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宋代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是我國現(xiàn)存第一部解題式私家書目，它收書豐富，體例完備，學術(shù)性強，具有極高的目錄學價值，對后世目錄著作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郡齋讀書志》之后，存于今天的有解題的圖書目錄，最著名的就是南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及清代編的《四庫全書總目》，而這三部著名書目都與《郡齋讀書志》有關(guān)。其中《四庫全書總目》在體例、分類及提要方面受其啟發(fā)與影響最大，當然，《四庫全書總目》也有對《郡齋讀書志》的批評與指摘。

關(guān)鍵詞：郡齋讀書志；四庫全書總目；批評與接受

晁公武所編撰的《郡齋讀書志》，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解題式私家目錄，在我國目錄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即通過考察《郡齋讀書志》對《四庫全書總目》的影響關(guān)系，進一步揭示《郡齋讀書志》的目錄學價值。

一

《郡齋讀書志》有袁本與衢本之分，有學者從收書數(shù)量、序文、分類、歸類、編排、書名、卷數(shù)、作者、解題九個方面對袁本和衢本進行了比較、分析，得出結(jié)論：“衢本優(yōu)于袁本”[1] 。因此，本文的討論即以衢本《郡齋讀書志》為文本依據(jù)。

《郡齋讀書志》所著錄圖書，袁本收書1459部。衢本著錄是在袁本的基礎(chǔ)上進行增刪的，收書1468部[2] ?！犊S讀書志》所著錄的圖書基本包括了南宋以前我國古代的重要典籍文獻，尤以搜羅唐、五代、北宋、南宋初年的書籍較為完備，既可補《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之缺，更為我們考察《郡齋讀書志》已著錄但今已不存之書提供了難得的參考。其著錄圖書尤以唐五代和北宋的典籍為多，據(jù)筆者統(tǒng)計，在《郡齋讀書志》中，著錄唐五代各類典籍有五百多部，分布在經(jīng)、史、子、集各部，約占所有著錄圖書的三分之一強；著錄宋代各類典籍四百多部，也占所有圖書的三分之一。而且，這些文獻至今大多已亡佚，通過《郡齋讀書志》的解題能清楚地了解這些典籍的內(nèi)容，也為研究唐五代北宋時期的圖書、文化及學術(shù)事業(yè)提供了寶貴資料。如，北宋李淑曾根據(jù)自家藏書編成《邯鄲圖書志》十卷，惜此書早佚，但《郡齋讀書志》解題提及此書有20余處，通過這些我們可以知道該書的大概內(nèi)容:該書簡稱《邯鄲書目》，又稱《李氏書目》，它正文將家藏圖書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部，57類。又有《藝術(shù)志》、《道書志》、《書志》、《畫志》等附于后，(《道書志》又分四類:經(jīng)誥類、傳錄類、丹藥類、符篆類)實際將圖書分為八部。每書有較詳細的解題，說明文獻的作者、內(nèi)容、體例、存佚等情況，可資后人借鑒者甚多?！端鍟そ?jīng)籍志》以來，明確見于著錄，分類擺脫四分法的綜合性書目，以《邯鄲圖書志》為最早。

《郡齋讀書志》著錄圖書雖按四部分類，但四部之下所分45類，多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如《隋書·經(jīng)籍志》附訓詁之書于“論語類”末，并不合理，《郡齋讀書志》改入“小學類”?！端鍟そ?jīng)籍志》與《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經(jīng)部并有“讖緯類”，而《郡齋讀書志》則順應學術(shù)發(fā)展取消了讖緯類。《隋書·經(jīng)籍志》及《崇文總目》無“經(jīng)解類” ，以之附于“論語類”末，《郡齋讀書志》則承《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別為一類，突出經(jīng)學解釋學 的地位。此外，晁公武在史部設(shè)“史評類”，在集部設(shè)“文說類”也是《郡齋讀書志》在分類上的發(fā)明，對后世書目多有影響。

《郡齋讀書志》書前有總序，每部有大序，每類多有小序（按，《郡齋讀書志》衢本分45類，其中25類有小序），說明分類的依據(jù)及學術(shù)淵源等。最值得關(guān)注的是《郡齋讀書志》為每部書撰寫解題，晁公武利用自己的學識考證作者，評論得失、剖析源流，考辨真?zhèn)危嬲w現(xiàn)出“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的目錄學思想。

總之，《郡齋讀書志》在分類、序文方面既有對前人的繼承，又有自己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書目解題大都考訂博洽，內(nèi)容充實，極富參考價值，因此，受到后世學者的高度重視和稱贊，南宋目錄學家陳振孫首先指出：

