）

關(guān)于“十一”。錢文里最讓人費解的是“十一”二字。長期以來，由于今人對于“十一”進制感到陌生，很不習慣，成為了通讀這枚錢幣的一道門檻。

通過歷史知識特別是科學考古出土實物的不斷積累，現(xiàn)在人們知道，秦人、乃至西漢初期、以及王莽時期的人，對于“十一”這個數(shù)字似乎賦有某種特別的內(nèi)涵與偏愛，曾經(jīng)表現(xiàn)在官俸年薪的起始點、監(jiān)察官官印、錢幣與布的換算、漏刻計時、量刑界限等等諸多方面。

比如，秦漢時期的秩，既是指官員的大小，也含有其俸祿之多少?！稘h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也。是為少吏。”（圖4）此處的記載表明：斗食級別的官員月俸明確定為十一斛。這樣算來，其年俸則為一百三十二斛。

圖4 武英殿本《漢書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局部

《漢書卷九十九下·王莽傳》載：天鳳三年（公元16年）五月王莽曾下達官吏俸祿制度（圖5）：“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為萬斛云。”即從輔佐天子的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眾多的幕僚，共分作15個等級；其中，等級最低的幕僚俸祿定為一年六十六斛。顯然，這六十六斛的年薪，是王莽時期官吏俸祿最低等級的起始點，其數(shù)量雖然僅僅是前朝斗食年俸的一半，然而，所選薪俸始發(fā)點取為“十一”的六倍數(shù)，當可看作王莽信奉與渴慕數(shù)字“十一”的一個突出表現(xiàn)。

圖5 武英殿本《漢書卷九十九下·王莽傳》局部

又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枚“執(zhí)法直二十二”的新莽官?。▓D6），銅質(zhì)、龜鈕，印面通高2.2厘米，邊長2.3×2.3厘米。《后漢書·伏湛傳》：伏湛“王莽時為繡衣執(zhí)法，使督大奸”。李賢注“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zhí)法，故曰繡衣執(zhí)法。”趙平安著《秦西漢印章研究》書中P41解釋說：“執(zhí)法”，是王莽對主管監(jiān)察官吏御史官名的更改；“直”應(yīng)是司直的省略，司直在漢代隸屬于丞相；“二十二”是序號，司直督刺史，肯定不止一人?！稘h書·王莽傳》：始建國三年（11年）“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逯并等填名都，中郎將、繡衣執(zhí)法各五十五人”。上面所舉二十二、五十五，均為十一的倍數(shù)。

圖6a 新莽印章采自《故宮收藏官印》

圖6b 新莽繡衣執(zhí)法封泥

（采自《陜西書法》2010年六月總第十期）

圖6c 執(zhí)法直二十二封泥（泉友藏品）

圖7 湖南里耶Ⅱ8-155背秦簡

又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簡·金布律》規(guī)定“錢十一枚當一布”，即11枚半兩銅錢與長8尺、寬2尺5寸的一個布是等值的。不僅如此，《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效律》、《法律答問》，在說到犯罪或者判刑所涉及的錢財時，都以22錢、110錢、220錢、660錢、2200錢等數(shù)目作為罪行大小的界限，這些數(shù)字全都是11的倍數(shù)。

另據(jù)李學勤先生《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介紹，秦國文書傳遞時送出或收到時間常有準確的記錄，不僅記日，還計寫時刻；時刻的記寫多用漏刻。里耶出土的秦簡記錄漏刻有兩種格式：一種寫為“水十一刻刻下若干”，另一種則是略去“十一刻”等字樣。前者有四例：如簡J1⒃9 “甲辰水十一刻刻下者十刻”、簡J1⑧154“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簡J1⑧156“四月癸丑水十一刻刻下五”、簡J1⒃5“□月癸卯水十一刻刻下九”。李先生指出這是一種簡單的漏刻，即將一白晝劃分為十一刻，刻于漏壺箭上，視箭沉下幾刻記之。這種漏壺形制應(yīng)與已發(fā)現(xiàn)的漢代漏壺相似。

最近我們在陳偉主編的《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上，看到了里耶1號井第8層出土秦簡中有關(guān)“水十一刻刻下XX”的更多記錄，特此摘錄匯總于表1，表中符號：□表示未能辨識的字，

表示有文字殘缺。

表1 《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有關(guān)“水十一刻刻下某某”的記錄

1983年底到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張家山247號漢墓出土了1236枚竹簡，從整理小組編著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有關(guān)“十一”進制的記錄，如表2所列。

表2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有關(guān)“十一”進制的記錄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盜律的規(guī)定和秦律一樣，也是用所盜物品的價值來作為量刑的標準，其錢數(shù)依然是11的倍數(shù)。

此外，《于豪亮學術(shù)文存·秦律叢考》：“錢十一當一布”條引《流沙墜簡》五十五：“臧（贓）滿二百廿以□”，與秦簡相同，似乎漢律仍然沿用秦律的規(guī)定。這得到了張家山漢簡的證實。（轉(zhuǎn)引自曹旅寧：《張家山漢簡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P(guān)89）

《居延漢簡甲乙編》編號為（214.4）簡：“出錢二百廿糴梁粟二石，石百一十” 。（轉(zhuǎn)引自薛英群：《居延漢簡通論》甘肅教育出版社1991年P(guān)406）

按上述文獻中的不完全統(tǒng)計，《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涉及到“十一”進制的條款是：《金布律》1條、《效律》3條、《法律答問》9條、《封診式》1條?！独镆睾啞?號井第8層13條、第16層至少2條?！稄埣疑綕h簡》中《二年律令·盜律》7條、《具律》1條、《田律》1條、《奏讞書》3條、《脈書》1條。《流沙墜簡》1條?！毒友訚h簡甲乙編》1條。印章1條。總共已有45 條之多。

