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書一經推出，立刻引發(fā)轟動，并且長銷不衰，它就是在科學史界占據重要地位的口碑之作《科學革命的結構》。

《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從科學史的角度探討常規(guī)科學和科學革命的本質。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22－1996）誕辰100周年，也是其名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出版60周年。

此外，由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張卜天教授翻譯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新譯本也正式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2022年7月18日上午，紀念庫恩誕辰100周年學術研討會在清華大學科學史系系廳舉行。

會議上，清華大學科學史系主任吳國盛教授以《庫恩與后庫恩科學編史學》為題作報告。吳國盛對庫恩思想有著長期的探索與研究?！?span>（《科學革命的結構》）越讀越有深深地感激之情涌上心頭：原來庫恩的思想一直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自己的思考和研究。”

吳國盛老師是現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科學史系系主任、清華科學博物館館長。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他先后創(chuàng)作了《科學的歷程》《什么是科學》《科學史筆記》等相關通俗論著，每一本都極為暢銷。

作為科學史這一跨越科學與人文學科的著名學者，吳國盛老師認為，過去一百多年來，我們學習科學主要是學習如何“做科學”，而忽視了如何“理解科學”?？茖W史學科的作用就是彌補這一空白。

由于缺乏對科學深入的理解，我們的科學教育、科技政策的制定、科學家的研究活動，都有可能失之狹隘、陷入誤區(qū)、創(chuàng)新乏力、不能持久。大眾對科學史的無知，也容易助長對科學的諸多誤解，產生對科學的盲目崇拜或盲目反對，這是科學史對于當代中國社會的現實意義。

為了向大眾普及科學與科學史，吳國盛老師已深耕該領域數十年。早在80年代，作為自然辯證法專業(yè)的研究生，他就已讀過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和《必要的張力》。此后為了教學的需要，亦多次深入研讀。庫恩將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相結合，以科學史的案例研究為基礎來理解科學、從事科學哲學研究，這也正是吳國盛老師始終遵循的研究路線。

正值《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60周年之際，一起回顧下吳國盛老師在《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50周年之際寫就的《再讀庫恩》一文，感受他的深入思考。

今年是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名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50周年。這本大異其趣的科學哲學著作橫空出世，攪得六、七十年代的英美科學哲學界“周天寒徹”。帶著自科學史領域而來的質樸證據和閃光直覺，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讓科學哲學界無法回避但又難以下咽。70年代以來直至今日的科學哲學教科書，既無法回避庫恩和“范式”，又無法納入科學哲學的傳統(tǒng)框架之中，只好將之置于邊緣化的位置。由于庫恩根本否定了傳統(tǒng)科學哲學理解科學的基本路線，所提出的問題甚至讓科學哲學整個學科遭遇滅頂之災。費耶阿本德所謂“科學哲學，一個有著偉大過去的學科”，根本就是庫恩之后科學哲學的歷史命運。80年代以來科學哲學六神無主、茍延殘喘的局面，都拜庫恩所賜。

正是由于《科學革命的結構》對正統(tǒng)科學哲學的摧毀性，該書出版之后，一方面是好評如潮，另一方面則是惡評如潮。惡評來自科學哲學界，好評則來自四面八方。一位英國哲學家稱庫恩“充斥著荒謬的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幾乎沒有幾個現代哲學家會把他當回事兒?！?span>[霍根 1997，頁82]李創(chuàng)同教授認為，1961－1974年間，庫恩共遭受了七波有時近乎“圍剿”式的批評，批評者包括波普、夏皮爾、薩普、拉卡托斯、費耶阿本德、戴維森、基切爾、普特南等，批評的目標指向他的“范式”和“不可通約性”概念，甚至他的整個思想體系。[李創(chuàng)同 2006，頁213－220]扣在庫恩頭上的帽子主要是：相對主義、非理性主義、神秘主義。

20世紀80年代，急風驟雨的批評聲浪逐漸平息，庫恩不再處在風口浪尖。這主要是因為傳統(tǒng)的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已經不再風頭十足，而所謂科學哲學的歷史學派，經過20多年的磨練，也已經成長壯大起來。1982年，美國科學史學會授予60歲的庫恩“薩頓獎章”，這是國際科學史界的最高榮譽。1988年，美國科學哲學協(xié)會選舉庫恩擔任主席。紀樹立先生所謂“中年輝煌、晚年落寞、身后寂寞”[紀樹立 1997]，恐怕并不準確。中國學者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印象，可能與庫恩在中國的遭遇有關。

