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biāo)題：王輝斌：大略堂《西游》古本再探討——以康熙本《分類尺牘新語》為研究的中心

汪象旭既是明末清初一位極有影響的文學(xué)家，又是一位著名的坊刻家，更以批點《西游證道書》而著稱于當(dāng)時的小說批評界。汪象旭所評箋的《西游證道書》，為百回本繁本系統(tǒng)，是《西游記》版本演變史上最重要的版本之一，而其對《西游證道書》所評箋的最大貢獻(xiàn)，則在于以“大略堂古本”《西游記》為據(jù)，將有“遭貶、出胎、拋江、報冤四難”的“江流兒”故事增補于《西游證道書》之中，從而使得“有清一代之各種百回本《西游記》亦都據(jù)以載入”[1]。但是，由于明、清兩朝的正史均無汪象旭之名，而《四庫全書》、《續(xù)編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未收書輯刊》等大型總集，也未收錄汪象旭的詩文集，因而使得汪象旭的生平事跡、文學(xué)活動、板刻概況，以及《西游證道書》與大略堂古本《西游記》的關(guān)系等，乃皆模糊不清。而且，還有研究者將汪象旭評箋《西游證道書》的權(quán)利予以剝奪，認(rèn)為其只是一個如明代建陽余象斗一樣的“書商”[2]。這種情況的存在，對于研究汪象旭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的特點、小說批評的成就、《西游記》版本史等，顯然都是極為不利的。有鑒于此，本文特以汪淇（即汪象旭）等人所評箋、編刻的《分類尺牘新語》為切入點，通過對汪象旭與“西湖文人集團(tuán)”關(guān)系的探討，旨在弄清楚“大略堂”之所指，以及汪象旭與大略堂主、“大略堂《西游》古本”之間的關(guān)系諸問題。

一、汪象旭與“西湖文人集團(tuán)”

要考察汪象旭與“西湖文人集團(tuán)”的關(guān)系、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以及其在杭州蜩寄樓板刻《西游證道書》之實況，由汪淇等人所評箋、編刻的《分類尺牘新語》一書，乃為一份最重要的文獻(xiàn)資料。汪淇即汪象旭，字右子，號殘夢道人、憺漪子，今浙江杭州人。《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四《總集類存目·尺牘新語》“提要”云：“國朝徐士俊、汪淇同編。士俊字野君，淇字瞻漪，并錢塘人?！庇?，同書卷一○五《醫(yī)家類存目·濟(jì)陰綱目》“提要”云：“國朝武之望撰，汪淇箋釋。之望字叔卿，自署關(guān)中人；淇字瞻漪，一字右子，錢塘人?！钡硕幹鹋c“提要”之介紹，有誤者二：一是《尺牘新語》為《分類尺牘新語》之誤，因為此書編刻于康熙二年，現(xiàn)存康熙二年的原刻本乃作《分類尺牘新語》。二是兩處“提要”介紹中的“瞻漪”，皆為“憺漪”之誤，因為《西游證道書》、《分類尺牘新語》皆作“憺漪子”。另外，《分類尺牘新語》卷十三韋人鳳《柬汪憺漪》一文，還曾專門言及了汪象旭取“憺漪子”為其別號的原委。而中華書局版《古本小說叢刊》本《呂祖全傳》，不僅于卷首的題署作“憺漪子汪象旭重訂”，而且還有“汪象旭號憺漪”的印記。凡此，均表明應(yīng)以作“憺漪”為是。又據(jù)《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醫(yī)家類存目》還可知，汪象旭另撰有《保生碎事》一卷，以《濟(jì)陰綱目》之箋評合勘此書，可知汪象旭于醫(yī)學(xué)亦甚精通。