（《郡齋讀書志》）其序言，得南陽公書五十篋，合其家舊藏，得二萬四千五百卷。其守榮州，日夕讎校，每終篇輒論其大指，時紹興二十一年也。其所發(fā)明，有足觀者[3] 。

不僅如此，《直齋書錄解題》以下書目多祖述或取資于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如陳振孫不僅稱《郡齋讀書志》“其所發(fā)明，有足觀者”，并且在他編《直齋書錄解題》時即模仿《郡齋讀書志》的體例。明胡 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正集》卷一“經(jīng)籍會通一”據(jù)周密《齊東野語》記載:“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于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也參考引用甚至大量抄錄了《郡齋讀書志》的體例和內(nèi)容。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集錄一”載：

唐人集，見載籍可采據(jù)者，一曰《舊唐書·經(jīng)籍志》，一曰《新唐書·藝文志》，一曰《宋史·藝文志》，一曰鄭樵《通志·藝文略》，一曰尤氏《遂初堂書目》，一曰馬端臨《文獻經(jīng)籍考》，端臨所引書又 二：一曰晁公武《讀書志》，一曰陳直齋《書錄解題》，此數(shù)書者，唐人集目盡之矣。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文獻通考》，提要也稱:“《經(jīng)籍考》卷帙雖繁，然但據(jù)晁、陳二家之目，參以諸家著錄?！泵餮择R端臨《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是取自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據(jù)筆者統(tǒng)計，清代朱彝尊《經(jīng)義考》中引用或提及《郡齋讀書志》的地方即多達222條，清代乾隆年間官修《四庫全書總目》，其受《郡齋讀書志》影響與啟發(fā)尤其明顯。

二

據(jù)文獻記載，《四庫全書總目》的編撰即直接接受了《郡齋讀書志》的體例。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論內(nèi)閣著直省督撫學政購訪遺書》記載：

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系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指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匯齊后，令廷臣檢核，有堪備覽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庫七略，益昭美備，稱朕意焉[4] 。

這是撰寫《四庫提要》的初議。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安徽學政朱筠奏陳購訪遺書及校核〈永樂大典〉意見摺》又云：

著錄校讎，當并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較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并著專門之業(yè)。列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于本書首卷，并以進呈，恭候乙夜之披覽。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六《大學士劉統(tǒng)勛等奏議覆朱筠所陳采訪遺書意見摺》也稱：

查古人校定書籍，必綴以篇題，詮釋大意?！稘h書·藝文志》所稱“條其篇目、撮其指意”者，所以倫次得失，使讀者一覽了然，實為校讎良法。但現(xiàn)今書籍，較之古昔日更繁多，況經(jīng)欽奉明詔，訪求著錄者，自必更為精博。若如該學政所奏，每一書上必撮舉大旨，敘于卷首，恐群書浩如淵海，難以一一概加題識。

查宋王堯臣等《崇文總目》，晁公武《讀書志》，皆就所有之書，編次目錄，另為一部，體裁最為簡當。應即仿體例，俟各省所采書籍全行進呈時，請敕令廷臣詳細校定，依經(jīng)、史、子、集四部名目，分類匯列，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分卷數(shù)、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 昭策府大成，自軼唐宋而更上矣。 [5]

可見，《四庫全書總目》編纂伊始就確定了它所依據(jù)的書目是《郡齋讀書志》與《崇文總目》，因為它們都屬解題目錄，學術(shù)價值較高，但《崇文總目》在明代已經(jīng)散亡而成殘卷，他們所依據(jù)的主要還是《郡齋讀書志》，據(jù)筆者考察，《四庫全書總目》對《郡齋讀書志》的接受與繼承具體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類序方面。

《郡齋讀書志》按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每部均有大序，說明分類的依據(jù)及學術(shù)淵源。子部大序曰：

子之類凡十八：……序九流者，以為皆出于先王之官，咸有所長，及失其傳，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故也，是以錄之。至于醫(y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于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y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錄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亦循之者，何哉? 自漢以后，九流浸微，隋、唐之間，又尚辭章，不復問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為儒術(shù)矣，況其次者哉! 百家壅底，正途之弊既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為其所誤者鮮矣，則為患又甚于漢。蓋彼八家，皆有補于時，而此二教，皆無意于世也。八家本出于圣人，有補于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況二教無意于世，不自附于圣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 故存之以為世戒云。

