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的四大藏書體系

卜直 2023-11-20 發(fā)布于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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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歷史悠久；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華典籍，浩如煙海。中國幾千年來，歷遭磨難，但中國的歷史記錄從未間斷。

我國流傳至今的各類古籍（這里是指1911年以前用文言文、繁體字刻、寫的文獻資料和書籍），據有關專家估計，大約在八萬至十五萬種之間，這些無法準確統計的古代文獻，歷經無數次兵燹和自然災害的劫難，是怎樣被保藏、傳承下來的？在我國古代，這些典籍文獻是靠官府藏書、私家藏書、寺觀藏書和書院藏書這四大藏書系統傳承的，其中官藏和私藏居主導地位，傳承著華夏的文明。

千古文明開官藏

我國最早的藏書活動，肇始于官府藏書。在上古時代，最早擁有文化的人是統治者及其輔佐官員，如國君、各級貴族和輔助人主治理國家的卜祝、貞人、史官等等，這些輔弼人員將君王言行和重臣講話以及國家所頒布的律令文書等記錄下來之后，弆藏于官府，以備稽考借鑒，他們是中國最早學術文化的創(chuàng)建者，其學術文化活動亦均在各級官府中進行，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先秦金石文、傳世文獻《尚書》、《左傳》等經史中的有關記載和《漢書·藝文志》中所述諸子百家學派出于王官就是最好的證明，正因為他們擁有文化，所以才壟斷了典籍文獻。

我國上古時期，文字剛產生且能組字成文后不久，政府便有了保藏檔案文獻的舉措，如河南安陽小屯村集中發(fā)現的帶有文字的甲骨就是明證，正如《墨子·兼愛下》所云：“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盂，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同書《天志下》又云：“書之竹帛，藏之府庫?！钡安貢弊鳛橐粋€術語，則是在戰(zhàn)國末期出現的。

嚴格地講，刻有文字的文物，還不能算做正式圖書，圖書和檔案最根本的區(qū)別，就在于圖書具有流通和傳播知識的功能，而檔案則否。

“圖書”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籍《韓非子·大體》中：“豪杰不著名于圖書，不錄功于盤盂，記年之牒空虛。”由此可見，戰(zhàn)國末期，普世對圖書概念的理解和我們今日已相差無幾了，這說明當時圖書的功能已趨于成熟。

我國上古時期“學在官府”，惟官有學有書，學術政教皆在官府，而民間則無之，千古文明開官藏，中央和地方諸侯藏有圖法、典籍以及祭祀時所用的禮器，文化和法典是他們權力的一部分，成為他們掌控社會的工具，他們壟斷了文化，也就等于壟斷了典籍文獻。

此后，歷代政府一旦建立，首事之一便是憑借國家強大實力，開辟場地，大規(guī)模收聚、貯藏圖籍，設置專門機構和典藏人員進行掌管，組織專家學者，不斷整理所藏之書，編撰藏書目錄和大型類書、叢書以及前代史書，宣揚統治理念，借鑒資治。因此，官藏成為傳承中國典籍與文化的第一大主流。

先秦時期，是官藏文化事業(yè)的草創(chuàng)時期，掌控社會秩序的官府盡管有庋藏墳籍文獻的傳統，歷代政府也做了許多相關工作，藏蓄了一些文獻。但是，由于當時諸多條件尚不具備，已有的又不夠成熟，加之國異政，家殊俗，車不同軌，書弗同文，五霸遞起，七國爭雄，所以官藏文化事業(yè)發(fā)展較為緩慢。

