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歷史學家茅海建的名著《天朝的崩潰》，其副標題為“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其實鴉片戰(zhàn)爭的沖擊只是揭開天朝崩潰的序幕，天朝最終的崩潰是在庚子事變，這是庚子事變對中國歷史最大的意義。

天下觀念與華夷之別是支撐中華帝國的兩個重要思想資源。所謂天下觀念，簡而言之即是中華帝國處于天下之中，高高在上，其他的國家與中華帝國的關系由近及遠，為藩屬，為羈縻，為化外，眾星拱月。華夷之別則認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最優(yōu)，在中華文化之外的都是蠻夷，不值一提。這一套觀念體系及其支持的政治實體可以總稱為天朝體系。這種強烈的文化自戀在15世紀以前（全球史時代開啟以前）或許不會遭受重大的面對面的挑戰(zhàn)（伊斯蘭文明、波斯文明、希臘羅馬文明都足以與中華文明比肩，不過受交通條件所限，不能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沖撞。），在18世紀以前在東亞文明圈內也還勉強行得通。利瑪竇、湯若望等基督教傳教士帶著西方宗教與科技文明抵達中國的時候，如果有足夠的敏銳和謙遜，士大夫們應該能察覺出這和以前的“夷”是完全不同的文明，它對中華文明已經展現出了超越之處。但是，信號被忽略了。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事實上是天朝崩潰的開始。英軍其實只有區(qū)區(qū)數千人，萬里揚帆而來，整個帝國的官僚體系除了展現它的顢頇無能，漏洞百出之外無所作為，鐵桶一樣的江山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裂縫。面對危機，觀念的應急自救機制開始啟動，先是對自身的妥協(xié)退讓進行美化，如賠款是大皇帝賜給外夷的，海島是大皇帝看夷人遠來，不忍心，賞給一塊曬衣曬貨之地，不繼續(xù)開戰(zhàn)是饒爾等一命等等。同時丑化對手，如夷人膝蓋不能打彎等等。

從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利到甲午戰(zhàn)爭之間是天朝的解體期，若干次的喪權辱國使得天朝作為政治實體已經不可能繼續(xù)天下之中，萬國來朝的迷夢，但是文化的自信作為小團體利益的內在支撐仍在士大夫群體中頑強掙扎。天朝觀念進行自我閹割以繼續(xù)自保，一個是提出中體西用的思想，它最早的提出者是馮桂芬而非張之洞，它的意思其實是希望用放棄“中學在當世有用”來換取它至少“可以為體”。這一時期的洋務運動是這一士大夫期望的具體表現：只引入機器，不動制度，不觸及思想。一個是縮小地域范圍，天朝觀念在西方列強之前不再適用，但是在東亞文化圈內還可茍延。當世的看法是“失之西洋，存之東洋”。雖然其間日本進犯臺灣，吞并琉球，但是在不愿意睜眼的國人看來，不過是前明倭患的延續(xù)而已。

甲午的慘敗使得天朝的崩潰已經無法掩蓋，無法通過調整天朝觀念的解釋續(xù)命，無法通過洋務運動這樣的局部應激反應來挽回。正是從這次失敗起，救亡圖存成為中國的主旋律。今天看來，救亡圖存毫無疑問只有一條路，就是融入世界大勢，成為近代國家。但是，當時擺在清人面前是兩條路，一條是保守的道路，一條是洋務運動的道路。從鴉片戰(zhàn)爭起，中國就產生了這兩條路線的糾纏，之所以不能在幾十年間或是迎頭趕上，或是如奧斯曼帝國被瓜分，也是因為兩種勢力互相牽制。前一條路走到底便是義和團運動，后一條路走下去便是新政與立憲。公正的說，這兩條路都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為避免國家被瓜分，民族被宰割而形成的兩種選擇。

不幸的是，在歷史的關頭，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選擇了保守主義的極端發(fā)展——義和團這一條路。這一條路失敗了，保守勢力隨之殉葬，才毫無選擇的走上了另一條路，開啟了清末新政。

1901年1月29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照允辛丑和議十二條后的一個月，西安行在以光緒的名義頒布了實行新政的上諭。這個時候，朝中的保守派在列強的壓力下已經被掃除一清，大大減輕了內部反對變革的阻力。在中央層面，端王、剛毅、趙舒翹等或死或貶，此后徐世昌、張之洞、袁世凱等開明派陸續(xù)進入中樞。在地方官員的層面，僅4月29日、8月19日（1901年）兩次懲辦“保護教民不力”的地方官員就達112人，這些人多為地方頑固派。在慈禧個人的層面，逃離北京三天的親身經歷就足以讓她打銷一切僥幸。她認識到，祖宗留下來的治內馭外之法，在采用新的政治制度，擁有先進的工業(yè)軍事技術的國家面前，顯得無用而落后，只有老老實實的走上行新政的道路上來。

庚子之后的社會風氣的變革也為新政做好了思想準備，由“ 攘夷排外” 逐漸變?yōu)椤?崇洋”。戊戌時期，康有為提倡“斷發(fā)”、“易服”，改良服飾，應者寥寥。辛丑之后，大城市穿洋服者漸多，甚至在廣西等偏僻省份的新式學堂中也允許學生穿洋服，穿著洋服向孔孟行禮。紙煙在 19 世紀末就進入中國市場銷售，但吸食者甚少，還是以水煙、旱煙為主。辛丑之后，進口的“紅錫包＂、＂哈德門”、“前門”等品牌的香煙銷路大開，上海這樣的地方，婦女都有吸食紙煙的，各地效尤。科舉的取消勢在必行，留洋成為上層人士的第一選擇。

清末新政也是一場變法，它與戊戌變法有一些不同，戊戌時期斗爭的焦點是要不要變法，是方向之爭。新政時期則是聚焦于如何變法，權力集團之間如何平衡，是路徑和權力之爭。戊戌變法的領導權掌握在光緒手里，新政的領導權掌握在慈禧手里，慈禧要把自己的權力和新政捆綁在一起，以重新獲得執(zhí)政的合法性。

但是新政沒有挽救大清的命運，新政推行三年后，發(fā)生了日俄戰(zhàn)爭，東亞小國日本竟然打敗了沙俄，給中國人巨大的刺激和鼓舞，他們把日本的強大和立憲聯(lián)系在一起，清廷必須要立憲才能實現真正的改革。這個時候決定中國命運的要素中，立憲和革命在賽跑。慈禧誤判了形勢，過于拖延，在立憲之前，革命爆發(fā)了。

庚子事變給中國指出的道路——立憲新政夭折了，中國新的時代主題變成了革命救亡，這就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