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具有解題的私家藏書目錄。它以明確的學(xué)術(shù)分類思想、完整的結(jié)構(gòu)體例、充實的提要文字，在 中國 目錄學(xué) 發(fā)展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二十世紀(jì)以來，筆者所寓目的研究成果僅有專著兩部、論文二十余篇，與其學(xué)術(shù)地位似不相侔。今略予回顧、梳理、 總結(jié) ，為研究者提供一個更高的起點。

    一 關(guān)于晁公武

    晁公武《宋史》無傳，其事長期晦而不顯。為晁公武作傳，始于清錢保塘撰《晁公武事略》（載章壽康式訓(xùn)堂重刊汪士鐘衢本《郡齋讀書志》卷首），雖憾于簡略，然蓽路藍縷，功不可沒。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五《衢本郡齋讀書志跋》之案語復(fù)有公武生平之述錄。陳祺壽撰《宋目錄學(xué)家晁公武陳振孫傳》（《國粹學(xué)報》第六十八期），據(jù)錢保塘《晁公武事略》和陸心源《陳振孫傳》而增損之，公武事跡崖略可見。 臺灣 師范大學(xué)國文研究所劉兆祐先生碩士論文《晁公武及其郡齋讀書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重在研究版本、體例、偽書和今世已佚之書，于生平事跡發(fā)明無多，惟將公武籍貫定為清豐，糾陳祺壽“巨野”說之誤，值得一提。以上四種論著于《宋會要輯稿》以及南宋人文集基本未加采用，考證亦間有疏漏，對公武生平所知仍欠精詳。王德毅先生有感于此，特撰《晁公武研究》（《臺灣大學(xué)文史 哲學(xué) 報》第三十期，12月）一文，先簡論晁公武家世、生年及學(xué)術(shù)貢獻[1]，后詳列“晁公武編年事略”，起紹興十年閏六月，終乾道七年七月，公武生平愈加清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孫猛先生的《郡齋讀書志校證》，其附錄一《晁公武傳略》（附趙希弁傳）以洋洋六十余頁篇幅，裒輯、排比、考辨有關(guān)公武的各種資料，是 目前 所見最為詳實全面的晁公武傳。

    《傳略》分傳文、引用資料、按語三部分。傳文力求簡明；引用資料低傳文一格，因事系文；按語再低一格，對傳文排比分系加以說明，對引用資料加以詮釋，對前人舊說加以匡正。據(jù)《傳略》及其他資料我們可簡列公武行歷如下：

    晁公武，字子止，號昭德先生，祖籍澶州清豐。沖之子。兄弟可考者五人：兄公休，弟公遡、公榮、公退、公適。學(xué)問廣博，不主一家，著有《易詁訓(xùn)傳》十八卷、《尚書詁訓(xùn)傳》四十六卷、《中庸大傳》一卷、《春秋詁訓(xùn)傳》三十卷、《稽古后錄》三十五卷、《昭德堂稿》六十卷、《讀書志》二十卷、《嵩高樵唱》二卷、《讀書志》四卷、《老子通述》二卷、《毛詩傳》二十卷、《石經(jīng)考異》一卷等。

    約生于，少時耽浸群籍，廣狩博獵。

    靖康亂后，入蜀寓居嘉州（今四川樂山）。

    高宗紹興二年（1132）進士，初為四川轉(zhuǎn)運副使井度屬官。

    紹興十五年（1145），趙不棄為四川宣撫司總領(lǐng)錢糧官，辟公武為其錢糧所主管文字。

    紹興十七年（1147），以左朝奉郎通判潼川府，尋改知恭州。

    紹興二十年（1150），知榮州[2]。

    紹興二十五年（1155）、二十六年（1156），知合州[3]。

    紹興二十七年（1157），為潼川府路轉(zhuǎn)運判官。該年十二月，為言官論罷。

    紹興三十二年（1162），知瀘州任。入朝為吏部郎中，繼除監(jiān)察御史。

    孝宗隆興二年（1164），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旋以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又入臺省，為右正言。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擢侍御史。徙戶部侍郎。

    乾道元年（1165），除集英殿修撰，再知瀘州。

    乾道三年（1167），在都大提舉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任，除敷文閣待制，知興元府，充利州東路安撫使。

    乾道四年（1168），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乾道五年（1169），除敷文閣直學(xué)士。