晁公武首先介紹自己對子部書的分類，然后說明各個類別的內(nèi)容以及設(shè)立這些類目的理由，尤其是對“神仙”與“釋書”二類的設(shè)置作了詳細解釋，認為佛、道之書雖“無意于世”，但可以“存之以為世戒” 。再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大序：

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夫?qū)W者研理于經(jīng)，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余皆雜學也。然儒家本六藝之支流，雖其間依草附木，不能免門戶之私，而數(shù)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與經(jīng)史旁參。其余雖眞偽相雜，醇疵互見，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jié)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為鑒戒。“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狂夫之言，圣人擇焉”，在博收而愼取之爾。

四庫館臣也認為，佛、道之書，其主旨雖然與儒家正統(tǒng)思想相背離，但作為現(xiàn)實存在的東西，也可以保留下來供人們借鑒。這段論述顯然是在晁公武的理論基礎(chǔ)上闡發(fā)而成。

第二，在解題方面。

晁公武編《郡齋讀書志》，最有價值的就是解題。他在前人基礎(chǔ)上開創(chuàng)一種將各書、作者、內(nèi)容、篇卷綜合進行介紹的、新的、更為完善的解題形式。因此，解題成為最能體現(xiàn)《郡齋讀書志》特色的部分。盡管《郡齋讀書志》的解題大都比較簡明，但內(nèi)容卻很豐富，對作者行事、成書背景、成書過程、著者宗旨、圖書體例、內(nèi)容特點、典章制度、掌故軼聞、圖書真?zhèn)?、歷代著錄、序跋、收藏、讎校、存佚等情況，均有記載考述，尤其是在作者的考訂、文獻的辨?zhèn)蔚确矫?，晁公武下了很大功夫，使《郡齋讀書志》具有極高的學術(shù)價值。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解題中，不僅標明撰人朝代，而且在敘述作者生平事跡時特別注意標舉明確的登第年代，全書共記載著者科舉資料約180條，多半都有具體時間，如《郡齋讀書志》卷十七“別集類上”著錄《賈至集》十卷，解題云：“右唐賈至，幼幾也。洛陽人。天寶十年，明經(jīng)擢第。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誥。…… ”有些作家登第時間甚至是現(xiàn)存文獻的惟一記載，所以，后人研究唐五代作家，許多材料均取自《郡齋讀書志》。如，《高適集》解題載:“右唐高適達夫也。渤海人。天寶八年，舉有道科中第?！备哌m舉有道科登第，《新唐書》本傳也有記載，但其及第年份則不見于其他任何文獻，周勛初先生撰《高適年譜》，正是依據(jù)《郡齋讀書志》這條資料，考訂清楚了高適登制科之年份及調(diào)封丘尉、送兵清夷軍、去職回長安的時間[6] 。因此，《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多取資于《郡齋讀書志》。如，《四庫全書總目·跨鰲集》提要：

宋李新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李新，字元應，仙井人，早登進士第。劉涇嘗薦于蘇軾，命賦墨竹，口占一絶立就。元符末上書奪官，謫置遂州，流落終身?！苯窨技小渡侠畛兄紩贩Q“某叨冒元佑第”，《吊安康郡君詞序》稱“解褐通籍，在元祐庚午”，與公武早登進士之說合。

四庫館臣對李新生平作出考證，證明晁公武“早登進士第”的斷定是正確的。

在其它方面，四庫館臣也充分吸收了《郡齋讀書志》解題中的內(nèi)容，如，《四庫全書總目·周易集解》提要：

其書《新唐書·藝文志》作十七卷，晁公武《讀書志》曰:“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后人并之耶?”

認為《郡齋》所云十卷是正確記載。

又如，《四庫全書總目·儒言》提要云：

是書已編入《景迂生集》，然晁公武《讀書志》已別著錄，蓋當時亦集外別行也。公武以是書為辨王安石學術(shù)、違僻而作。今觀所論，大抵《新經(jīng)義》及《字說》居多，而托始于安石之廢《春秋》。公武所言良信。

景迂生即晁說之，是晁公武的叔父。晁公武對晁說之的學問十分崇拜，在《郡齋讀書志》解題中有十多處文字或引用晁說之學說或稱贊晁說之學問，對其思想和觀點自然十分熟悉。所以，他的判斷得 到了四庫館臣的認可。

再如，《四庫全書總目·擊壤集》提要：

晁公武《讀書志》云:“雍邃于《易》數(shù)，歌詩蓋其余事，亦頗切理。”案:自班固作《詠史》詩，始兆論宗，東方朔作《誡子》詩，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論理為本，以修詞為末，而詩格于是乎大變。此集其尤著者也。

