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月盈而虧，盛極而衰，是中國歷史自古以來不變的規(guī)律。即使是以象征生生不息的鳳凰為圖騰的楚國也不能例外。

楚國衰落的伏筆，其實早在它達到極盛前就已經(jīng)埋下：吳起那次著名的變法未能徹底，就已經(jīng)注定了楚國將在國際競爭中落后。

吳起的改革針對楚國的時弊，在短時間內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因為變法中途而廢，楚國政治頑疾只是獲得了時間上的短暫緩解，過了幾十年，在宣威盛世過去之后，貴族勢力又一次自然增長到國家不能承受的程度。

二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強”（《韓非子·問田》），吳起變法的失敗，使楚國走上了下坡路。

與楚國的變法半途而廢比起來，其他國家的變法大都成功了，特別是秦國。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之后重用商鞅實行變法。商鞅在秦國都城的城門前，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柱，創(chuàng)造了一個“徙木立信”的成語，由此拉開了他的改革大幕。

在各國的變法當中，有許多近乎相同的原則。比如商鞅變法在許多方面，幾乎是吳起變法的翻版。就說這個“徙木立信”吧，分明就是抄襲吳起“徙轅立信”的典故。據(jù)《韓非子·內儲說上》載，吳起在魏國做將軍時，曾經(jīng)在城北門外放了一根車轅，下令說，誰能把車轅搬到南門外，就厚加封賞。人們都感覺這是玩笑，半天沒人去動那根車轅。后來一個傻乎乎的士兵說這有何難，扛起車轅搬到了南門外。吳起當場賞賜給他大筆錢財，士兵們因此知道了吳起說話算數(shù)。吳起便趁熱打鐵下了一道命令：明日誰要是先攻入秦國的崗亭，就封誰為國大夫。士兵們第二天個個奮勇當先，很快就攻下了秦國的崗亭。商鞅“徙木立信”顯然是從這個故事受到的啟發(fā)。

至于商鞅變法的其他方面，也與吳起變法幾乎如出一轍。戰(zhàn)國時代各國變法的重點都是：打擊貴族階層，調動其他階層的積極性；鼓勵耕戰(zhàn)，發(fā)展生產(chǎn)，以提高政府的收入，富國強兵；嚴刑峻法，強調法令的權威性。甚至商鞅為統(tǒng)一思想，控制輿論，“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也類似于吳起的“破橫散縱，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戰(zhàn)國策·秦策三》）。因此，我們可以說，商鞅變法是吳起變法的升級版和擴大版。

它們的不同，只不過是一個成功了，而另一個基本失敗了。秦國實力本來一直弱于楚國，它一直是追隨于楚國后面的忠實盟國。然而，兩次結果不同的變法，決定了秦國迅速超越楚國，并且最終吞并楚國，統(tǒng)一天下。

三

兩次變法一成一敗，表面原因是吳起變法遇到了楚悼王的猝死，而商鞅變法則得到了秦孝公更有力、更長久的支持。其背后的原因，卻是秦國和楚國這兩片氣質不同的土地，與法家文化的契合程度不同。

從表面上看，在天下各國中，秦國與楚國是最相似的。

正如本書開頭所述，楚人的祖先祝融傳說是顓頊的后代，秦人也自稱是顓頊的苗裔，與中原國家同是炎黃子孫。當楚國在中國南方“以啟山林”時，秦人則在西北“逐水草而居”，“雜戎翟之俗”。兩國都在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中形成了頑強進取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和楚國一樣，邊疆小國秦國也一直得不到中原文明的承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保ā妒酚洝で乇炯o》）