    乾道六年（1170），改淮南東路安撫使，兼知揚州。

    乾道七年（1171），知揚州，移知潭州，擢吏部侍郎，除臨安少尹，七月初三罷。

    晚居嘉州符文鄉(xiāng)，卒于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之前。

    二、關(guān)于《郡齋讀書志》

1、《郡齋讀書志》成書過程及版本研究

    《郡齋讀書志》成書過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晁氏讀書志二十卷》條已有揭示：“昭德晁公武子止撰，其序言得南陽公書五十篋，合其家舊藏得二萬四千五百卷。其守榮州，日夕讎校，每終篇輒論其大指，時紹興二十一年也。其所發(fā)明，有足觀者。南陽公未知何人，或云井度憲孟也。”

    然《郡齋讀書志》宋代即有二十卷與四卷之別，清《四庫全書總目·郡齋讀書志》提要溯其源流云：

    《郡齋讀書志》四卷，宋晁公武撰?！逗笾尽范?，亦公武所撰。趙希弁重編《附志》一卷，則希弁所續(xù)輯也。……始南陽井憲孟為四川轉(zhuǎn)運使，家多藏書，悉舉以贈公武，乃躬自讎校，疏其大略，為此書。以時方守榮州，故名《郡齋讀書志》。后書散佚，而《志》獨存。淳祐己酉，鄱陽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書目，參校刪其重復(fù)，摭所未有益為《附志》一卷而重刻之，是為袁本。時南充游鈞守衢州，亦取公武門人姚應(yīng)績所編蜀本刊傳，是為衢本。當(dāng)時二書并行于世，惟衢本 分析 至二十卷，增加書目甚多，卷首公武自序一篇，文亦互有詳略。希弁以衢本所増乃公武晚年續(xù)裒之書，而非所得井氏之舊，因別摘出為《后志》二卷，又以袁、衢二本異同別為《考異》一卷，附之編末。蓋原志四卷，為井氏書，后志二卷，為晁氏書，并至南渡而止；附志一卷，則希弁家書，故兼及于慶元以后也。

    據(jù)黎安朝刻本所收杜鵬舉蜀刻本序可知，黎袁州刻本前志四卷系據(jù)杜鵬舉蜀刻本而成。王重民先生《<郡齋讀書志>與<直齋書錄解題>》（《圖書館》第4期）一文對此做了簡明扼要的解釋：

    《郡齋讀書志》在四川的最初原刻本是四卷（大約在由杜鵬舉校刻的），后來有姚應(yīng)績重編的二十卷本，曾否在四川付梓，無考。約在原刻本通行后八九十年，即公元，黎安朝翻刻四卷本于宜春郡齋，這就是現(xiàn)在所稱的“袁本”。黎安朝命趙希弁校刻，希弁因就他家藏書中為《晁志》所未收的，編為《附志》一卷（實分為上下二卷），一共刻成五卷。也在這一年，游鈞將姚編二十卷本刻于信安郡齋，就是現(xiàn)在所稱的“衢本。”次年（1250），衢本傳到了袁州，黎安朝又命趙希弁把衢本中較多的435種，8245卷編為《后志》二卷，附刻在五卷之后。，王先謙?？淘居卺楸旧?，仍依衢本為二十卷，并附趙希弁《附志》于后?，F(xiàn)在通用的是王先謙?？瘫竞汀端牟繀部啡幱坝〉乃卧菘瘫尽?/p>

    袁本與衢本[4]至清代流布漸廣，開始有人對其異同比勘研究，何焯于康熙四十六年即以袁本校衢本，但未有優(yōu)劣之論。乾隆末瞿中溶獲一舊鈔衢本，以陳師曾所刻袁本，參照《 文獻 通考·經(jīng)籍考》相校，并撰《郡齋讀書志考證舉要》一文。其岳丈錢大昕作跋，揚衢抑袁，之后顧廣圻、黃丕烈、鮑廷博、汪士鐘、李富孫、阮元、錢泰吉、王先謙等均以衢優(yōu)于袁。然自三十年代宋刻袁本影印行世，學(xué)者又多揚袁抑衢，張元濟甚至云：“袁本出而衢本可廢矣?！保ㄋ牟繀部尽犊S讀書志》張元濟跋）[5]