圖為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李寶恒、紀樹立譯，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直到80年代，“科學革命家”庫恩才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但是從一開始，庫恩就受到了中國學者的喜歡。1980年，李寶恒、紀樹立合譯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第1版由上?？茖W技術出版社出版。

1981年12月，以“庫恩的科學哲學”為主題的第2屆全國科學哲學學術會議在北京舉行。此前1個月，紀樹立、范岱年等集體翻譯的《必要的張力》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這兩部重要著作的漢譯本的迅速問世，使中國學術界很快熟悉了庫恩。

80年代，也是中國科學哲學界一個“激動人心的年代”。大規(guī)模地引進西方科學哲學的最新成果，令中國學人耳目一新，使科學哲學界幾乎成了思想解放運動的前哨陣地。“改革”者呼喚著的首先是思想“革命”、觀念“革命”，而科學革命家?guī)於鞯牡絹碚斊鋾r。于是乎，“科學革命”“范式”“不可通約性”等概念詞匯風行一時。

一種新理論之為革命性理論的，取決于受眾對于傳統(tǒng)舊理論的持守程度。如果你并沒有堅信不疑因而需要堅守的舊傳統(tǒng)，那么對你來說，一個新理論的出現也就沒有什么革命性可言。

庫恩對于中國學術界的情況恰恰就是這樣。庫恩在英美哲學界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是因為英美哲學界有一個強大而頑固的分析哲學傳統(tǒng)，有邏輯經驗主義學派超過半世紀的“常規(guī)”發(fā)展所形成的豐厚“范式”，而庫恩挑戰(zhàn)了這個范式。反過來，中國學界并沒有邏輯經驗主義和分析哲學這個深厚的背景，因此庫恩對于中國學者整體而言，只不過是打開國門后涌進來的種種前所未聞的新奇理論之一，并無格外的特殊性和動人之處。

進入90年代，中國學術整體滑坡，學術出版更是困難重重。曾經是國外科學哲學譯介主力的《自然科學哲學問題》雜志（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主辦）于1990年永久性停刊。紀樹立教授作為80年代翻譯波普和庫恩的重要學者，在編譯了《科學知識進化論——波普爾科學哲學選集》（三聯(lián)書店1987年出版）之后，一直計劃編譯一本庫恩的科學哲學選集，但直到庫恩去世，這一選集也未能編成出版。自1981年之后，庫恩的著作再無中譯本面世。90年代前半葉的這一學術凄涼局面，一定影響了紀先生對于庫恩晚年處境的判斷。

90年代后期、新世紀初年，中國科學哲學界重新燃起對庫恩的興趣。庫恩著作的翻譯有重要的進展。在我主編的《北大科技史與科技哲學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列入了庫恩的4本著作：金吾倫、胡新和合作新譯的《科學革命的結構》（2003），吳國盛、張東林、李立合作翻譯的《哥白尼革命》（2003），范岱年重新校訂的《必要的張力》（2004）以及邱慧翻譯的《結構之后的路》（2012）。還差一本《黑體理論與量子不連續(xù)性，1894－1912》，庫恩的著作就一網打盡了。

令人驚喜的研究性著作要數2006年出版的李創(chuàng)同的《論庫恩沉浮——兼論悟與不可通約性》。這部30多萬字的著作，是作者在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是目前能夠見到的華人學者對庫恩最詳盡最富有東方特色的研究。

自新世紀以來，中國科學哲學界越來越意識到庫恩對于當代科學哲學的引導和啟發(fā)意義，從庫恩出發(fā)，走向科學知識社會學，走向科學實踐哲學，走向科學解釋學和現象學科學哲學。

圖為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50周年英文紀念版），伊恩·哈金導讀，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2年

80年代，作為自然辯證法專業(yè)的研究生，我早就讀過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和《必要的張力》。此后為了教學的需要，亦多次研讀。這次為了紀念《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50周年，我重讀這本自以為非常熟悉的20世紀哲學經典，越讀越有深深地感激之情涌上心頭：原來庫恩的思想一直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自己的思考和研究。

從大的方面講，庫恩將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相結合，以科學史的案例研究為基礎來理解科學、從事科學哲學研究，正是我本人始終遵循的研究路線。不止如此?；厥走^去20多年的歷史，我所倡導的“反科學主義”“第二種科學哲學”“走向現象學科學哲學”，似乎都可以從庫恩這里找到根據。本文略述一二，以志紀念和感恩之意。

中國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在科學哲學界中的表現，是用新的自然科學來否定陳舊而教條的官方哲學。比如我自己也加入其中的，用現代宇宙學來質疑宇宙無限論，用粒子物理學來質疑物質無限可分論，用杰出科學家的哲學思想來挑戰(zhàn)哲學指導論。這種富有批判精神的科學主義，在當時無疑有其現實意義。但是，我很快意識到這些工作的局限性。