秦始皇并兼天下，統一文字、車軌、度量衡等，收繳六國書籍文獻，集中統一管理，這些書籍檔案藏于宮廷內外，宮內供皇帝、要臣閱覽，宮外主要弆于一些政府職能部門，以便行政時參考。上述文化措施，本來能使秦朝官藏文化事業(yè)得到順利發(fā)展，但此后不久，秦始皇一紙焚書禁學詔令，就燒絕了民間藏書，社會教育、學術文化也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接下來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和楚漢戰(zhàn)爭，給藏書文化事業(yè)又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漢朝建立后，其統治者借鑒秦朝速亡的教訓，廢除了秦時所頒布的禁書滅學法令，文景“興滅繼絕”，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自武帝迄成帝百年之間，西漢官藏“積如丘山”，漢廷先后建立石渠閣、天祿閣、蘭臺、石室、延閣、廣內等藏書處所，又于太常、太史、博士、理官等政府部門庋藏與其職能相關的書籍，并使學者劉向、劉歆等人大規(guī)模整理官藏，編制官藏目錄，拉開了封建政府組織人力整理官藏的序幕。西漢政府的文化舉措，使官藏事業(yè)得到了全面的發(fā)展，為整個封建社會的官藏文化事業(yè)樹立了典范。

隨著漢朝官藏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其典書官員也由最初的御史中丞、蘭臺令史等兼掌，發(fā)展成由秘書監(jiān)專管，這在官藏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私家藏書

我國第二大藏書體系是私家藏書，私藏晚于官藏，它開始于春秋后期。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政治生態(tài)的變化，隨著新舊勢力的此長彼消，到了春秋后期，一些擁有文化的貴族沒落了，一些新生勢力誕生了，夏、商、周三代“學在官府”的局面逐漸被打破，“學在私門”即私人傳授文化現象出現了，文化開始下移，一些沒落的、擁有文化的貴族和他們的后裔，走向民間，開始傳播文化，其中孔子是他們的典型代表。孔子在這場文化下移的變革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創(chuàng)辦私學，廣招生徒，親編教材，庋藏書籍，成為中國古文獻中有明確記載的、確有其人其事的第一位私人藏書家。春秋末期，“學在私門”越來越普遍，擁有文化的人也越來越多，人們有了文化，如同有了自己的財產，就想在自己的家族中長期保有它，傳承它，成為高貴的家族，為日后步入仕途儲備條件。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只有多識字、多讀書、多藏書才可以，于是私藏便逐日多了起來，并且發(fā)展得很快。

戰(zhàn)國時期，士人思想解放，諸子蜂起，紛紛著書立說，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于是催生了一批藏書家，典型代表有墨子、惠施、蘇秦、呂不韋等。秦朝焚書禁學，以吏為師，對私藏給予了沉重的打擊。漢興，改秦之弊，除挾書之律，獨尊儒術，通經取仕，刺激了士人，使私藏有了長足的進步，表現在人數和藏量上較先秦都有顯著增加，蔡邕是正史中明確記載的第一位藏書近萬卷的藏書大家。

隋唐五代時期，私藏文化得到全面發(fā)展，統治者的崇文政策，教育的普及，科舉取仕的刺激，雕版印刷的發(fā)明和使用等等，使這一時期逾萬卷的藏書家增至四十余人。他們建造藏書樓；增置副本，以應不同需求；鈐蓋藏書印，以示所屬，并希望垂名久遠。以往的?？睂W、目錄學、圖書編纂學等學科，隨著此期私藏文化的繁榮昌盛，愈加發(fā)揚光大，同時也誕生了一批文獻學大家。

中國古代官藏不對外開放，能夠借閱者極為有限，僅限于少數權貴，嚴重阻礙了官藏的廣泛流通，學者們進行學術文化交流，私藏就成了主渠道，更有為數不少的開明藏書家，主動辦私學，獻藏書，育人才，從服務社會、提高國民素質和推動文教事業(yè)發(fā)展角度講，他們比官藏發(fā)揮的作用更大。