湖北省圖書館藏有《分類尺牘新語》一書，封面署有“康熙二年刻本”六字，核之卷首所附查望序，知此藏本即為康熙二年所刻之原本。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96冊，收有《分類尺牘新語》，但影印本不僅有些頁面的影印較為模糊，難以辨認(rèn)，而且有些卷末之文還曾被漏掉，如卷二《柬汪憺漪》、卷四《與查于周》等，即皆為其例。《分類尺牘新語》共24卷24冊（一卷一冊，為便于行文，以下均只稱“卷”），按尺牘的內(nèi)容（如卷一“理學(xué)語”、卷二“政事語”、卷三“文章語”、卷四“詩詞語”、卷五“慶賀語”等），分為24類（每卷一類），卷首有查望《尺牘新語序》一篇，闡述了編刻此書的目的，主要在于“遠(yuǎn)宗劉子之《世說》，近仿何氏之《語林》”。其落款為：“康熙癸卯夏五天都查望于周氏題于武林之寄樓”。其中，“康熙癸卯”為清圣祖康熙二年（1663年），“武林”為今浙江杭州，“寄樓”即蜩寄樓，為汪淇坊刻之所。據(jù)查望此序可知，《分類尺牘新語》一書乃評箋與編刻于康熙二年汪淇在杭州的蜩寄樓。

《分類尺牘新語》全書共收尺牘小文649篇，具體為：卷一35篇，卷二24篇，卷三38篇，卷四23篇，卷五18篇，卷六28篇，卷七24篇，卷八16篇，卷九31篇，卷十40篇，卷十一33篇，卷十二28篇，卷十三22篇，卷十四36篇，卷十五29篇，卷十六39篇，卷十七17篇，卷十八24篇，卷十九29篇，卷二十17篇，卷二十一36篇，卷二十二15篇，卷二十三31篇，卷二十四16篇。這些文章作者所生活的時代，主要在明萬歷與清康熙之間，所謂編刻者“采明末國初諸家尺牘，分二十四門，各有評語，大抵不出萬歷以來纖仄之派”[3]云云，即可證之。每卷的卷首均有“憺漪子曰”的總評，篇幅雖長短不一，但多在200字左右。每冊開首有“西湖徐士俊野君、汪淇憺漪評箋；同學(xué)查望于周、絡(luò)紅埏方流恭訂”的題署。而在徐士俊等四人中，前三人的“評箋”與“恭訂”是固定的，即這三人自始至終都參加了《分類尺牘新語》的評箋與?？?，而絡(luò)紅埏則只參加了第一卷的“恭訂”。絡(luò)紅埏之后的“恭訂”，另由他人所替代，且替代者絕不重復(fù)，是否有意安排，不得而知。繼絡(luò)紅埏后依次參加各卷之“恭訂”者為：汪杰（第二卷）、陸雋（第三卷）、周綽（第四卷）、邵德廷（第五卷）、呂律（第六卷）、王丹麓（第七卷）、王廷璋（第八卷）、張元時（第九卷）、楊王治（第十卷）、汪以澄（第十一卷）、汪澄烈（第十二卷）、陸進(jìn)（第十三卷）、徐澰生（第十四卷）、沈允璧（第十五卷）、張之鼐（第十六卷）、邰斯揚（第十七卷）、劇廷瓊（第十八卷）、王殿威（第十九卷）、伽葵（第二十卷）、胡樂素（第二十一卷）、金長興（第二十二卷）、張開先（第二十三卷）、汪無波（第二十四卷）。此外，黃周星亦曾參與了評箋，但其所評箋的卷次及目錄中，均未標(biāo)其姓名或字號，這在《分類尺牘新語》中是很獨特的一例，為何如此，不得而知。

