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即信息，信息即感知，感知即行動。

24年的美國大選年將近，于是，行動的價值被周期性地放到最大。

對大部分人來說，世界是復雜而遙遠的。他們的實際生活，其實是在被設定好的程序中忙于奔波，疲于奔命，真實世界反而和他們?nèi)跸嚓P。

除非遙遠的現(xiàn)實被濃縮成社交媒體里的文字與畫面，復雜的世界被描述成簡單的善與惡、黑與白，他們才能有情緒，繼而有行動。

智能手機已經(jīng)占據(jù)了人們?nèi)粘r間的大頭，其中社交軟件又是其中重中之重。于是，社交媒體成為了精英影響民眾最重要的渠道。

面對無孔不入的信息流，民眾無力分析，只能順應它們提供的感官刺激，繼而走入預設好的程序。

在社交媒體尚處文字、圖片時代，西方精英還自信滿滿，對臉書、推特、照片墻那套打發(fā)，能自主操縱。

當年的Meta的劍橋分析案只是冰山一角，通過在社交媒體有意識的投放帶有情緒放大的內(nèi)容，能影響選民的喜好，繼而決定選票的投向。

至于具體細節(jié)，有興趣者可以自行尋找當年的資料。

在傳統(tǒng)的社交媒體的洪流中，還有許多人可以置身事外，保持清醒。

而TikTok在社交媒體界掀起的算法時代，則精準地通過迎合用戶喜好，直擊所有人最隱秘、最核心的需求，將所有人都裹挾入其中。

TikTok用戶粘度遠超F(xiàn)acebook等一眾對手，用戶參與度更是昔日的冠軍Instagram平臺的兩倍還多。超強的號召力，就是政治動員的超強利器。

譬如，在2021年美國喬治亞州參議員競選中，1987年出生的喬恩·奧索夫在Tiktok開辟賬號，廣泛投放各種年輕派的內(nèi)容和廣告，成功逆襲了共和黨對手、資深政客大衛(wèi)·珀杜。

對于美國精英，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精英來說，TikTok的算法是他們又饞又怕的，而兩者相比之下，后者比例更大——

他們不僅要擔心TikTok對于舊選舉模式的洗牌，以及算法加持的新型選舉精英對跟不上時代的自己的取代，更得擔心TikTok的國籍屬性。

畢竟，這些海量的美國選民數(shù)據(jù)要是想被他國發(fā)揮點其他價值，美國就等于是完全透明了。通過操控選民，即可輕松操控上層，這使得美國在國際斗爭中必然處于被動之地。

所以，美國上層各種造勢斗TikTok，甚至不惜砸了“言論自由”、“營商環(huán)境”的招牌，不僅是傳統(tǒng)政客們在選票爭奪上的私心，更是試圖在大國博弈堵后門、防后患。

但從選票邏輯看，因為青少年已經(jīng)對TikTok形成依賴，民主黨硬來只會把票倉送給共和黨，所以現(xiàn)在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小，各種投鼠忌器，只是希望他們平移到自家的谷歌、微軟或者Meta的平臺上去，但實際效果卻談不上理想。

表面上看，TikTok法案是圍繞社交平臺的爭斗，背地里爭的，卻是數(shù)據(jù)主導之權。

可以說，全球都已經(jīng)看得清清楚楚，數(shù)據(jù)已成為未來先進生產(chǎn)力的基礎，將直接影響生產(chǎn)關系和上層建筑。

而我們，顯然比還在扯皮之中的美國朝野先行一步。

先穩(wěn)固自身，立于不敗之地，再看看美國怎樣被自己的牌坊絆住，一次又一次暴露了自己的制度缺點。即便沒有Tiktok，也一定有下一個“制度殺手”填補空缺。

一定要保持先機和清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