四庫館臣引晁公武言證明邵雍的學術(shù)志趣不在詩歌創(chuàng)作。

再如，集部總集類《唐百家詩選》提要：

舊本題宋王安石編。安石有《周禮新義》，已著錄。是書去取，絕不可解。自宋以來，疑之者不一，曲為解者亦不一。然大抵指為安石。惟晁公武《讀書志》云：“ 《唐百家詩選》二十卷，皇朝宋敏求次道編。次道為三司判官，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為一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曰：‘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浪煲詾榻楦λ搿！逼湔f與諸家特異。案《讀書志》作于南宋之初，去安石未遠。又晁氏自元祐以來，舊家文獻，緒論相承，其言當必有自。

關(guān)于《唐百家詩》的編者，一般認為是王安石，但晁公武卻認為是宋敏求所編，四庫館臣以晁氏之說為是，但近人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卻考證以為編者應是王安石。其實，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讀書志》作于南宋之初，去安石未遠，又晁氏自元祐以來舊家文獻緒論相承，其言當必有自”。晁公武的說法應該是比較可靠的。

據(jù)本人統(tǒng)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直接和間接采用《郡齋讀書志》內(nèi)容文字達300余條，有些甚至是全部照錄，說明《郡齋讀書志》的學術(shù)質(zhì)量得到了清代學者的認可。

第三，在分類方面。

《郡齋讀書志》的類目設(shè)置十分科學，它沿用了隋、唐以來的正統(tǒng)四部分類法，又參考《舊唐書·經(jīng)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等書目，形成了自己的分類。但在前人基礎(chǔ)上，又有所創(chuàng)新，如集部分為四類:楚詞類、別集類、總集類、文說類。晁公武認為，楚詞是“百代詞章之祖” ，故應設(shè)立楚詞一類，這是宋代官修書目《崇文總目》所沒有的。這一點為《四庫全書總目》所接受，集部首列“楚辭類”。文學理論著述的起源，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追溯到曹魏時的《典論》，但我國現(xiàn)存第一部文學批評專著《文心雕龍》卻是南朝文學家劉勰撰成，此后文史批評之風漸盛，批評著作也日益增多，至北宋時，這一趨向有增無減。但在《郡齋讀書志》之前，因此類著述為數(shù)尚少，一些書目或把它們置于總集之末，或把它們混雜于別集之中。北宋開始，文史批評之風漸盛，批評著作也日益增多。有鑒于這一學術(shù)發(fā)展的趨勢，《崇文總目》增設(shè)了文史類。“文史”之名，并沒有準確反映這一類書的性質(zhì)和特點，況且，文、史書本來應該分屬史部、集部，不應只在集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在史部先設(shè)“史評類” ，著錄《劉氏史通》、《史通析微》、《史記索隱》、《歷代史贊論》、《唐書直筆》、《唐書新例須知》、《唐書音訓》、《唐書音義》、《唐史要論》、《唐鑒》、《古史》、《兩漢博聞》、《三劉漢書》、《東漢刊誤》、《呂氏前漢論》、《晉書指掌》、《唐書辨證》、《五代史纂誤》、《注唐紀》、《歷代史辨志》、《西漢發(fā)揮》、《三國人物論》、《唐史評》等二十三部書，替史學批評文獻找到了歸宿，說明他對史學評論的重視。同時，又在集部設(shè)立了“文說類”，著錄《文心雕龍》等九部文學批評方面的書籍，為文學評論著作找到了歸宿。在我國古籍分類中，至《郡齋讀書志》終于完成了對文學批評與史學批評著作的安置?！端膸烊珪偰俊肥凡康摹笆吩u類”及集部的“詩文評類”即繼承了《郡齋讀書志》開創(chuàng)的“史評類”與“文說類”。

此外，將佛、道文獻并入子部，并使其獨立成類的，是北宋官修書目《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則學習《崇文總目》，將道、佛著作各專設(shè)“神仙” 、“釋書”二類于子部，《四庫全書總目》在子部設(shè)“道家”、“釋家”二類，應是直接繼承《郡齋讀書志》體例。

又晁公武在子部設(shè)藝術(shù)類，并在序中認為藝術(shù)類的圖書也有“正己養(yǎng)心”之功用，所以，將射訣、畫評、弈經(jīng)、算術(shù)、博戲、投壺、相牛馬等之類的書歸為藝術(shù)類，而《四庫全書總目》在子部設(shè)“雜藝術(shù)類”，無疑是受到晁公武這種思路的啟發(fā)與影響。