參加《分類尺牘新語》的評箋者與?？闭?，連同徐士俊、汪淇、查望、黃周星4人在內(nèi)，共為28人。由于對《分類尺牘新語》編輯與評箋的緣故，而使得這28人有可能在康熙二年前后均曾聚集汪淇的蜩寄樓于一時。對此，我們從余復(fù)亨《簡汪憺漪》（卷十五）一文中，又略可窺獲之：“憶曩與晝初等，同在蜩寄樓中，流邊觴詠，無聞晨夕，不減韓、孟、皮、陸之歡?！绷頁?jù)《分類尺牘新語》每卷于評箋者與校勘者之上所標(biāo)“西湖”（也有標(biāo)“西陵”的）[4]二字，可知這28人若非為“西湖”人，就必然是與“西湖”相關(guān)的，如或暫寓于杭州，或棲居于杭州附近等。這樣看來，這些人因?qū)Α斗诸惓郀┬抡Z》的評箋而聚集于汪象旭蜩寄樓者，就理所當(dāng)然地形成了一個以徐士俊、汪淇、查望三人為代表的“西湖文人集團(tuán)”。而評箋與品鑒“明末國初諸家尺牘”，即成為了這個人文集團(tuán)的一種主要文學(xué)活動，刻印后的《分類尺牘新語》一書，則又成為了其最重要的一份文學(xué)成果。此外，從《分類尺牘新語》中所收徐士俊、汪淇、查望三人之尺牘小文，以及他人“柬”、“寄”、“與”這三人的尺牘小文中還可知，屬于這一文人集團(tuán)的文學(xué)家成員，還應(yīng)有陳子遜、趙又呂、林殿成、劉敬一、吳譽章、葉又生、陳牧吉、韋劍威、李笠翁等人。由是而觀，“西湖文人集團(tuán)”的成員之眾，至少應(yīng)在40人左右，而且，其中也不乏如李笠翁、黃星周、徐士俊、汪淇、查望等這樣的一些文學(xué)名家。

二、汪象旭與大略堂主人的關(guān)系

作為“西湖文人集團(tuán)”的領(lǐng)軍人物，《分類尺牘新語》共收錄了汪象旭（淇）的22封與人之信函，也就是22篇尺牘小文。其依序為：《柬淥水》、《柬葉又生》、《與友人論傳奇小說》、《與陳牧吉》、《賀外父母八十雙壽》、《賀黃君一子入泮》、《與友人薦西席》、《柬馮再來》、《與李笠翁》、《與韋劍威》、《與黃九煙》、《答諸君子書》、《寄林殿成》、《柬可周共飲》、《與黃九煙》、《與徐野君》、《柬陳子遜》、《與趙又呂》、《送□之□書》、《與無波姬》、《與永言姬》、《與友人論閨秀》。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22篇尺牘小文的題目之下，均有出自“××集選”之注，如卷一《柬淥水》、卷三《柬葉又生》，其題下皆注云：“殘夢軒集選”；而卷五《賀外父母八十雙壽》、卷十《與韋劍威》，其題下皆注云：“殘夢集選”。又卷五《賀黃君一子入泮》一文題下注云：“初征二集選”。據(jù)此，可知《分類尺牘新語》所選錄汪象旭之尺牘小文，乃分別出自《殘夢集》、《殘夢軒集》、《初征二集》。而揆之常理，既有《初征二集》，就必有《初征集》。即是說，據(jù)《分類尺牘新語》所選錄汪淇尺牘小文的題下之注可知，作為文學(xué)家的汪象旭，其別集流傳于當(dāng)時者，乃有《殘夢集》、《殘夢軒集》、《初征集》、《初征二集》四種，且其皆刻印于康熙二年前。僅由此看來，汪象旭之不能被定格為如“明代建陽余象斗之流”的“書商”者，乃是顯而易見的。

還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與汪象旭共同評箋、校訂《分類尺牘新語》、并為之寫了一篇《尺牘新語序》的查望，《分類尺牘新語》也選收了其整10篇尺牘小文。具體為：《與劉敬一》、《答徐野君》、《柬黃九煙》、《柬汪憺漪》、《柬葉又生》、《柬馬晝初》、《與朱姬》、《寄汪無波》、《代友人貸米》、《寄吳譽章》。查望的這10篇文章，與《分類尺牘新語》所收汪淇的22篇文章一樣，即其題下亦皆有“××集選”之注，其中，除卷十六《柬葉又生》、卷十七《與朱姬》2篇題下所注為“迂罔集選”外，馀8篇所注皆為“大略堂集選”。如卷二《壽吳譽章》題下注云：“大略堂集選”，卷四《答徐野君》題下注云：“大略堂集選”，卷九《柬黃九煙》題下注云：“大略堂集選”，卷十三《柬汪憺漪》題下注云：“大略堂集選”，卷十六《柬馬晝初》題下注云：“大略堂集選”，卷十七《寄汪無波》題下注云：“大略堂集選”，等等。