    孫猛在《文史》第二十輯（中華書局1984版）發(fā)表長文《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從收錄書量、序文、分類、歸類、編次、書名的著錄、卷數(shù)的著錄、作者的著錄、解題九個方面詳細(xì)比勘袁、衢二本，指出衢本優(yōu)于袁本：衢本所收錄書較袁本《前志》、《后志》為多；衢本還增補并豐富了序文特別是小序的 內(nèi)容 ；它的分類、歸類、編排組織比《前志》更加整齊、合理；它著錄編撰者較《前志》明確、正確；尤其是它的解題，對《前志》作了大量的補充和訂正，遠比前志完善、豐富。又條分縷析，勾畫出《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認(rèn)為《郡齋讀書志》雛型成于公武知榮州時，當(dāng)時未刊行。乾道七年公武罷退，優(yōu)游峨眉山下，對未刊稿進行整理，其門人杜鵬舉于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之間將之刊行于世，為蜀刻四卷本，系袁本《前志》所本。該本不夠完善，公武又陸續(xù)補正，去世后由門人姚應(yīng)績將之整理為二十卷本刊行，為衢本祖本，時在淳熙十四年之前。因其更加完善，黎安朝、趙希弁等又據(jù)此編《后志》，以補《前志》之失，只是因趙氏編例失當(dāng)，工作粗疏，沒能重現(xiàn)衢本舊貌。但其版本和?？眱r值不容忽視，在新'合校本’尚未問世之前， 參考 、征引《讀書志》，應(yīng)該注意同時查閱袁、衢二本。孫猛詳實嚴(yán)謹(jǐn)?shù)恼撌鰹椤犊S讀書志》的成書過程和版本優(yōu)劣作了較為圓滿的總結(jié)。孫猛還作有《歷代諸本敘錄》（《郡齋讀書志校證》附錄三），敘錄現(xiàn)存《郡齋讀書志》諸本三十五種，其中衢本十七種，袁本十八種，分衢、袁二版本系統(tǒng)編敘其目，并錄有關(guān)序跋、題識、收藏，以供參考。關(guān)于《郡齋讀書志》版本的研究，至此蔚然大觀。

2、《郡齋讀書志》體例特色的研究

    《郡齋讀書志》體例的特點，晁公武自序中已說得很明白，即采用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法。宋王應(yīng)麟《玉?！肪砦宥囄牟繒块T亦曰：“晁公武《讀書志》四卷?！浞譃樗牟浚航?jīng)類十，史類十三，子類十六，集類三。每讀一書，撮其大旨論之?！?/p>

    王重民先生《<郡齋讀書志>與<直齋書錄解題>》云：“《郡齋讀書志》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部，四十五類（指衢本）。每部有大序（稱為“總論”），每類有小序（但小序沒有標(biāo)明，都編在每類第一部書的提要之內(nèi)，這種做法不算好，也是從來沒有過的）。提要的內(nèi)容和形式是學(xué)《崇文總目》的，但偏重在考訂方面。”基本概括出了《郡齋讀書志》的體例特點。倪士毅先生《宋代目錄學(xué)家晁公武和<郡齋讀書志>》（《杭州大學(xué)學(xué)報》第3期）更將王文推闡開來，詳列經(jīng)、史、子、集各類名目（分四十三類），并與《崇文總目》對比，說明其“目錄學(xué)思想是適應(yīng) 時代 的要求，不是墨守成規(guī)的?！?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在比勘衢、袁本過程中實際上也考知了二本體例的差異和特點，如論“分類”云：

    《讀書志》的類目設(shè)置沿用了隋、唐以來的正統(tǒng)四部分類法。它以《崇文總目》為主，參酌《舊唐書·經(jīng)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形成了自己的分類。二本相較，衢本比前志多設(shè)了兩個類目：一是集部文說類，一是把子部天文卜算析為二，改稱天文類和星歷類。

