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百年來，在昆曲文化的傳承傳播中，有幾位極為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歷史縱向而言，北有伶人陳金雀（1800—1877，其師承譜系可以清晰地溯至康熙年間的老藝人董美臣；其家族傳承，又可以明確地傳至梅葆玖先生，上下連接藝脈十幾代人），南有曲家俞宗海（1847-1930，號粟廬，其師韓華卿，系乾隆年間創(chuàng)“葉派唱口”的葉堂之傳人；直至今日海內外之昆曲傳人，又莫不奉粟廬老人所傳曲譜、唱法為圭臬）。

就地域橫向來看，梅蘭芳（1894-1961）與俞振飛（1902-1993）兩位先生，不僅是將京、昆融會貫通的藝術大師，又是盡其一生，將京昆藝術向全國各地乃至全世界廣泛傳播的文化大使。而陳金雀家族、俞宗海父子，都與梅蘭芳先生有著千絲萬縷的重要交集。

今年適逢俞振飛先生雙甲子誕辰，特撰此文，以追憶梅、俞二老數十年間的精誠合作，與對京昆藝術的貢獻。

田漢先生在梅蘭芳先生逝世后創(chuàng)作了二十五首《梅蘭芳紀事詩》，其中第三首前兩句“工夫何止冶花衫，文武昆徽學習饞”，全面地描繪了梅先生在青年時代的轉益多師、博采眾長，一個“饞”字生動地點出他對表演藝術的不懈追求。

梅先生的家族血緣中，昆曲藝術所占的比例極大。梅先生的祖母陳太夫人（1840-1924）出身于京師梨園世家的金匱陳氏，其父陳金爵，本姓姚，清嘉慶年間由蘇州北上京師，隨母姓陳，入南府，拜入孫茂林門下，習昆腔小生，初演《金雀記·喬醋》一劇，飾潘岳，即得到嘉慶帝賞識，賜名“金雀”。
    道光七年（1827），南府被裁撤，陳金雀出宮但未離京，搭入四喜班長期演出。咸豐十年三月（1860），又應召入昇平署當差，直至同治二年（1863）才再度裁退出宮。

金雀及其子壽彭（姜妙香先生外祖父）、壽峰，長婿錢阿四，孫桂嵐、嘉梁、外孫梅雨田三代七人因曾正式入清宮昇平署承差，而名列《清代伶官傳》[1]，次婿梅巧玲亦曾應召入圓明園，為咸豐三旬萬壽演出，并曾有京師竹枝詞“御口親呼胖巧玲”云。其后每一代都有相當數量的家族成員從事昆曲行業(yè)。

除了家族血緣的關系，作為京劇界的一代宗師，梅蘭芳先生與昆劇也始終有著不解之緣，他的藝術人生，就是從昆劇演出開始的：1904年8月17日（農歷七月初七），北京廣和樓貼演《天河配》，梅蘭芳人生的第一次登臺，是串演昆劇《長生殿·密誓》中的織女。

梅蘭芳在向陳德霖、喬蕙蘭、李壽山、陳嘉梁等前輩系統學習昆曲藝術兩年后的1915年，于吉祥戲院先后首演了昆劇《金山寺》《佳期》《拷紅》《風箏誤》以及他個人第一部載歌載舞的古裝新戲《嫦娥奔月》，回憶《奔月》的創(chuàng)作經驗時，梅先生認為“唱、做發(fā)生了緊密的聯系，這是我從昆曲方面得到的好處”，在此之后，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梅派”古裝新戲如《天女散花》《黛玉葬花》《麻姑獻壽》《廉錦楓》《西施》《霸王別姬》《上元夫人》等等，無不是充分吸收這一經驗后編創(chuàng)成功的，他也因此終身都很重視對昆劇表演的學習和借鑒。