這些注釋表明：（一）查望在清康熙二年前，已有《迂罔集》、《大略堂集》二種文集傳世，這與汪象旭是大致相同的（只不過汪象旭在當(dāng)時已刻印了四種文集）。（二）為查望取為其文集之名的“大略堂”，若非查望的室名，就當(dāng)為查望的筆名，但以“堂”度之，則當(dāng)以前者為是，因為明清文學(xué)家以堂名（室名）作書名者，乃比比皆是，如李東陽《懷麓堂集》、黃周星《夏為堂集》、湯顯祖《玉茗堂全集》、杜濬《變雅堂集》、周亮工《賴古堂集》、宋婉《汪雅堂全集》、侯方域《壯悔堂集》、孫枝蔚《溉堂集》、王士禛《帶經(jīng)堂集》，以及阮元《揅經(jīng)室集》、陳衍《石遺室詩集》等，即皆為其例。綜此二者，是知為汪象旭在《西游證道書》中所言及的“大略堂《西游》古本”，源于查望大略堂之所藏或者所刻，乃無疑義。

關(guān)于查望（于周）的生平事跡，《四庫全書》、《續(xù)編四庫全書》、《靜居室詩話》等均無載，但從《分類尺牘新語》所收其與汪象旭之尺牘小文，以及徐士俊等人之評語中，則略可考知其之一二。如《與劉敬一》（卷三）云：“至于古詩，弟遠(yuǎn)絕意不作，氣運不侔，知又非古。今熟讀《文選》，頗有所得，非世之所作，詰屈聱牙，一字一句之奇也。如十九首，泯然無跡，以深至之情，而發(fā)口頭之語，又何奇乎？”徐野君（士?。┰u此文云：“不獨人品有氣骨，即詩文亦有氣骨，若隨波逐流，漫解張主，則議論者鄙之矣。絕交絕筆，俱所難言，不得不存其議論。”查望的人品與詩學(xué)觀，藉此即可窺其端倪。又卷十五查望評萬代尚《答王伯馭》一文有云：“曩昔余于夏月，湖上放舟，中夜遙望，一人解衣，磅礴題詩于湖心亭壁，群聚而觀之，意氣傲□，旁若無人?！鳖H有點唐代詩人李白的風(fēng)致。據(jù)此知查望不僅工詩，而且也擅長書法。又馬晉允《與查于周》有云：“君家天才絕世，行看執(zhí)耳詞壇，賜教《綠牡丹》后五首，直氣姚魏無處生色?！魅债?dāng)過高齋，觀朱姬演《綠牡丹》劇?！辈橥仍谇宄踉~壇“執(zhí)牛耳”于一時，又是一位戲曲家，因之，“朱姬演《綠牡丹》劇”之《綠牡丹》，自當(dāng)是出自其之手筆。又馬晉允《柬查于周》（卷二十）有云：“近渡錢塘，晤我憺漪，每詢起居，知在暨陽、義烏之間?！执酥猩剿蛔惝?dāng)詩人品題耳。”此文表明，查望在康熙二年前，曾一度寓居于暨陽、義烏之間。以上所述，即為我們目前所能知道的查望之生平的簡況。

在“西湖文人集團(tuán)”中，查望是與汪象旭最具交誼的一位“西湖文人集團(tuán)”的成員，這從查望既參與《分類尺牘新語》的箋評校訂，又為之寫了一篇《尺牘新語序》的事況，便略可獲其大概。又汪淇《柬于周共飲》一文有云：“正如演《紫釵》傳奇，少卻霍小玉、黃衫客不成戲文。昔人有挾妓登山者，攜姬參禪者，天下之寶，未聞私為己有者。弟敢馳檄相召，望足下即與麗娟來弟木蘭舟中，雖無玉簫金管，然樽中千斛，正自不乏，幸無以……”以書邀約查望至蜩寄樓共飲，表明了汪、查二人的關(guān)系之密切，已非是一般人可比的。這樣看來，可知汪象旭在《西游證道書》中所說的“后得大略堂《釋厄傳》古本”，笑蒼子黃周星在《西游證道書跋》（此跋并非為黃周星所撰，此為便于行文，故乃暫從舊說）中所說“因受讀而嘆曰”的“大略堂《西游》古本”，實際上都為查望大略堂之所藏或所刻。而據(jù)本文以上之所考可知，查望不僅與汪象旭、黃周星皆為“西湖文人集團(tuán)”中的重要成員，而且三人之間還多有書信往來，如汪象旭之《柬可周共飲》、《與黃九煙》二文，查望之《與黃九煙》、《柬汪憺漪》二文，即皆可證。由此而推之，當(dāng)時整個“西湖文人集團(tuán)”中的近40位成員，有可能在康熙二年前后都曾讀過或者見過查望的“大略堂《西游》古本”的。