兩國的區(qū)別只是秦國比楚國還要落后，蠻夷化的程度還要深。

秦國的地理環(huán)境遠不如楚國。它處于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chǎn)稀少，人民生活貧困?！稘h書·刑法志》這樣描述秦國：“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鼻貒牧桶l(fā)展一直落后于楚國。楚國在西周初年就立國了，秦國直到東周時代才被封為諸侯國。犬戎進攻周王室之際，大部分諸侯不管不問，唯獨質樸的秦人積極勤王，“戰(zhàn)甚力，有功”，在戰(zhàn)后又護送周平王東遷，因此秦襄公被感激涕零的周平王封為諸侯。和楚國以及齊、晉、魯?shù)壤吓浦T侯國相比，秦國參與諸侯競爭的歷史短了整整一個西周的時代，大約遲了300年。因此，一開始，秦國比楚國還要受人歧視。“六國卑秦，不與之盟”——開會的時候都不叫秦國。西周秦人墓葬中的隨葬品遠少于楚人，而且大多數(shù)都是陶器，這反映出秦國早期經(jīng)濟文化遠遠落后于楚國。如果比較歷史之悠久，物質之繁盛，文化之發(fā)達，秦國不能望楚人之項背。此時并無任何征兆表明秦國會成為戰(zhàn)國統(tǒng)一運動的最后勝利者。

但是，在改革大潮中，秦國卻能順應時代，迅速成功。商鞅變法，使秦國發(fā)生了讓人完全意想不到的變化，由此迅速崛起。那么，為什么是落后的秦國在列國變法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領先的楚國卻失敗了呢？一個主要原因在于他們對中原文明態(tài)度的不同。

四

和楚國竭盡全力中原化不同，秦人對中原禮樂文明一直不那么熱衷。楚國的強大，是因為它背靠蠻夷，卻不斷向中原汲取文化力量。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jīng)歷過充分中原化的過程。秦人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了濃烈的蠻夷氣質。

與楚國人一樣，秦國歷代君主都有著特別強的奮斗精神，他們通過與中原國家交戰(zhàn)，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中原文明的弱點：那是一種過于文弱的、精致的、不適合戰(zhàn)場的文明。

有一次，西戎的使者由余拜訪秦穆公，兩人之間發(fā)生了這樣一次對話。

秦穆公問：“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史記·秦本紀》）也就是說，中原國家有詩書禮樂，現(xiàn)在還亂成一鍋粥，你們西戎沒有什么文化，治理起來是不是更難啊？

由余本是晉人之后，因為投身于西戎而被重用，因此他非常熟悉中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區(qū)別。由余回答道：“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圣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保ā妒酚洝で乇炯o》）

在由余看來，詩書禮樂，正是中原國家混亂的原因。因為中原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是國家富強后統(tǒng)治者多會驕奢淫逸，導致國家上層和下層分裂，造成內亂。而草原文化則不然。草原民族物質文化不發(fā)達，貧富差距也不大，他們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很團結。

這一席話說得秦穆公如夢初醒，深以由余為賢，遂聘由余為賓客。從此之后，秦國的立國戰(zhàn)略發(fā)生根本性變化，它不再致力于向中原發(fā)展，而是向戎狄發(fā)展，大力吸收戎狄文化。穆公時代開始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秦本紀》）?！逗鬂h書·西羌傳》說，生活在秦地的少數(shù)民族，“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以戰(zhàn)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chǎn)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秦霸西戎后，戎族在秦國人口中的比例上升，甚至在局部地區(qū)占有主導地位。西北少數(shù)民族的強兵良馬成為秦軍的有生力量；與西戎的融合，給秦人的軀體注入更多粗獷和野蠻，決定了秦人狼一樣的性格。

因此，在戰(zhàn)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獨特的。它與中原文化有很大距離，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種草原文化。秦國和游牧民族一樣，百姓停留在“淳樸忠厚”的半野蠻狀態(tài)，尚武團結?！扒刂惺孔?，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保ā稇?zhàn)國策·中山策》）四塞之地的秦國很少受到外部文化的沖擊和刺激，所以秦人整體文化素質不高，本土很難產(chǎn)生杰出人才，也明顯缺乏楚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秦國的著名宰相，幾乎都是從其他國家聘來的。這個國家不可能產(chǎn)生屈原那樣富于想象力的文學巨匠和《楚辭》那樣的鴻篇巨制，也無法產(chǎn)生像莊子那樣灑脫飄逸、老子那樣思想深刻的哲學家。