世人多談梅蘭芳先生所結交師友對他的幫助，但筆者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梅之擇友——盡管梅先生在海內外交友無數，始終是極為平易近人的人民藝術家，但終其一生，其擇友的標準即便從未明文宣示，但實際是極為嚴格的。就本文所述，梅蘭芳之選擇俞振飛為終身藝友，并不是偶然的。

1920年1月，“學唱昆曲最起勁”時的梅蘭芳，應張謇先生之邀，赴南通博物館的濠南別業(yè)，巧遇南北聞名的“江南曲圣”俞粟廬老人，“遇到了他就不肯輕易放過”[2]，請教了不少問題，雖然梅先生未在這段回憶中提到俞振飛，但可以想象的是，其時振飛年未弱冠，年過古稀的父親需要他時時隨侍在身畔，俞振飛先生晚年也曾回憶，梅先生曾在一次宴會上聽到他父子的演唱后感嘆“今天我才聽到真正的昆曲。在北京聽了很多昆曲，總懷疑昆曲不應該是那么唱的，聽到俞氏父子唱的，才覺得完全合乎我的理想。”

因此，梅蘭芳與俞振飛的首次見面，很有可能就在此時（《舞臺生活四十年·第二集·回憶南通》對此事的記述為農歷，故誤為1919年冬，江沛毅先生的《俞振飛年譜》以南通演出記錄為據，梅蘭芳紀念館則藏有張謇書信與題詩亦證明）。

這不是一次簡單的相遇：根據唐葆祥先生的推測，日后昆劇傳習所創(chuàng)建序幕的拉開，很有可能就肇始于粟廬老人在南通時有感于伶工學社的創(chuàng)建（張謇先生創(chuàng)辦）[3]。

幾個月后，棉紗大王穆藕初在蘇州、北京等地結識了吳梅和俞粟廬，對昆曲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隨即向粟廬老人提出了投師請求，粟廬辭以年邁，推薦獨子振飛隨穆藕初到上海，名義上，俞振飛成為了穆氏紗布交易所中的一位文書，實際上，為穆藕初授曲才是主要工作。

1920年秋天俞振飛赴滬后，經常與穆藕初提起昆曲后繼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這也是臨行前，父親俞粟廬對他的囑托。

以辦實業(yè)、興教育為己任的穆藕初對此亦深以為然，隨即聯絡上海、蘇州等地的士紳、曲家，共同籌劃，先于1921年初，由穆藕初個人創(chuàng)辦了虛體組織昆劇保存社，目的是請百代唱片公司為當年已七十五歲高齡的俞粟廬錄制了六張半昆曲唱片；同年夏秋之際，穆藕初與張紫東、徐鏡清、孫詠雩、貝晉眉、徐凌云、張石如、謝繩祖等十幾位蘇州上海社會士紳界曲家，于蘇州桃花塢五畝園創(chuàng)辦成立了昆劇傳習所，并陸續(xù)招收了一批十歲左右的男童入所學戲。

當年張謇先生曾專門建梅歐閣于南通更俗劇場，目的是寄望于歐陽予倩與梅蘭芳兩位當時藝界的青年翹楚，能在其中有所作為，由于歷史原因，南通伶工學社日后在戲曲教育方面并未取得深遠影響，但昆劇傳習所對于后世昆曲的傳承，其意義就大不相同了，此亦可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

1923年秋開始，穆藕初與俞粟廬、徐凌云等籌劃，把已學戲兩年多的昆劇傳習所小學員們從蘇州接到上海，就在徐凌云先生的家中準備做面向社會的匯報演出。1924年1月2日，恰在滬演出的梅蘭芳應穆藕初之邀，前往徐園觀看了傳習所學員的首場演出?！渡陥蟆?924年1月4日“梅訊”記錄了全過程：