在1993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自然本體論之誤》（湖南科技出版社）的序言中，我明確提出，主張哲學應向科學學習、主張用科學改造哲學，這些都只是撥亂反正，是糾正從前對自然科學的不公正，但仍然是一種政治要求；當務之急是建立哲學的自主性，就像捍衛(wèi)科學的自主性那樣。哲學做哲學的事情，科學做科學的事情。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哲學無須追隨自然科學”的意義上，書中標榜自己是“反科學主義”的。不再追隨自然科學之后，哲學應該如何做？書中開出的方子是：“追隨歷史”。為什么不是像當時主流的科學哲學家那樣“追隨邏輯”呢？一方面是柯林武德的影響（我在80年代后期翻譯過他的《自然的觀念》），另一方面看來是庫恩的影響。

托馬斯·庫恩，圖自網絡

庫恩用以顛覆邏輯經驗主義科學哲學的就是科學史，但卻不是通常的科學史。通常的科學史，或者說許多理科教師和學生眼中的科學史，都是不同形式的大事年表，是按照今天科學的范圍和對錯標準來選擇歷史材料，最后以時間順序排列一下的歷史故事。這種科學史也的確是科學史學科早期流行的科學編史模式，已經被稱為實證主義編史學、輝格史。我則愿意稱之為“科學家的科學史”，以與“（職業(yè)）科學史家的科學史”相區(qū)別?！犊茖W革命的結構》第一章“歷史的作用”開篇就指出，歷史確實可以幫助形成一個嶄新的科學形象，但不能是老一套的歷史。老一套的歷史跟理科教科書一起，共同構造了一個歪曲的科學形象。

庫恩的目標，準確地說，不是用科學史來改造科學哲學，而是同時推出新的科學史和新的科學哲學。庫恩明確表示，柯瓦雷是這種新科學史的代表人物，而他本人試圖使這種新的編史學更加落到實處。

舊的科學形象和科學觀把科學看成是一個事實積累的逐漸進步的過程，是越來越逼近真理的過程。這樣的科學觀并不只是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家獨撰生造的，而是科學共同體對科學事業(yè)的自我理解。這是庫恩思想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地方。他把舊的科學觀說成是科學家的自我理解，并沒有責怪科學家的意思，而是把這種現象解釋成常規(guī)科學的必然結果。

在以“革命是無形的”為題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第11章，庫恩仔細分析了為什么科學家往往只感覺到了知識的進步而沒有感覺到革命的存在。他認為，這與科學教育和科學傳播的方式有關。科學家和普通人的科學觀都是由教科書、普及讀物和科學哲學著作這三類書籍塑造而成的，而這三者都“系統(tǒng)地隱瞞了科學革命的存在和意義”。

這三類書籍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教科書，普及讀物和科學哲學著作只是對教科書的通俗化或形式化?！安糠钟捎谶x擇，部分由于歪曲，早期科學家所研究的問題和所遵守的規(guī)則，都被刻畫成與最新的科學理論和方法上的革命的產物完全相同。無怪乎在每一次科學革命之后，教科書以及它們所蘊涵的歷史傳統(tǒng)都必須重寫。也無怪乎隨著它們被重寫，科學再一次看上去大體像是個累積性事業(yè)?！?span>[庫恩2003，頁124－125]教科書作為科學教育的主要工具，培養(yǎng)和制造了輝格式的科學史，從而使得科學事業(yè)像是積累性的。受教科書影響的科學家，也是這樣回顧自己的研究歷史的。

庫恩豈不是在說，科學家對他們自己從事的事業(yè)其實并不理解，而且充滿誤解？他就是這個意思。庫恩的這個說法，在中國當前的學術環(huán)境下，或許會被說成是“反科學”，說成是大逆不道?？墒?，庫恩在英美學術界所受的責難主要來自哲學界而不是科學界，說明那里的科學界并不在乎哲學家說三道四。實際上，“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本就是人類事務的常態(tài)。庫恩只是指出科學也不例外而已。

作為反科學主義思想的一個學術延伸，我在1996年提出“第二種科學哲學”的概念，也就是在英美傳統(tǒng)的實證主義、邏輯主義科學哲學之外，發(fā)展以批判科學、揭示科學的可能性條件及限度為主旨的科學哲學。第二種科學哲學的主要思想資源是歐洲大陸的現象學傳統(tǒng)，因此，近些年我一直在與同行們嘗試開辟“現象學科學哲學”（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新道路。