在戰(zhàn)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正在中原國家漸漸改變殉人的野蠻風俗的時候，秦國卻變本加厲?？脊虐l(fā)現(xiàn)，秦武公死時，殉死者66人；穆公死時，殉死者多達177人。陜西鳳翔雍城發(fā)掘出土的秦公1號墓，墓主秦景公，是秦穆公的四世孫，墓中被殉葬者竟有186人之多。被殺殉之人主要放置于墓室四周。一類是箱殉，共72具；一類是匣殉，共94具。箱殉是將殉葬者以繩索捆綁成蜷曲的形狀，裝入箱內；匣殉者被裝入長2米、寬0.7米左右的薄棺材之內。另外，在墓室的填土中還發(fā)現(xiàn)20具人牲。

《詩經(jīng)》中那首著名的詩歌《黃鳥》說：“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大意是說，黃雀鳥啾啾鳴叫聲凄涼，飛來停落在棗棘上。讓誰陪著穆公去殉葬？子車家老大名奄息。就是奄息這個百里挑一的勇士豪杰，今天面對白骨森森的殉葬坑，仍然恐懼得顫抖心悲涼。那高高在上的蒼天啊，我們的良人被無辜地殺害了！

詩中提到的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針虎兄弟，時人稱為“車氏三良”，是當時著名的勇士豪杰，都是為秦穆公殉葬而死的?！妒酚洝で乇炯o》載，秦穆公死，“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針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

在戰(zhàn)國七雄中，秦國也是最功利的。西北少數(shù)民族的生產(chǎn)關系比較簡單、原始、純樸，所以他們直接以追求生存、積累財富為目的，很少加以掩飾。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強權。他們偏重物質利益，崇尚集權，質樸直接。在一個外交場合，秦昭王母宣太后竟然以床笫間的事來譬喻秦韓兩國利害關系?！稇?zhàn)國策·韓策二》說：“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于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崤。……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边@番話其他國家的貴族是絕對不可能講出來的。率直的秦穆公毫不掩飾自己的野心，他將宮殿命為“霸城宮”，將河流改名為“霸水”。司馬遷評價秦國文化說：“今秦雜戎翟（狄）之俗，先暴戾，后仁義?！保ā妒酚洝ち鶉瓯怼罚┣啬鹿蟮臍v代統(tǒng)治者，也有著其他國君罕有的強悍氣質。例如，秦孝公因為被人瞧不起而憤然喊出：“諸侯卑秦，丑莫大焉。”（《史記·秦本紀》）他們效法秦穆公，確立了軍事征服、霸有天下的發(fā)展路線。

事實證明，后發(fā)優(yōu)勢是秦國統(tǒng)一天下的主要原因。歷史短，文化淺，禮治傳統(tǒng)不完備，反而成了秦國發(fā)展壯大的優(yōu)勢。因為文化包袱輕，所以秦國在列國之中改革精神最強烈。那些老牌強國深受西周宗法制度的束縛，用人憑血緣，看門第。只有秦國君主能夠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怕別國嘲笑，四處招攬人才。

百里奚在楚國以放牛為生。秦國的謀臣公子縶向新即位的秦穆公舉薦百里奚。秦王大喜，想派人前去帶重金迎請百里奚。公子縶說：“楚王因為不知道百里奚的才能，才讓百里奚養(yǎng)牛。若用重金聘他，那不就等于告訴別人百里奚是千載難遇的人才嗎？您可以用一個奴隸的市價，也就是五張黑公羊皮來換百里奚。那樣楚王就一定不會懷疑了?！卑倮镛蓙淼角貒螅R上就被拜為上大夫。秦人稱百里奚為“五羖大夫”。羖，就是黑公羊的意思。