日昨穆藕初、徐凌云、謝繩祖等約畹、玉、妙香（筆者按：指梅蘭芳、姚玉芙、姜妙香）至臺灣路徐宅參觀昆劇傳習所表演，一時海上曲家畢集，俞粟廬亦躬預盛會。是日計二時開演，日間為傳習所奏曲，晚則曲家會串。畹以晚間無暇不及一觀，頗以為憾。蓋昆劇固以南中為策源，而諸曲家尤為群英之領袖，畹得承教益于意甚感也。

梅蘭芳當天只選擇了下午觀看小學員的演出，而放棄了觀看當晚的“曲家會串”，一方面固然是日程緊張，另一方面恐怕也與其終身提倡昆曲，關注傳承的追求有關。而這批小學員要到此次匯演的幾個月后，才正式得到伴隨他們一生命運的藝名——人稱“傳”字輩。

因此，這也是梅蘭芳與“傳”字輩的首次結緣。在這次觀摩中，梅蘭芳再一次見到了俞粟廬先生，而俞振飛此時早已在上海工作，當然應該也隨侍在側。

2022年1月起，梅蘭芳紀念館在國家博物館舉辦了“梅瀾芳華——梅蘭芳藝術人生展”，在400多件展品中，筆者尤為驚喜地發(fā)現：1924年梅蘭芳先生觀看上述演出時收到請柬，以及昆劇保存社的徽章，歷經近百年滄桑，至今仍完好地保存著。

筆者亦有一個較富感情色彩的推測：這可能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張昆劇傳習所學員首次匯報演出的請柬。

據俞振飛先生晚年的回憶，梅先生自1920年代后到上海演出，“總要唱一兩次昆曲戲，不管上座怎么樣，都要唱”[4]，并且在自己的戲班里，常設有昆曲的全套樂隊；1930年代初，梅先生全家遷居上海后，又專門向南方的昆曲老藝人、老曲家學習，并且把俞振飛吸收到了自己“研究昆曲的小團體里”[5]，先是請俞為自己擫笛，1934年2月23、24日，梅先生與俞先生在上海新光大戲院以昆劇保存社的名義合演兩天昆曲折子戲，第一天為《游園驚夢》，第二天為《斷橋》《瑤臺》雙出[6]。

這是他們在舞臺上的首次合作，同時也確實“更顯得熱鬧”了。一個多月后，梅蘭芳幼子葆玖在上海出生?！队螆@驚夢》與《斷橋》這兩個折子戲，后來也成為了梅俞千錘百煉、珠聯璧合的代表劇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國無條件投降，抗日戰(zhàn)爭宣告勝利。10月，息影舞臺八年的梅蘭芳，欣然剃須，準備重新登臺。
    但由于種種原因，梅先生對首演劇目的選擇很為費神，俞振飛則為其精心策劃，暫時避演對嗓音要求高的皮黃戲，以昆曲折子戲《斷橋》《游園驚夢》和吹腔戲《奇雙會》（習慣上，此戲在京劇表演團體中演出時常貼為《奇雙會》，而在昆劇表演團體中演出時則常貼為《販馬記》）等為主打，并仍以梅俞合作為主，在上海蘭心大戲院試演后，11月底起于美琪大戲院正式公演，果然演出十分成功，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

這一輪演出中，時任第六屆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陸軍一級上將的白崇禧之子——時年9歲的白先勇觀看了全部演出，并留下深刻的印象，這為他在半個多世紀后策劃排演“青春版”《牡丹亭》種下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善因。

俞振飛也隨即于1946年正式加盟梅劇團，并從此與姜妙香先生一道，不僅成為梅先生最為倚重的合作伙伴，并且還成為了“梅派”藝術的重要完善者，兩位生肖同屬虎的小生，在《奇雙會》一劇中，同時登臺，俞飾趙寵，姜飾李泰（保童），相親而不相輕，亦可謂“奇雙會”矣。