三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晁公溯《嵩山居士集》提要稱:“晁氏自迥以來家傳文學，幾于人人有集，南渡后則公武兄弟知名。公武《郡齋讀書志》世稱該博，…… ”然而，由于晁公武身處兩宋動亂之際，家中藏書又因靖康之亂大半遺失，《郡齋讀書志》中也產(chǎn)生了一些缺失和訛誤，如圖書分類不當、解題考辨有誤及對文獻的內(nèi)容價值評論失當?shù)?，因而，也遭到四庫館臣的批評。這種批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四庫全書總目》指出《郡齋讀書志》分類上的錯誤。

如，《四庫全書總目·建康實錄》提要云：

《新唐書·志》載入雜史類，蓋以所載非一代之事，又不立紀傳之名，尙為近理。《郡齋讀書志》載入實錄類，已不免循名失實。馬端臨《經(jīng)籍考》載入起居注類，則乖舛彌甚。至鄭樵《藝文略》編年一類，本案代分編，乃以此書系諸劉宋之下，與《宋春秋》、《宋紀》并列，尤為紕繆。今考所載，惟吳為僭國，然《三國志》已列正史，故隸之于別史類焉。

四庫館臣批評《郡齋讀書志》將《建康實錄》載入實錄類，晁公武對文獻內(nèi)容未作深入考察，僅僅按照書名做了簡單分類，是有疏忽之處。

又如，《四庫全書總目·法藏粹金錄》提要云：

南宋初年，迥五世孫公武作《郡齋讀書志》，乃附載迥《道院集》后，列之別集門中，殊為不類。殆二程以后，諸儒之辨漸明，公武既不敢削其祖宗之書，不著于錄；又不肯列之釋氏，貽論者口實；進退維谷，故姑以附載回護之。觀其條下所列，僅敘迥仕履始末、行誼文章，而無一字及本書，其微意蓋可見矣。然自阮孝緒《七錄》以后，釋氏之書，久已自為一類。歷朝史志，著錄并同，不必曲為推崇，亦不必巧為隱諱。今從陳振孫《書錄解題》入之釋氏類中，存其實也。

批評晁公武為回護其五世祖晁迥，將宣揚佛教的《法藏粹金錄》入集部別集類，顯然不妥。晁迥一生喜好佛典，撰寫過多部佛教著作，《法藏粹金錄》是其中有名的著作，按其內(nèi)容和性質(zhì)應該放入子部釋家類。

其次，《四庫全書總目》對《郡齋讀書志》解題失誤提出批評。

《郡齋讀書志》解題常常對作者、文獻內(nèi)容、價值等有所考辨，大都十分詳實精當，但也不免有失誤之處，如，《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口訣義》提要稱：

故《崇文總目》及晁氏《讀書志》皆以為直抄注疏，以便講習，故曰“口訣”。今詳考之，實不盡然，……

晁公武僅以書名斷定其書內(nèi)容，顯然不夠謹慎。

又如，《避暑錄話》提要:

案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十五卷，與此本卷數(shù)多寡懸殊，疑今所行者非完帙。然《文獻通考》已作二卷，毛晉《津逮秘書》跋云:“得宋刻迥異坊本，亦作二卷?！眲t宋代亦即此本?？贾T書所引《避暑錄話》亦具見此本之中，無一條之佚脫，知《讀書志》為傳寫之謬矣。

四庫學者批評《郡齋讀書志》著錄《避暑錄話》卷數(shù)有誤，當是晁公武校對不精所致。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著錄有影寫宋刻本《乙卯避暑錄話》二卷，是宋本亦二卷，乙卯為紹興五年[7] 。

再次，《四庫全書總目》指出晁公武在對某些文獻內(nèi)容或價值進行評論時，有失當之處。

如，《四庫全書總目·靖康緗素雜記》提要云：

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圣后舉子?！庇衷唬骸八浄捕偈??！苯癖揪頂?shù)與公武所記同，而只有九十事?！?晁公武譏其為王安石之學，又譏其解《詩》“芍藥握椒”為鄙褻，劉敞《七經(jīng)小傳》亦摭此條為諧笑，雖不出姓字，殆亦指朝英。今觀其書，頗引《新經(jīng)義》及《字說》，而尊安石為“舒王”，解《詩》“綠竹”一條，于安石之說尤委曲回護，誠為王氏之學者。然所說自“芍藥握椒”一條外，大抵多引據(jù)詳明，皆有資考證，固非漫無根柢、徒為臆斷之談。敞本與安石異趣，公武又自以元祐黨家，世與新學相攻擊，故特摭其最謬一條，以相排抑耳。