現象學科學哲學之所謂“批判科學”，并不是反對科學，而是像康德那樣反思科學、揭示科學的先驗條件和限度。美國現象學家柯克爾曼說得好：“的確，現象學從一開始便反對對科學持一種單面的自然主義和客觀主義的解釋。然而，現象學所反對的不是科學而是現代科學之中蘊涵的自我哲學理解。因此，現象學所反對的不是科學而是科學主義，不是經驗研究及其成就，而是對科學的實證主義解釋?！?span>[Kockelmans 1993, pp.124－125]

托馬斯·庫恩，圖自網絡

現象學科學哲學是一個多樣化的家族，其中最重要最成熟的一支是科學解釋學，而庫恩應該看成是科學解釋學的開山鼻祖。德國的解釋學傳統(tǒng)經歷了從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的文本解讀方法論，到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的生存情境本體論的演變，但是，均沒有把自然科學納入解釋學。對狄爾泰而言，解釋學是區(qū)別于自然科學方法的人文科學方法論；對伽達默爾而言，雖然解釋學已經面向一切人類活動，但優(yōu)先的適合領域仍然是藝術經驗和精神科學（人文科學）。

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從未提及解釋學，而且當時的他似乎也并不了解德國解釋學傳統(tǒng)以及伽達默爾和海德格爾的著作。庫恩的科學解釋學完全獨立地從自己獨特的科學史研究中產生出來，直到在1977年出版《必要的張力》一書時，他才在序言里明確把自己的工作標定為解釋學。但是，生活在美國哲學環(huán)境下的庫恩，此后并沒有致力于擴展這一“解釋學轉向”（Hermeneutic turn），而是長期置身于分析哲學的漩渦之中自我申辯、防御退卻、起起落落。完成被庫恩本人擱置起來的“解釋學轉向”，仍然是當代另類科學哲學（或我所謂第二種科學哲學）的重大任務。

庫恩的科學解釋學起源于對科學文本的釋讀經驗。1947年，還在哈佛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的庫恩受校長柯南特的委托，參與講授一門改革試驗的科學史課程。為了備課，庫恩去閱讀當時的主要科學文獻。他發(fā)現，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等人的文獻非常好懂，而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則顯得莫名其妙，甚至是胡言亂語。

他在思考，為什么一個在政治學、生物學、藝術批評領域如此睿智和超群絕倫的人，在物理學領域卻顯得如此淺薄、如此幼稚？為什么這樣錯得離譜的物理學理論卻長時間受到尊重和認真看待？終于，他突然意識到，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的主題與近代物理學完全不同，這是導致從今日之眼光看來它完全荒謬的根本原因。一旦回到他自己的主題范圍中，他就立即擁有自己內在的邏輯和理路。

這年夏天的困惑和頓悟，使庫恩開始發(fā)展一種新的對待古典文獻的閱讀和理解方式，并構建自己的歷史敘述模式和敘述理論。他提出一條對待歷史的原則：“在閱讀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時首先要找出文本中明顯荒謬之處，再問問你自己：一位神志清醒的人怎么會寫出這樣的東西來。如果你找到了一種答案，我還要說：有些段落雖然講得通了，但你會發(fā)現還有更多的重要段落，以前你自以為懂了，現在意思卻全變了?！?/strong>[庫恩2004，序言]如何才能真正理解那些表面看來荒謬的著作呢？庫恩說，“對過時的文本恢復過時的讀法”[庫恩2004，序言]。

如果說庫恩的這種釋讀經驗還只是讓“科學史”回歸“歷史”學科固有的解釋學方法論之中，那么《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的“科學革命”理論、“范式”和“常規(guī)科學”概念，則是把“自然科學”納入普遍的解釋學之中，揭示出自然科學這種向來被認為是特殊的人類活動樣式，同樣遵循解釋學的普遍原則。

傳統(tǒng)的科學觀認為科學家尋找中立而客觀的科學事實，以邏輯和理性的方式建構理論，從而獲得客觀而有效的真知識。科學家是這樣工作的嗎？當然不是。無論是前期還是后期，庫恩都始終強調科學家之所以是科學家，就在于他們始終在范式之下工作。沒有范式，科學研究無從下手，只能陷入像人文學科那樣的總是從頭開始、眾說紛紜的局面；沒有范式，就沒有科學特有的積累性進步。

