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何桂清:晚清兩江政局斗爭的真相

昵稱50319000 2023-01-19 發(fā)布于河南

展開全文

清廷自入關以來,政局的重心一直到北方。19世紀50年代以后,兩江成了晚清政局最為關鍵的地區(qū)。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發(fā)生于此,諸多晚清名臣主政于斯,形成錯綜復雜的關系糾葛。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十七日,清廷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前任兩江總督何桂清在菜市口被棄市。

這是太平軍建都金陵后清廷處死的第二個“跑路江督”,前一個是陸建瀛。這一天離何桂清跑路已有2年,離曾國藩獲任兩江總督也有2年。

歷史上因為多種原因常將兩人聯(lián)系在一起,雖然有關何桂清的研究很少,但大都將何桂清之死指向曾國藩,認為是兩個集團爭奪地盤、互相傾軋的結(jié)果。這種流于表面的結(jié)論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如果說晚清兩江政局中曾國藩與何桂清之間存在斗爭的話,那就是一場良幣驅(qū)逐劣幣的斗爭。

何桂清與曾國藩恩怨之由來

何桂清,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進士。他比曾國藩小5歲,1835年兩人都參加了進士考試,何桂清得中,曾國藩直到3年后即1838年才得中進士。何桂清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升任兵部右侍郎,曾國藩于第二年(1849年)升任兵部右侍郎。兩人仕途軌跡相似,但并無交集。咸豐四年(1854年)秋,何桂清在大學士、軍機大臣祁寯藻、彭蘊章的推薦下出任浙江巡撫。

曾國藩則因為丁母憂回鄉(xiāng),而后以幫辦團練的身份組建湘軍,于咸豐四年(1854年)一月于湖南衡陽誓師東征。咸豐五年(1855年),湘軍進入江西,受阻于鄱陽湖,曾國藩駐守南昌,戰(zhàn)事進入到最艱難的時期。研究者認為,浙、贛兩省毗連,曾國藩湘系與何桂清集團的矛盾開始產(chǎn)生了。矛盾的起因,據(jù)研究者認為,始于曾國藩向何桂清借餉。

長期擔任浙江多地知縣、后幫辦左宗棠營務的許瑤光說:咸豐五年(1855年),曾國藩派郭嵩燾去找何桂清,遭何桂清婉拒,原因據(jù)說是曾國藩的信函中有“平昔揮金如土”的指責,導致芥蒂。

曾國藩組建湘軍以來,苦于籌餉之難,這是事實,他在江西就因為省內(nèi)官場在餉事上掣肘,因而深恨之。這種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湘軍畢竟是在江西作戰(zhàn),就地索餉符乎人情事理。而湘軍并未進入浙江,向浙江求餉則是隔空索餉,人家愿給就給,全憑他人作主。曾國藩絕不會因為何桂清拒絕而結(jié)下所謂的“深仇”。

事實上,曾國藩同時通過朝廷向廣東等多地索餉,這些省大都也是陽奉陰違,對朝廷的旨意多打折扣。連繼任何桂清為浙撫的胡興仁也不愿意接濟鄰省軍隊,胡興仁還是湖南保靖人,在湘時曾為曾國藩勸捐。其實并沒有見到曾國藩與他省結(jié)下什么梁子。

許瑤光的說法只是自己的猜測,他并不了解高層內(nèi)情。研究者據(jù)此認為,曾國藩與何桂清因此成為敵對關系是毫無根據(jù)的猜測。咸豐七年(1857年)五月,兩江總督怡良告病開缺后,中樞彭蘊章等力薦何桂清總督兩江。同年二月,曾國藩父親病逝,不待旨意即行回鄉(xiāng);七月,曾國藩兩次上書請求在家終制,獲得朝廷批準。

清政府同意曾國藩守制有兩個原因:一是不看好湘軍,出于傳統(tǒng)的觀念,清廷將平定太平天國的希望一開始就寄托在兩江綠營的江南大營身上。這一點,別說中樞如此,就連左宗棠等關心湘軍的湖南官場人士也是如此,憂慮多于希望。

湘軍在曾國藩眼里是“官軍”,而在中樞眼里是地方團練,按清制,地方團練不得遠行征調(diào),因而湘軍出省作戰(zhàn)也是史上從未有過的。江西官場視湘軍為客軍,以及何桂清等人不把曾國藩的湘軍放在眼里,這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是曾國藩公開要官招致朝廷不滿。咸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在朝廷多次要他復出的情況下,明確表示非位任巡撫,不愿繼續(xù)帶兵,“臣細察今日局勢,非位任巡撫,有察吏之權,決不能以治軍?？v能治軍,決不能兼及籌餉。臣處客寄虛懸之位,又無圓通濟變之才,恐終不免于貽誤大局”。見其如此,干脆同意他在家守制。咸豐八年(1858年),曾國藩復出,重掌湘軍。這次復出,直接原因是浙江告急,加上湖南、湖北巡撫駱秉章、胡林翼等人多次奏請。升任江督之后的何桂清目空一切,喜好排擠善類。