    文說類收錄的是評論詩文的著述。這類著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曹魏時的典籍，但在衢本《讀書志》之前，終因為數(shù)尚少，一些書目不是把它們附著于總集之末，就是把他們混雜在別集之中。北宋開始，文史批評之風(fēng)漸盛，批評著作也日益增多。大概鑒于這一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新趨勢，《崇文總目》增設(shè)了文史類?！拔氖贰敝?，并沒有準(zhǔn)確反映這一類書的性質(zhì)和特點，況且，文、史書本來應(yīng)該分屬乙、丁二部，混同言之，無異自亂其例?！肚爸尽吩O(shè)“史評”，替其中的史類書找到了歸宿，但文學(xué)評論方面的書籍仍不得正歸。衢本則解決了這個 問題 ，在史部設(shè)史評類同時，在集部設(shè)立了文說類，在我國古籍分類中，終于完成了對批評著述的安置。后來的《四庫全書總目》的“詩文評類”，即淵源于此。《前志》的天文卜算類，顯然是從《崇文總目》卷四十天文占書類衍化來的。占書與星歷書不是一回事，故《崇文總目》卷四十一另設(shè)有歷算類?！蹲x書志》把占書歸入五行類，把算書歸入 藝術(shù) 類，而《前志》仍稱天文卜算，就名不符實了。衢本分稱天文、星歷，與其收書方名實相副。

    所述必溯源析流，且論斷精審，要言不煩，堪為晁氏知音。陳少川《從<郡齋讀書志>看晁公武的圖書分類 理論 》則借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出版之便，對晁公武圖書分類理論和《讀書志》的分類體系結(jié)構(gòu)作了探討，認(rèn)為“《讀書志》的分類體系是相當(dāng)嚴(yán)謹(jǐn)?shù)?，它以四大部、四十五子目的體例加上四段大序、四十五個小序[6]的文字說明，而形成了一個上下呼應(yīng)左右相聯(lián)的分類表?！标愇膶α私狻犊S讀書志》的分類體系有一定幫助。

    最為細(xì)致全面研究《郡齋讀書志》體例特色的當(dāng)推臺灣劉兆祐《晁公武及其郡齋讀書志》。該書第三章《郡齋讀書志之體例》詳細(xì)討論了《讀書志》的體制、分類及敘錄的義例，指出其體制為首載總序，論其書分四部之由；而每部之首，復(fù)有小序，先舉每部所分之類名，繼而或論各類之學(xué)術(shù)源流，或評各時代之學(xué)術(shù)得失；每部小序之后，即另行冠以類別，繼則著錄書名卷數(shù)，繼之以提要。其分類則與《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列表比較，得出《讀書志》分類雖多因前志之舊，但將史評類列于史部，則系公武之發(fā)明。其敘錄義例，則分“著錄作者之時代及姓名”、“介紹作者之生平及其學(xué)術(shù)”、“解說書名之含義”、“介紹一書之內(nèi)容”、“敘一書之總目或備載篇目”、“敘說學(xué)術(shù)之源流”、“評論一書之價值”、“判別典籍之真?zhèn)巍?、“引序以見作書之由”、“稽考篇卷之異同”、“考訂人類之不同”、“記載版本或刊刻情形”、“廣羅諸本，記其異同”、“著錄序文之作者”十四項，其中如“記載典籍刊刻之情形”、“引序以見作書之由”、“著錄序文之作者”等，為公武所創(chuàng)，而為后世取法。

    另外，方志昭《晁公武與<郡齋讀書志>》（《贛圖通訊》第1期），孟昭晉《晁公武及其<郡齋讀書志>》（《山東圖書館季刊》1988第2期），崔國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版本源流和解題特點》（《山東 社會 科學(xué) 》第4期），滕慶《試析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編纂特色》（《河南大學(xué)學(xué)報》第5期），內(nèi)容間有可取，然大要不出孫猛、劉兆祐所論。惟王皓《<郡齋讀書志>的版本記錄與考辨》（《四川圖書館學(xué)報》1992第5期）以衢本為主，從“版本的注明”、“版本的比較”、“版本的考辨”三個方面探討《讀書志》的版本學(xué)貢獻，指出《郡齋讀書志》不僅以?？眮砼袆e版本異同優(yōu)劣，且注重對圖書版本的內(nèi)在特征和外部特征的研究，拓展了版本研究的內(nèi)容；又指出“解題書目著錄版本雖發(fā)端于劉向、劉歆父子的《別錄》和《七略》，但諸如析版本異同、述版本源流、論版本優(yōu)劣、考版刻時地，敘遞藏關(guān)系、記存亡掌故等著錄內(nèi)容及編制體例，卻始見并基本定型于《郡齋讀書志》?！彼撦^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