與此同時，梅先生專門延請“傳”字輩五旦代表人物朱傳茗先生為梅葆玖傳授昆曲劇目。1949年12月29-31日，1950年1月1、11、15、18、22日，25天之內，以梅蘭芳、梅葆玖父子和俞老在上海合作的《游園驚夢》為大軸戲有八次之多，系此輪演出中梅蘭芳演出劇目頻次最高的一出（其次為《霸王別姬》，五次）。

1950年10月24日，梅氏父子又與俞振飛在天津首次合作演出《斷橋》[7]。如此高頻次的昆曲劇目演出，一方面梅先生是一如既往地提倡昆曲，加深觀眾對昆曲的了解，一方面也是為了身體力行地向葆玖傳授舞臺經驗。

直到1955年、1959年先后拍攝舞臺藝術影片《斷橋》和《游園驚夢》時，為適應電影鏡頭表現，梅先生和俞振飛先生幾乎都在為追求表演的精益求精，而不斷在唱、念、舞臺調度等方面作各種調適，如在《斷橋》去掉法海，許仙曲詞念白的再創(chuàng)作，在《游園驚夢》中去掉睡魔神后，柳夢梅與杜麗娘身段的全新設計，如何不著痕跡展示出更好的思想意識和藝術表現力，哪怕是極為微小的細節(jié)，如杜麗娘唱詞中“迤逗的彩云偏”中的“迤”字究竟應當如何念，梅先生都與宋云彬、許姬傳和俞振飛等前輩做了細致的推敲。

甚至為了讓葆玖更熟習朱傳茗先生演出的路子，梅先生還不惜改變了自身的戲路予以配合。正因為由此兼收并蓄了南北昆曲藝術的優(yōu)長，梅先生戲稱是唱了一出祖父巧玲公的拿手戲《南北和》[8]。

需要說明一下：1955年俞振飛先生自香港返回內陸的動身和抵京時間，其晚年在幾篇回憶文章中都明確為4月1日和4月7日，梅蘭芳的記述則是當年3月7日[9]親自在火車站迎接俞振飛，因此后來的俞老傳記與年譜都以前者為準，而認為梅氏誤記。

事實上，有兩條材料可以證明后者更確切：第一，俞先生本人當年下半年發(fā)表的文章《感想和愿望》[10]中明確寫道當年3月1日抵達廣州，3月7日抵達北京，梅先生親赴車站迎接的事。

第二，見于許姬傳先生1955年1-5月的“梅蘭芳紀事”[11]，不但明確了3月7日去車站迎接俞振飛、黃蔓耘夫婦，還記錄了3月22日與夏衍就俞的工作安排交換了意見（此前在3月14日即相約[12]），并且，其4月7日當天，梅先生從上午十點至下午七點，都在拍攝電影《梅蘭芳的舞臺藝術·宇宙鋒》。早期的回憶與當時的記錄總要比晚期的更可靠一些。

如前文所述，《牡丹亭·游園驚夢》在梅俞合作中地位尤為特殊，1930年代初梅先生在天蟾舞臺演出時，在俞振飛的推薦下，梅先生即延攬了仙霓社的“傳”字輩演員為班底配演花神；1934年梅俞首次合作是《游園驚夢》，花神還是“傳”字輩；1945年梅先生重登舞臺演出《游園驚夢》，花神依然是“傳”字輩；1959年梅俞合作拍攝電影《游園驚夢》，花神是上海戲?！袄ゴ蟀唷钡那嗄陮W生們，而他們的老師，還是“傳”字輩。

在當時，這不僅是對“傳”字輩藝術水準的肯定，也是為解決他們當時窮困生活的重要援手，是雪中送炭式的邀約。

眾所周知，昆劇“傳”字輩藝術家在近世百年昆曲傳承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以浙昆“傳”字輩為代表創(chuàng)作的《十五貫》，又素有“一出戲救活了一個劇種”的美譽。粟廬、振飛父子在昆劇傳習所的創(chuàng)辦過程中就起到過舉足輕重的作用。盡管如此，俞老一直謙遜地將“傳”字輩視為自己的“小先生”，而把自己當作“傳”字輩的“大朋友”[13]。