三“大略堂《西游》古本”再探討

在《西游記》版本的演變史上，現(xiàn)已知且又能讀到的早期百回本之重要版本，主要有兩種，一為明萬歷二十年由唐光祿在金陵世德堂所刊刻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記》（一般稱為“世德堂本”或“世本”）；一為清康熙二年由汪象旭在杭州蜩寄樓所刻印的《西游證道書》（一般稱為“汪批本”或“汪評本”）。這兩種刊本，在時間上雖然只有整70年之隔，但在內(nèi)容上卻是頗具區(qū)別的，其中最大的不同點，是世德堂本沒有“江流兒”故事，而汪評本則據(jù)“大略堂《西游》古本”補入。由于汪評本對“江流兒”故事的補入，而使得清代的各種百回本《西游記》，也都有了“江流兒”的故事。正因此，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所出版的通行本《西游記》，也以清乾隆間梓行的“晉省書業(yè)公記”本《新說西游記》為據(jù)，將“江流兒”的故事進(jìn)行了增補，這就是插補于該書第八、九回之間的“陳光蕊赴任逢災(zāi)，江流僧逢仇報本”一回。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版《西游記》對“江流兒”故事的補入，表明了只有“江流兒”故事的百回本，才稱得上是一部完整的百回本《西游記》。如此，就涉及到《西游記》的祖本問題了。

對于百回本《西游記》的祖本，我在《<西游記>祖本新探》[5]一文中，以“江流兒”故事為審視點，并結(jié)合對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釋厄傳》（一般簡稱為“朱本”）與其被刪本之間關(guān)系的探討，提出了考察《西游記》祖本的兩個必備條件：一是“只有梓行于萬歷前后即在朱本問世前而書名又為《西游釋厄傳》者”；一是“必須是有專門章節(jié)的唐僧出世”，也即“江流兒”的故事。根據(jù)這兩個必要條件，我于《<西游記>祖本新探》一文中，又首次提出“大略堂《西游》古本”這一新說。拙文發(fā)表未久，即為中國人民大學(xué)書報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xué)研究》全文轉(zhuǎn)載。該刊的全文轉(zhuǎn)載，表明了我所提出的“大略堂古本”之說，是得到了有關(guān)方面應(yīng)有之支持的。關(guān)于“大略堂古本”的文獻(xiàn)記載，現(xiàn)主要見于汪評本中的兩條箋評文字。其一為第九回的回評：“童時見俗本竟刪去此回（即“江流兒”故事——引者注），杳不知唐僧家世履歷，渾疑與花果山頂石卵相同。而九十九回，歷難簿子上，劈頭卻又載遭貶、出胎、拋江、報冤四難，今聞?wù)呙Ｈ徊唤馄涔省Ｊ夂拮髡咧柚?。后得大略堂《釋厄傳》古本，讀之，備載陳光蕊赴官是難始末，然后暢然無憾?！逼涠榈谝话倩刂┑目傇u[6]：“笑蒼子與憺漪子，訂交有年，未嘗共事筆墨也。單閼維夏，始邀過蜩寄，出大略堂《西游》古本，屬其評正。笑蒼子于是書，固童而習(xí)之者，因受讀而嘆曰：“古本之較俗本，有三善焉：'俗本遺卻唐僧出世四難，一也。有意續(xù)鳧就鶴，半用俚詞填湊，二也。篇中多金陵方言，三也。而古本應(yīng)有者有，應(yīng)無者無，今人一覽了然’。”在這兩條材料中，一作“大略堂《西游》古本”，一作“大略堂《釋厄傳》古本”，合勘之，可知“大略堂古本”書名的全稱為《西游釋厄傳》。正因此，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以下簡稱“《書目》”）乃說：