寺觀藏書

我國第三大藏書體系是寺觀藏書，即寺院和道觀（或稱宮觀）藏書。寺院藏書大約出現于東漢時期，道觀藏書則晚于寺院藏書，約始于晉代。

寺院藏書是隨著中原佛教寺院的建造和翻譯佛經的興起而產生的。隨著佛教的廣泛傳播，隨著僧人的持續(xù)增加，隨著寺院的不斷興建，隨著佛典的大量產生，寺院藏書體系在歷代僧俗、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在逐漸的豐富和完善。

隋唐時期，是我國佛教發(fā)展的鼎盛時期。戰(zhàn)亂數百年后重新統一的隋朝，給予佛教和崇佛者很大的優(yōu)惠政策，佛典與傳統文獻競相孳乳，十分繁榮；而李唐王朝，其海納天下文化的氣魄和開明、開放的政策，使寺院藏書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唐代，由于太宗、武后、玄宗、肅宗、代宗等帝的支持，佛經翻譯制度日臻完善，不斷有新譯佛經產生，許多原譯佛經因有種種缺陷而被重譯，以玄奘為代表的一批譯經大師相繼出現，加之中外僧徒在中土所撰佛書的大量面世，使佛教大藏經逐漸形成，從而為宋代雕印全國統一的大藏經提供了條件。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大約產生于東漢中后期。為了弘道，增強其號召力，道教將先秦時期傳說人物老子及其《道德經》加以宗教化，以老子為教主，《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并作宗教性闡釋。但是，由于道教初創(chuàng)時期許多問題尚不清楚，道觀藏書也較為復雜。

歷史上道經的傳承不如佛經多、影響大，主要因為許多道書模仿佛經而作，甚至有的完全脫胎于佛經，所闡教義亦不如佛學義理深邃。從整體上看道觀藏書不如寺院藏書發(fā)展快、社會地位高，但它是保藏道教文獻的主體，在傳承中華文化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書院藏書

書院藏書在四大藏書系統中出現最晚，它誕生于唐代，興盛于宋元兩朝，明清時期得到更大發(fā)展，成為傳承中國典籍與文化的重要基地和平臺。書院與書院藏書同時產生，書院的興衰直接關乎書院藏書的興衰，書院的變遷史就是書院藏書的變遷史。書院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逐漸取代了各級官學，直至近代，隨著新興學堂和圖書館的建立，書院和書院藏書系統才被廢止，最終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書院”一詞，最早見于唐初。據《（雍正）陜西通志》卷二十七記載：“瀛洲書院在（藍田）縣治南，唐學士李元通建。”考《（嘉慶）清一統志》卷二百三十三和《（光緒）藍田縣志》卷十四記載，唐高祖時，李元通官拜定州總管，與反唐起義軍劉黑闥作戰(zhàn)，兵敗被俘，不屈而死，武德六年(623)，唐剿滅劉黑闥，故瀛洲書院當創(chuàng)建于是年之前。又，明《（嘉靖）青州府志》卷九載：“李公書院在（臨朐）縣西南，唐李靖讀書處。一云靖從太宗征閭左，于此閱《司馬兵法》?！崩罹?571－649)乃唐初名將，精通兵法，曾隨唐高祖和唐太宗南征北討?！袄罟珪骸奔葹槔罹缸x書和研治兵法之處，其創(chuàng)建時間應在貞觀間或更早。上述記載如果確實，書院之稱始于唐初是無問題的。

后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私人所屬的讀書、藏修書院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一種特殊的教育組織和藏書系統。但是教育與教學涵蓋不了書院所從事的全部內容，“書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國士人的文化教育組織，它源自民間和官府，是書籍大量流通于社會之后，數量不斷增長的讀書人圍繞著書，開展包括藏書、校書、修書、著書、刻書、讀書、教書等活動，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chuàng)造、傳播的必然結果”（鄧洪波《中國書院史》）。由此可見，書院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其主要功能緊緊圍繞著藏書施教，因此形成一大藏書體系。歷史上盛極一時的書院，不但是培養(yǎng)人才的教育機構，而且是一個地區(qū)的文化中心和學術中心。（陳德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