梅蘭芳先生自青年時代藝享全國后，就看到了昆曲發(fā)展的頹勢，隨即開始有意識的、甚至是搶救性地向南北昆劇老藝人、老曲家學習，不僅是豐富自己的舞臺表現手段，也是為了通過自己的影響力，引起觀眾和同行的注意和興趣，號召大家都來研究昆曲；在老輩凋零后，他又聯合許姬傳、源來、伯遒昆仲、姚玉芙、姜妙香、俞振飛等志同道合的好友，長年研習琢磨昆曲，并通過的不斷實踐，將其藝術的長處充實融入到京劇的唱念與表演中；更為可貴的是，他還幾十年如一日地不遺余力地提攜、推介一代又一代的昆曲傳人，梅先生對“傳”字輩與俞老的關注與結識，都可謂識英雄于微時；而梅先生與“傳”字輩之間始終保持的緊密聯系，俞振飛先生又起到了關鍵的串聯作用；梅先生對《十五貫》的重視和幫助，也是在該劇受到中央領導關注肯定之前（比如在浙昆1956年進京演出的第一周，梅先生個人每場包買200張票分送各界人士予以支持和推薦），依然是雪中送炭；而在《十五貫》一炮打響之后，梅蘭芳先生仍然繼續(xù)關心該劇的創(chuàng)作過程，繼續(xù)向更多人宣介昆蘇劇團的奮斗歷程和《十五貫》的藝術成就。

這些都不僅僅是梅先生出于對同業(yè)藝友的關心和提攜，而且還與梅先生對昆曲復興的情結有關。因此，“救活”昆劇的，看似是《十五貫》這一出戲，而實際發(fā)揮決定性作用的，是一批對傳承民族藝術有著執(zhí)著使命感與神圣感的有識之士，梅、俞二位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14]

直到1980年代初，梅葆玖先生在文革后首次赴港演出，俞振飛先生推薦受過自己和朱傳茗、周傳瑛先生悉心指點的昆劇“世”字輩藝術家沈世華老師為葆玖先生排演全部昆劇《白蛇傳》，在沈、梅的共同努力下，葆玖先生的演出讓香港獲觀眾實實在在地獲得了“望梅止渴”的效果[15]。這說明梅、俞、“傳”字輩的藝術交流與友誼有序地傳承到了下一代。

俞振飛先生九十余年的人生里，自胎教起就熏習昆曲藝術，在其長達七十余年的舞臺藝術生涯中，他與京劇旦行名家梅蘭芳、程硯秋（亦是梅之首徒）、新艷秋（程派傳人）、言慧珠（梅派傳人）、張君秋（深得梅、程藝術法乳）、李薔華（程派傳人）等的合作演出中（特別是都合作過《奇雙會》），不只留下了珠聯璧合的梨園佳話、大量的文獻資料（包括圖文、音像、口述歷史），并且他和梅蘭芳先生一樣，都通過在南北、京昆間的左右逢源、內外貫通，對后世京昆表演藝術的范式、格調、審美取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是一種特殊的“奇雙會”。

2012年7月7日，梅葆玖先生在上海紀念俞振飛先生誕辰110周年藝術研討會上總結梅先生和俞老平生所結之藝緣，是“是藝術心靈的呼應，更是文化心靈的呼應”[16]。

京昆藝術，同根同源，近二百年來互為師友，互相取長補短。藝術家之間所謂的競爭，并非個人意氣與名利之爭，歸根到底是在藝術上的爭勝，得益的不止是自身，是觀眾，更是民族文化。

以梅蘭芳、俞振飛等為代表的藝術大師，在藝術與個人發(fā)展的順境時毫無驕矜，互相幫襯，遇到逆境時則毫不氣餒互相提攜，為后世做出了表率，他們之間藝術交流與人格交往的成果，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