咸豐八年(1858年)八月,清廷任命胡興仁繼任浙江巡撫。胡興仁撫浙,打破了何桂清的夢想,痛罵胡興仁“昏天黑地”,以至“浙江公事大變”。在江蘇,巡撫趙德轍被何桂清看作眼中釘,欲讓王有齡撫江。但是,1859年春,徐有壬撫江又使何桂清的算盤落空。

那么,王有齡與何桂清又是什么關系呢?何桂清的父親是時任云南縣令的王有齡之父的簽稿門丁。王有齡在衙門里讀書時,何桂清曾為伴讀。因為這層關系,后來官運亨通的何桂清對王有齡格外器重,多次為王有齡謀晉升之路。

曾國藩借餉遭拒,“時王壯愍(王有齡的謚號)為杭守”,正是他和何桂清共商的結(jié)果。1859年,胡興仁引疾辭官回鄉(xiāng),清廷改派福建巡撫羅遵殿任浙撫。羅遵殿是安徽宿松人,出身進士,長期任職湖北,是胡林翼賞識的人物。羅遵殿剛一到任,就遭到太平軍猛烈攻擊,很快就因寡不敵眾、軍情不熟而城破,羅與家人自殺殉節(jié)。

杭州失陷震動全局,很快援兵四集,太平軍棄城而走,何桂清卻將功勞推給王有齡,王有齡終于如愿升任浙江巡撫。卻不料這只是一個陷阱。太平軍攻杭州,本就是一個“圍魏救趙”聲張擊西的策略,目的在破江南大營。

果然,清軍上當,江南大營潰敗,隨后,常州、蘇州、嘉興先后失陷,太平軍再攻杭州。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杭州再次失守,王有齡兵敗自殺。這段故事,被研究者渲染為何桂清與曾國藩爭奪江浙地盤的斗爭,其實是想象力過于豐富罷了。

其時,曾國藩于咸豐九年在江西制定了四路進兵、會攻安慶的戰(zhàn)略部署,咸豐十年于安慶大破陳玉成。安慶苦戰(zhàn),江西、安徽警報四出,湘軍自顧不暇,曾國藩的祁門大營被困月余,被迫立下遺囑,哪有什么心思和誰爭什么地盤。何桂清、王有齡之死,純屬咎由自取。咸豐七年春,何桂清代理兩江總督之職,八月實授。

但是,何桂清對曾國藩的排擠、攻擊一直沒有斷過。早在咸豐六年七月中旬,石達開率部于撫州大敗湘軍李元度,引起南昌震驚。一個月后曾國藩才上奏報告實情,但何桂清卻早已搶先密報清廷。因此事曾國藩招致清廷上諭嚴厲申飭,稱其“徒事遷延,勞師糜餉,日久無功”。曾國藩顏面掃地。私下里何桂清頻頻寫密信給中樞彭蘊章及京中好友,詆毀曾國藩膽小無能、一籌莫展,以至于浙江深受其害。

咸豐十年(1860年)春,為解江南大營之圍,太平軍李秀成以“圍魏救趙”之計進攻杭州。浙江巡撫羅遵殿一面派人向胡林翼、曾國藩求援,一面向江南大營和春告急。和春命張玉良率軍萬余馳援,卻被何桂清調(diào)歸王有齡指揮。王有齡故意安排張玉良在蘇州滯留二天,又讓其先援湖州后援杭州。張玉良趕到杭州時,城破已三日,羅遵殿兵敗自殺。李秀成趁機撤軍,回兵皖南,按原計劃與各路太平軍分進合擊江南大營外圍,清軍不得不再次分兵救援。

江南大營很快被擊破,因何桂清、王有齡的蓄意阻滯,原本可以避免的大敗局就這樣產(chǎn)生,杭州和江南大營兩頭都沒顧著。羅遵殿死后,王有齡經(jīng)何桂清力保升任浙江巡撫。為了阻礙羅遵殿得到恤典,何桂清、王有齡聯(lián)絡御史高延祜奏劾羅遵殿在守城時“一籌莫展,貽誤生民”,羅遵殿的恤典因此被撤。在曾國藩、胡林翼的支持下,羅遵殿之子羅少村將其父遺骸運回安徽宿松老家安葬。