從商鞅變法開始，秦國的著名宰相，幾乎都是從其他國家聘來的。正是這些外來的人才大幅度改革了秦國的內政外交，讓這個落后國家獲得了巨大的發(fā)展。

五

秦國的簡單、質樸、野蠻、殘酷和功利主義氣質，與法家文化一拍即合。

春秋晚期和戰(zhàn)國時代連綿不斷的戰(zhàn)亂和社會動蕩，使各國精英都在苦苦思索解決這一局面的辦法，并為此提出了種種方案。

誕生于魯國的儒家學派的方案是復古，讓一切都回到西周初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井井有條的局面。誕生于楚國的老莊學派的方案是“絕圣棄智”，放棄所有的文明成果，返歸原始社會的“小國寡民”時代，使人們老死不相往來。誕生于具有悠久人文傳統(tǒng)的宋國的墨家的方案看起來更具可操作性。墨家學者大多來自社會下層，他們有強烈的社會實踐精神。墨者們吃苦耐勞、嚴于律己，把維護公理與道義看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它的理論以“兼愛”為核心，提出“非攻”的主張，要求天下人“兼相愛，交相利”，不要再成天為了私欲而戰(zhàn)爭。

法家文化最為特殊。學者胡克森說，法家文化有著深厚的草原文化基因。法家誕生于晉國故地，興盛于秦國，而這兩個國家有一個共同的地理特點，那就是都處于戎狄環(huán)繞之下，是各國中受戎狄文化影響最深的。法家的直接起源地在三晉，它的周圍是犬戎、白狄、赤狄、北戎、西戎和狐氏。李元慶認為，晉國從立國時起，即是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戎狄民族接壤雜處的重要諸侯國，是不同民族活動的歷史舞臺，民族關系異常復雜。如前所述，與中原散漫的農(nóng)業(yè)文明相比，戎狄文化具有紀律嚴明、上下一致的軍事化作風，也具有只求物質利益、不重精神價值的直接簡單。所以蒙文通說“法家故西北民族之精神”。（參見胡克森：《秦、晉法家文化之比較》）

誕生于半草原半農(nóng)業(yè)區(qū)域的法家文化，具有其他中原文化所沒有的殘酷、簡單、直接的特點。法家學派的思考，完全是圍繞著君主利益這個核心，而絲毫不顧及其他階層的利益。法家學派認為百姓都是自私自利的愚蠢之徒，官吏則各謀私利，連夫妻、父子都不可相互信賴。因此民智不足用，民心不足慮。他們建議統(tǒng)治者從人的劣根性出發(fā)，嚴刑峻法，把人當成動物一樣管理，只要運用好賞罰這個利益杠桿，加上嚴刑峻法，以法刑人、以勢壓人、以術馭人，就可以調動民眾，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法家不相信感情，只相信利益；不相信文化，只相信刀劍。因此法家改革者所制定的法律，都異常嚴苛殘酷。事實上，吳起的性格，最典型地代表了法家文化對人的塑造。

法家文化中確實也有很多正面因素。我對韓非子的好感可以追溯到中學時代。高三語文課本中那篇《五蠹》，觀念新穎、語言潑辣、邏輯嚴謹，一下子就征服了17歲的我。韓非子的思想顯得那樣“現(xiàn)代”和“進步”?！氨銍槐胤ü拧薄袄癫谎涠Y”“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商君書》里這些痛快爽直的語言一破有史以來中國古人言必法先王、行必遵古訓的迂腐沉悶之氣，讓人耳目一新。而這些改革者張揚自我的作風，打破一切條條框框的勇氣，不避鋒芒、敢為人先的魄力和摧陷廓清、翻天覆地的氣勢確實也為中國人的整體人格特征增添了許多亮色。

但是，對法家變法精神的另一面，我們也不能不有所認識。應該說，在春秋戰(zhàn)國各思想流派中，法家文化是最不人道、最反人性的。如同西方的馬基雅維利主義一樣，法家不追求公平正義，只追求現(xiàn)實功利。不過，馬基雅維利主義在西方諸思想流派中始終居于末流，而在中國，百家爭鳴的結果卻是法家思想最后勝出。