晁公武因反對王安石“新學” ，所以，在解題中有意貶低某些文獻的價值。這一點與晁公武家世與思想傳承有關(guān)。晁公武貶抑王安石，源于其叔父晁說之，《郡齋讀書志》子部儒家類著錄晁說之《儒言》一卷，解題云:“右從父詹事公撰。其書蓋辨正王安石之學違僻者?！蓖醢彩度?jīng)新義》，宣揚自己的經(jīng)學思想，但卻遭來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等人的譏刺與批判。晁說之曾親得司馬光家傳學術(shù)，自然站在司馬光一邊，積極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及其“荊公新學” 。

《郡齋讀書志》集部別集類著錄劉敞《劉公是集》七十五卷，解題稱：

右皇朝劉敞字原父，袁州人。……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

《四庫全書總目·公是集》提要則評曰：

晁公武《讀書志》謂歐陽修嘗短其文于韓琦，葉適《習學記言》亦謂“敞言經(jīng)旨，間以謔語酬修，積不能平。復忤韓琦，遂不得為翰林學士”。蓋祖公武之說。今考修草敞知制誥詔曰:“議論宏博，詞章爛然?！庇肿髌涓噶⒅怪驹唬骸薄俺ㄅc攽皆賢而有文章?！庇肿鞒怪驹唬骸坝趯W博，自六經(jīng)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yī)數(shù)術(shù)、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薇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止馬卻坐，一揮九制數(shù)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其銘詞曰：“惟其文章燦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眲t修亦雅重之。晁氏、葉氏所言，殆非其實歟?[8]

四庫館臣批評晁公武記載歐陽修評劉敞“文章未佳”事為失實不確。其實，晁公武也只是引用他人語言以備一說而已，自己并未做什么評論，四庫館臣的指責似顯得過于嚴重。

有時四庫館臣對《郡齋讀書志》的批評也有失當之處，如，《四庫全書總目·東溪試茶錄》提要云:

原本題宋宋子安撰，載左圭《百川學?！分?，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又作“朱子安” ，未詳孰是。然《百川學?！窞榕f刻，且《宋史· 藝文志》亦作“宋子安” ，則《讀書志》為傳寫之訛也。

批評《郡齋讀書志》寫作者有傳寫之誤，不夠精審。然而，已有學者指出，四庫館臣所依據(jù)的是轉(zhuǎn)引自《文獻通考》中的《郡齋讀書志》，而《四部叢刊》中所收的《郡齋讀書志》則作“宋子安” ，此說甚是。其實，袁本《郡齋讀書志》即作“宋子安”，而《四部叢刊》所據(jù)正是袁本。

清人錢泰吉稱《郡齋讀書志》為“宋以來著錄家之首”[9] ，此話不假，由漢、宋至明、清，有解題的目錄書得以保存至今的，除《崇文總目》及《郡齋讀書志》外，只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鄭樵《通志·藝文略》、馬端臨《文獻通考· 經(jīng)籍考》及《四庫全書總目》，《崇文總目》經(jīng)紹興改定之后即成簡本，明代又遭遇散佚而成殘卷；《直齋書錄解題》后也散佚，現(xiàn)在所見則是后人輯佚之書，并不完備；鄭樵《通志·藝文略》、馬端臨《文獻通考· 經(jīng)籍考》則屬輯錄體，提要錄自以前各家書目。因此，《郡齋讀書志》的學術(shù)價值不可低估，它在目錄學史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參考文獻

1.孫猛.《郡齋讀書志》衢袁二本的比較研究———兼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過程。文史，20

2.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合校二本，統(tǒng)計著錄之書為1496部，除去重復，實收書1492部。上海古籍，1987

3.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史部目錄類《郡齋讀書志》提要.上海古籍，1987

4.《四庫全書總目》卷首.北京:中華書局，1983

5.以上三條分別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一、十三、三十一，上海古籍，1997

6.周勛初.高適年譜，載《周勛初文集》，第4 冊，江蘇古籍，2000:22 -58

7.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北京:中華書局，1964

8.《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公是集》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83

9.錢泰吉.《甘泉鄉(xiāng)人稿》卷九《曝書雜記》下，《續(xù)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