曾國藩等人出城設席路祭,后又送出城外,到家后,曾氏再次祭奠。他獻挽聯(lián):“孤軍失外援,差同許遠城中死;萬馬迎忠骨,新自岳王墳上來”,表達對何、王阻滯張玉良救援的憤慨。羅遵殿被御史彈劾后,曾國藩致信胡林翼,為羅氏之死悲憫不平,譴責“以效死弗去慷慨赴義者為罪為非,以棄城逃避者為功為是”的做法,決心為羅氏抱不平,約定待皖南戰(zhàn)局稍有起色之后,將與胡林翼、官文、駱秉章“四銜會奏”,為羅氏申張冤屈。

胡林翼更明言羅氏“明德正人,慍于群小。屈于人者,將申于天也”。但是,害人者終害己,何桂清、王有齡的報應很快到來。咸豐十年(1860年)五月六日,太平軍擊破江南大營后乘勝追擊,攻克丹陽,直撲常州。駐守常州的何桂清驚慌失措,其下屬曲意迎逢,提出以籌餉的名義退往蘇州。常州鄉(xiāng)紳跪留,何氏竟然喪盡天良命親兵開槍打死鄉(xiāng)紳19人后得以脫身出城。誰知痛恨何桂清貪生怕死的江蘇巡撫徐有壬“閉城不納”,何氏不得不逃往上海。六月二日,太平軍攻取蘇州,江蘇巡撫徐有壬投水自殺,臨死前上奏參糾何桂清棄城逃竄。此事引發(fā)清廷震怒,下旨將何桂清革職拿問。

但是繼任江蘇巡撫的薛煥系何桂清親信,他于上海設署辦公,對朝廷革職拿問的命令置若罔聞,他與王有齡一起保奏何桂清留營效力,力圖為之脫罪。清廷明令不準,但因北京高層震蕩而拖延下來。

圍繞著何桂清的罪與非罪,多方力量進行了激烈的斗爭。刑部郎中余光倬依據(jù)《大清律》“地方大吏逃奔蹶事”,認為應以斬監(jiān)候加重懲處,上奏請擬斬立決。作為何桂清的嫡系,薛煥千方百計在為何桂清洗脫罪名。薛煥其人,曾國藩在奏折中稱其“帶勇非其所長,株守上海一隅,其所援引之人,類多夤緣之輩……薛煥偷安一隅,物論繁滋,蘇、浙財賦之處,賊氛正熾”。何桂清在上海安然避居了近兩年后,北京政局安定,給事中郭祥瑞等再次上疏彈劾,請求對何桂清速正典刑。

這時,蘇、常兩州士紳聯(lián)合前往安慶,敦請曾國藩分兵保障上海。曾國藩遂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奏請由李鴻章?lián)峤?率淮軍赴上海。李鴻章就任后,經(jīng)恭親王與租界交涉,將何桂清逮捕解送北京。何桂清背后有金主,就是傳說中的“紅頂商人”胡雪巖。二人官商勾結(jié)已有多年。何桂清早就“潛令心腹,以重貲入都,遍饋要津,凡有言責者,鮮不受其沾潤。自謂布置停妥,放膽而行,于同治元年春到京”。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何桂清被打入刑部監(jiān)獄。身為常州人的刑部主稿余光倬對何桂清棄常州不顧,視家鄉(xiāng)父老如草芥,非常氣憤,力陳何桂清罪責之嚴重,堅持將其立斬。“論疆寄,則文臣視武臣為重;論軍法,則逃官與逃將同誅;論情節(jié),則聞警屢逃,非被攻被圍變出不測者可比;論地方,則全省糜爛,非一城一寨偶致疏防者可比?！?strong>“四論”既出,群情激動。

但是何桂清事前的金錢開路起了很大作用,導致清廷在對待何桂清問題上昏聵不堪,盡管輿論沸騰,但中樞偏袒意圖明顯,令眾大臣就何桂清量刑問題,“如有疑義,不妨各陳所見”，結(jié)果上疏為何桂清申請免死者竟多達17人,特別是領大學士銜的吏部尚書祁寯藻,引用嘉慶帝“刑部議獄不得有加重字樣”的諭旨,反對誅殺何桂清:“國人皆曰可殺,臣亦國人,未敢謂其可殺?！贝送?工部尚書萬青藜、通政使王拯、順天府尹石贊清等十一人,或單獨上一疏,或數(shù)人聯(lián)合上疏同聲反對處死何桂清。何桂清的勢力有多大于此可見一斑。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