而《釋厄傳》之名，則其來源甚早?？肌段饔斡洝返谝换匾自娪性疲骸坝旎瘯Γ毧础段饔吾尪騻鳌贰?，此詩通行本有之，明本亦有之。此或吳書本有《西游釋厄傳》之稱而諸刊本刪去之。[7]

這段文字表明，現(xiàn)存各種《西游記》附于卷首回前詩最后一句中的“西游釋厄傳”五字，其實就是一種“西游”小說的書名，即“大略堂《西游》古本”書名的全稱?？梢姡诿鞔f歷二十年前，是確有一種書名叫《西游釋厄傳》的“西游”小說的。但《書目》又說：“又東京村口書店有萬歷刊本朱鼎臣編《西游記》，其書有陳光蕊事，亦題'唐三藏西游釋厄傳’，然文甚簡略，與吳承恩百回本卻非一書。且末卷木記題'書林劉蓮臺梓’，不題'大略堂’，似非汪澹漪所得本。汪氏所云大略堂本，其源流不明如此，殊不足為持論依據(jù)?！卑础稌俊冯m然認(rèn)同“大略堂古本”書名的全稱為《西游釋厄傳》，但卻又因朱本所題為“書林劉蓮臺梓”，“似非汪澹漪所得本”，而認(rèn)為“汪氏所云大略堂本，其源流不明如此，殊不足為持論依據(jù)”者，實不足取。這是因為，朱本屬于《西游記》的簡本系統(tǒng)，而據(jù)汪評本第九回回評與第一百回總評可知，“大略堂古本”乃為百回本的繁本系統(tǒng)，二者不具備可比性。而且，《書目》因“大略堂本”的“源流不明如此”，而認(rèn)為其“殊不足為持論依據(jù)”的說法，也是有欠科學(xué)，因為“源流不明”是可通過努力而使之“明”的，而即使現(xiàn)在“不明”，并不意味將來也是“不明”的。如本文以上第一、二節(jié)的考察，就使得這一“不明”向“明”的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據(jù)上引汪象旭《西游證道書》的第九回回評與第一百回之末的總評文字可知，“大略堂古本”乃為確有之事，這是因為，一則笑蒼子黃周星“固童而習(xí)之”；二則汪象旭“后得”而“讀之”；三則誠如《書目》所言，世德堂本（即《書目》所稱之“吳書本”）第一回引首詩最后一句，已將其書名的全稱說得清清楚楚。而本文以上的考察，又表明汪象旭“后得”而“讀之”的“大略堂古本”，實際上乃出自查望大略堂之所藏。據(jù)《分類尺牘新語》各卷卷首所載，查望、汪象旭、黃周星三人皆為“西湖”（今杭州）人，而世德堂本的刻印者唐光祿為金陵（今南京）人，為世德堂本寫序的陳元之為“秣陵”（今南京）人，合勘之，可知“大略堂古本”的初刻地，若非在今杭州，就必當(dāng)在今南京。而其初刻者是否為查望，或者查望的父輩，則還有待作進(jìn)一步之考察?！?br>
注釋：
[1]王輝斌《四大奇書研究》第二編，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頁。
[2]黃周星點評《西游記·出版說明》，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頁。
[3]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四，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770頁。
[4]《分類尺牘新語》于評箋與?？闭咝彰纤鶚?biāo)“西陵”者，主要有卷五、卷十三、卷十五等，但“西陵”實即“西湖”，這從《西游證道書》中的“西陵殘夢道人汪憺漪評”云云，即可準(zhǔn)確獲知。
[5]王輝斌《<西游記>祖本新探》，載《寧夏大學(xué)學(xué)報》1993年1期。第58—62頁
[6]關(guān)于汪象旭《西游證道書》第一百回之末的總評，有研究者認(rèn)為當(dāng)以作“黃太鴻《西游證道書跋》”為是，其實為誤，原因是此文并非是出自黃周星（太鴻）之手，這從其中的“屬其評正”四字即可獲知。對此，筆者已另撰專文進(jìn)行考辨，故此不具述，特此說明。
[7]朱一玄、劉毓忱《<西游記>資料匯編》中州書畫社1983年版。第202頁。

（本文原載黃山書社2014年版《四大奇書探究》上編，為便于閱讀，此次將題目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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