好了，有了上面秦、漢時期這許多使用“十一”進制的例證，再來看“新幣十一銖”，將一枚“新幣十一銖”解釋為值11枚小泉直一，還會有孤獨和形單影只的感覺嗎？！

至此，對于“新幣十一銖”錢幣，我們已經(jīng)給出了一個初步而比較全面的解讀，其中的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有關(guān)“新幣十一銖”的幾點討論

第一，“新幣十一銖”里的“新”字，初看，它是王莽掌權(quán)后新鑄的錢；但錢文開頭冠以“新”字，登基后的國號為新朝，說明國號的構(gòu)思早在'居攝二年’已被王莽超前啟動，是王莽篡漢迫不及待心態(tài)的一種表露，至少是某種試探性的舉動。因此， “新”字既指即將新發(fā)行的錢，同時骨子里又孕育和暗含著“新朝”，應(yīng)該是一箭雙雕之作。

第二，“新幣十一銖”里雖然不避諱卯、金、刀，采用“幣”字不用“泉”字、但是所使用的數(shù)字 “十一”屬于非“五”之列，這與五銖、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顯然不是一個序列，反映出王莽在貨幣改革初期企圖有所創(chuàng)新又有某種程度的舉棋不定，或者說其設(shè)計者既想初露鋒芒卻顯得不甚老道，因而又成為最終未被采納和肯定的直接原因。

第三，“新幣十一銖” 的性質(zhì)問題。杜維善先生在看到此文的初稿后，于2015年8月1日寫信給筆者，指“新幣十一銖”應(yīng)是王莽篡漢前不久未被采用的樣錢，可謂畫龍點睛之語。

綜合上述三條， “新幣十一銖”最大的可能性是用作備選的試鑄樣錢。

第四，作為試鑄樣錢的支撐理由之一，是“新幣十一銖”的出土傳承記錄十分稀少。所見主要報道僅兩則：一是羅伯昭先生藏品如前述。二是陳直先生的著述：在《兩漢經(jīng)濟史料論叢·兩漢的手工業(yè)·鑄錢業(yè)（陜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直排版P128；1980年橫排版P120）》中，曾論及“漢書皆漏未記載”的有小五銖、五銖一泉、布泉等錢幣，緊接著又說：“至于'新幣十一銖’（武進陶氏藏）、'國寶金匱直萬’（揚州張氏藏）兩種。漢書也未言及，……故《漢書》中難得完備?！?陳直先生另一部著作《漢書新證·食貨志第四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P119；1979年版P182）》：“西安漢城遺址，曾出'新幣十一銖’一品，武進陶氏所藏，鑄造時期，可能在大泉五十之后。”陳直先生的論述說明武進陶氏也收藏過“新幣十一銖”。這里的陶氏，是不是工于山水花卉、精于鑒賞富藏古錢的武進人陶洙（1878~1961年）仍有待查實。上述兩則報道之間有無關(guān)聯(lián)尚不清楚。

本文的初稿曾先后經(jīng)杜維善、趙曉明兩位先生審閱，并提出了非常中肯寶貴的意見，在此深表感謝。

參考資料：

[1] 宋路霞《錢幣大師馬定祥》文匯出版社2005年P(guān)57~58

[2] 馬傳德《錢幣界名人逸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P(guān)14~16

[3] 馬飛海等《羅伯昭錢幣學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P(guān)16

[4] 上海壽泉會編《壽泉集拓初集、壽泉集拓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P(guān)375，421

[5] 《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P(guān)56，112~126，149~243

[6] 《張家山漢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P(guān)16，21，41，95~109

[7] 李均明《秦漢簡牘文書分類輯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P(guān)151~242

[8] 曹旅寧《張家山漢律研究》中華書局2005年88~89；

[9] 曹旅寧《秦律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P(guān)131

[10] 《云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P(guān)198

附記：2015年5月21日，筆者將本文初稿寄至加拿大，請杜維善先生審閱，2015年8月1日收到杜老回信，他提出：“新”字的含義到底是什么？以及該幣的性質(zhì)等問題。據(jù)這些問題，筆者對本文進行二次修改。

（1）杜先生指“新幣十一銖”是王莽篡漢前不久未被采用的樣錢，極是，畫龍點睛之語。（稱為試鑄幣是否更合適？）

（2）杜老問“新”字是指“新朝”還是“新的錢”？是否看成二者兼而有之。初看，它是王莽掌權(quán)之后所鑄新的錢幣，骨子里卻隱藏著建立新朝的秘密。因此，文內(nèi)說：“通過此錢幣可以看到,新朝國號的構(gòu)思早在'居攝二年’已被王莽超前啟動，是王莽篡漢迫不及待心態(tài)的一種表露，至少是某種試探性的舉動?！?/span>

（3）用秦法“十一銖”問題。目前的考古資料表明，“十一”進制始見于秦，西漢、王莽襲之。初稿寄給杜老之后，又查到《漢書卷九十九下·王莽傳》載：天鳳三年五月王莽曾下達官吏俸祿制度（圖5）：“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即等級最低的幕僚俸祿定為一年六十六斛。所選薪俸始發(fā)點取為“十一”的六倍數(shù)，當可看作王莽信奉與渴慕數(shù)字“十一”的一個突出表現(xiàn)。

（4）用“幣”未用“泉”、且非“五”系列。是王莽在貨幣改革初期企圖有所創(chuàng)新，卻存在某種初出茅廬味和不老道，因而又成為未被采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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