六

吳起變法在楚國的失敗，在某一側面，說明了功利主義文化在楚國的失敗。因為楚國文化的氣質與功利主義反差極大。

如前所述，楚文化的特點是開放性、兼容性和創(chuàng)造性。和秦國不同，楚國從立國之初，對少數(shù)民族就并非只有“壓服”和“殺戮”之策，而是更多采取懷柔政策，所以“甚得江漢間民和”。

楚人熱衷擴張，卻并不致力于掠人為奴。他們明智地尊重各地的文化傳統(tǒng)和習俗，表現(xiàn)出強烈的人道精神。比如在大冶銅綠山的考古中，人們并沒有發(fā)現(xiàn)在春秋戰(zhàn)國多年的開采中，有礦難及虐待而亡的現(xiàn)象。

因此，楚文化遠比秦文化更人道、更寬容，“華夏蠻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歷史淵源各不相同，楚國都能加以安撫。楚國在戰(zhàn)爭中從未有過像秦軍那樣，動輒斬首幾萬，也沒有見過大量俘馘的記錄”（黃瑞云：《楚國論》）。而且“對于被滅之國，楚人的慣例是遷其公室，存其宗廟，縣其疆土，撫其臣民，用其賢能。即使對于蠻夷，也是相當寬容的”（張正明：《楚文化史》）。正因為如此，楚國才能夠顯示出強大的開放性和凝聚力，在橫跨大江南北的廣大領域上，開創(chuàng)了一個發(fā)達的楚文明。孔子周游列國，“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孔子欣然前往楚地，但是他卻西不入秦。顯然，秦國在孔子眼中，是一個蠻夷之地，不可能實行王道。

而秦國的功利主義氣質與法家文化卻一拍即合。關于商鞅變法，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是，商鞅第一次見到秦孝公，像對中原國家君主那樣說“以王道”，而秦孝公昏昏欲睡。于是，下一次見到秦孝公，他“說公以霸道”，孝公大悅。這個故事說明，商鞅變法的主導思想，是放棄中原王道政治文化，而改行赤裸裸的霸道。

商鞅的思路，是根據(jù)秦人物質貧乏、文化落后、不尚禮儀、只圖實利的國民性格，進一步禁學愚民，實行嚴刑峻法，限制工商業(yè)發(fā)展而獎勵耕戰(zhàn)。從文明發(fā)展的角度來看，這一思路明顯是反文明、反文化的。商鞅變法以獎勵耕戰(zhàn)、富國強兵為主要內容，極大地激發(fā)了人的私欲。正如《淮南子·要略》所說：“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蓜褚再p，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o:p>

在戰(zhàn)國時代，文明不再是一個國家的護身符，野蠻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歐洲歷史也有相似的規(guī)律：

德意志人確實重新使歐洲有了生氣。……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靈丹妙藥，給垂死的歐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使歐洲返老還童的，并不是他們的特殊的民族特點，而只是他們的野蠻狀態(tài)，他們的氏族制度而已。

…………

凡德意志人給羅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帶來生命力的東西，都是野蠻時代的東西。的確，只有野蠻人才能使一個在垂死的文明中掙扎的世界年輕起來。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遷徙之前所努力達到并已經(jīng)達到的野蠻時代的高級階段，對于這一過程恰好最為適宜。（《馬克思恩格斯論民族問題》）

在戰(zhàn)國變法中，商鞅變法是最徹底的一次大改革。商鞅全面吸取了前幾次變法，包括吳起變法的經(jīng)驗教訓。秦國通過改革，成功地提高了資源汲取能力和軍事作戰(zhàn)能力，取得了驚人的成效，不久就使秦國“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zhàn)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yè)以富國，外重戰(zhàn)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新序》）。原本長期落后于楚國的秦國，迅速與楚國比肩。

（本文選自我的新書《楚國興亡史：華夏文明的開拓與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