常規(guī)科學是科學的常態(tài)。一個人唯有處在常規(guī)科學之中，從事常規(guī)科學工作，才可以稱得上是科學家。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由一個邏輯問題（可證實或可證偽）變成了一個社會學問題：你處在科學共同體之中，你就是科學家，你做的事情就是科學，否則就是非科學。庫恩對常規(guī)科學的重視，展現了他作為“科學革命家”的保守的一面。收斂和發(fā)散之間需要保持“必要的張力”的觀點，體現了庫恩哲學的深邃之處。

為什么需要范式呢？范式規(guī)定研究的問題域。對于一個好奇求知的心靈來說，宇宙之間充滿了無窮的未知之處。如果隨機和偶然地抓住一個問題進行研究，那多半不能獲得成功；如果一群人都如此，就不會有歷史上取得巨大進步的科學事業(yè)。像弗蘭西斯·培根所主張的那樣，組織一大群研究者對宇宙間的事實進行搜集、歸納和整理，從而得出一般規(guī)律，根本沒有可行性。近代科學也不是這樣發(fā)展起來的。在范式的引導下，那些有意義的事實和問題浮現出來，供科學家去發(fā)現、檢驗、精確化。在哥白尼天文學的范式下，去發(fā)現恒星周年視差是有意義的，而在托勒密范式中，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在范式中，有些問題注定是有解的，因而值得為“求解”去耗費精力。庫恩認為常規(guī)科學就是“解謎題”（puzzle solving）。只因為有范式，才有“謎底”。科學家們從事研究工作時，肯定要相信“謎底”的存在，而且對猜謎規(guī)則深信不疑，否則就不會有解謎活動。范式同時規(guī)定了問題域、問題的解法、評價解法之優(yōu)劣的標準、問題可能的答案，也規(guī)定了反常之為反常。超出這個范圍的事實、問題和答案，或者不會向常規(guī)科學家顯示，或者偶爾顯示出來也不會引起常規(guī)科學家的關注，或者引起了常規(guī)科學家的關注也不知如何處理。第谷之前的西方天文學家，不會有新星、超新星的記錄，因為天空不生不滅的教條制約著他們。強調前見、教條在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是庫恩科學解釋學的第一發(fā)現。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發(fā)現的“觀察滲透理論”（theory-laden）也屬于這種理論解釋學。

除了理論解釋學之外，庫恩更為重要的是為實踐解釋學打開了缺口、鋪平了道路。在《科學革命的結構》的第5章“范式的優(yōu)先性”中，庫恩提出了范式并不等同于而是優(yōu)先于一組“合理性規(guī)則”，范式的存在并不意味著整套規(guī)則的存在。范式存在于教科書、課堂講演、實驗室的實驗中，對常規(guī)科學家起示范作用，因此，范式的主要功能是讓科學家“有事干”、“懂得如何干”。只要滿足這兩個條件，范式作為范式就不一定要合理化、形式化、規(guī)則化。并且?guī)於飨嘈牛妒狡鹱饔玫脑S多方式中，多數根本沒有可能理論化、條理化、邏輯化。正因為如此，科學革命前后的兩種范式是不可通約的。因為如果兩種范式都能夠被形式化，那么范式轉換就可以訴諸邏輯檢驗。庫恩反復強調范式的實踐特征，強調如果沒有實際操作演練活動的話，理論單獨不可能發(fā)揮作用。相反，即使范式中的諸多理論尚未達成邏輯一致性，也不影響范式指導科學研究。因此，范式比共有規(guī)則更具優(yōu)先地位。這里，不僅支持了波蘭尼“意會知識”的理論，而且提出了一種實踐優(yōu)位（practice-dominance）的科學哲學。

《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出版50周年了，它的影響和地位跟哥白尼的《天球運行論》（On the Revolutions of Heavenly Spheres）頗有相似之處。它們的書名都講Revolution，它們的觀點都驚世賅俗，它們的作者都有點保守、有點膽怯。更相似的也許是，哥白尼革命只是由哥白尼發(fā)起而非由他完成。完成哥白尼革命的是半個多世紀后的開普勒。庫恩也只是提出了問題，摧毀了舊的范式，而新范式進入常規(guī)還有待時日。我們仍然處在科學哲學的反常時期。

參考文獻：

[1]霍根 1997.《科學的終結》. 孫雍君譯. 呼和浩特: 遠方出版社.

[2]李創(chuàng)同 2006.《論庫恩沉浮》.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3]紀樹立 1997. 了卻一樁心事. 《讀書》第1期.

[4]Kockelmans, J. J. 1993. Ideas for a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of the Natural Scienc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5]庫恩 2003.《科學革命的結構》. 金吾倫、胡新和譯.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6]庫恩2004.《必要的張力》，范岱年、紀樹立等譯.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