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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分三國，烽火連天戰(zhàn)不休。  東漢末年，王室解紐。魏居“天下之中”洛陽，又以“禪讓制”取代漢室，從而占據(jù)地理、法理上的雙重正統(tǒng)；蜀則承襲“漢”之國號，自為正統(tǒng)；東吳“名義不正”，只好借讖緯之語徐徐圖之，以示“天命在吾”。自此，漢家三分。 怎奈世事無常，蜀雖強盛一時，卻是最早滅亡。蜀之速亡，既有偶然因素，又是必然結(jié)局。古人云“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的多寡與質(zhì)量，是影響國家興衰的一個重要因素。觀蜀國后期之得失，“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雖只是一句戲言，但“人才匱乏”的窘迫境地，的確存在。 對此，《后出師表》中有一段“總結(jié)”：“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shù)十年之內(nèi)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fù)數(shù)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dāng)何以圖敵？” 盡管關(guān)于《后出師表》的作者，目前有一些爭議。有人認為，《后出師表》系東吳名臣張儼、諸葛恪托諸葛亮之名所作，其意在為諸葛恪北伐造勢。但不管是哪種說法，蜀國北伐損失不少兵將，已是公認的事實。
諸葛亮（陸毅 飾） 難怪，有人會把“蜀國后期人才凋零”這口“黑鍋”安排在諸葛亮身上，認為他執(zhí)政期間任人唯親，這才導(dǎo)致了蜀國人才的青黃不接。那么，這種說法到底有沒有道理呢？
諸葛亮是會用人、選人的，這毋庸置疑。 從主觀意識上看，諸葛亮很重視本國人才的選拔?！爸螄溃瑒?wù)在舉賢”，劉備在世時，諸葛亮便經(jīng)常舉薦人才，龐統(tǒng)、劉巴、蔣琬、王連、楊洪等人，皆為諸葛亮所舉。除此之外，為彌補蜀國人才流失，諸葛亮還做出過不少努力。
隆中對策，備得亮助，猶魚得水也。 蜀章武三年（223年），劉備遭遇夷陵大敗，心力交瘁，病逝于白帝城。蜀國遭此重創(chuàng)，國力大損，人心動搖。彼時，外有曹魏雄兵，橫陳漢中，虎視眈眈；內(nèi)有益州土著，勾連南蠻，陰圖作亂。 是以，諸葛亮此時的首要任務(wù)，便是安撫人心，籠絡(luò)地方豪強。這也是他等了兩年才去平定南蠻叛亂的主要原因之一。據(jù)《華陽國志》記載：“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筑高臺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笔竦仄惨挥?，哪里會有“四方之士”？ 可見諸葛亮此時招賢納士，意在向益州大族示好，然后通過他們在地方上的人脈與名望，緩和蜀漢政權(quán)與地方豪強之間的矛盾。據(jù)《三國志·杜微傳》記載：“建興二年，丞相亮領(lǐng)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 秦宓、五梁、杜微等人，皆為益州本土士族；另外，還有蜀郡太守楊洪、云南太守呂凱、牂牁太守馬忠、越巂太守張嶷等人，亦是益州出身。諸葛亮對他們的拉攏與示好，可見一斑，此之謂“西土初建，在得才賢，取人不限其方”。 對于益州土著，諸葛亮都尚且如此，更別提荊州派與東州派了。 賞罰明斷的鄧芝，出使東吳不辱使命；鎮(zhèn)守漢中的呂乂，屯田治民皆有所得；老成持重的王平（曹魏降將出身），談笑之間，能拒曹爽十萬大軍；忠惇篤粹的陳震，不卑不亢，可與孫權(quán)交分中土；還有器量過人的蔣琬、處事干練的費祎、匡主護國的董允，此三“賢相”，皆能“蕭規(guī)曹隨”，保蜀國數(shù)十年未曾有失，且一度有中興之氣象。
孫權(quán)（瀛洲?？?攝） 值得一提的是，諸葛亮不僅重視人才的選拔，對于善舉賢才之人，如許靖、姚伷等人，他也毫不吝嗇自己的夸獎，以鼓勵各地長官察舉優(yōu)秀才子入仕：“忠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wù)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剛?cè)?，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愿諸掾各希此事，以司其事。” 如上述所見，對于蜀國人才凋零的情況，諸葛亮曾做出了不小的努力；經(jīng)他賞拔的人才，也大多都能各司其職，發(fā)揮出不錯效果。 可惜的是，諸葛亮的辦法并未起到根本性作用。不可否認的是，他任用了部分益州土著，但卻依舊不得其心。無奈之下，諸葛亮執(zhí)政的總體方向，又難免回到“任人唯親”的尷尬境地。這又是為什么呢？
竊以為，蜀國人才之凋零，不在一人之得失。概言之，蜀地雖然豐盈，但資源實在有限。因而，外來客居勢力與益州土著豪強之間，始終存在著難以妥善解決的利益分配問題。這個根本矛盾，早在蜀國建立之初便已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劉焉、劉璋時期。 漢靈帝后期，劉焉目睹天下大亂，又聞“益州有天子氣”，遂離開朝堂，來到益州當(dāng)“土皇帝”。與孫策在江東“誅戮英豪”“盡誅豪右”一般，劉焉在入蜀的過程中，也對益州土著豪強采取了武力鎮(zhèn)壓。 據(jù)《三國志·劉焉傳》記載：“（劉焉）托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quán)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span> 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益州豪強盤踞地方數(shù)十年之久，劉焉一個外來戶，憑什么能鎮(zhèn)壓他們？ 答案是東州集團。劉焉入蜀時，本有心腹相隨，算上后來新加入的巴蜀才俊，便構(gòu)成了東州派的前身。此外，劉焉見“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shù)萬家”，于是又招其為兵，在順手解決了一些作亂的黃巾軍余部后，強悍一時的“東州兵”也就此誕生了。 從這時起，東州派便凌駕于益州土著之上，成了新興的掌權(quán)勢力。有人得利，便有人失利，益州土著作為地方豪強，自然不甘遭受打壓。所以，他們要積極地尋求外援，意圖顛覆劉氏父子的統(tǒng)治。也正因如此，劉璋才會先后示好曹操、劉備，意圖通過外力，來懾服蠢蠢欲動的益州豪強。
益州北部地圖 據(jù)《三國志·劉璋傳》記載：“松復(fù)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nèi)，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span> 按此，張松、法正二人利用了劉璋對益州豪強的忌憚，完成了一道“計中計”。他們以“劉備能震懾益州豪強”為由，勸說劉璋將其迎至益州；可實際上，這卻為劉備入蜀提供了名正言順的借口。由此“虎入山林”，益州易主。 怎奈造化弄人，劉備雖為一世梟雄，諸葛亮也才干過人，但他們都未能妥善解決益州土著豪強這個“心腹大患”，最終讓劉禪走了劉璋的老路。
《華陽國志》中說：“昔豫州（劉備曾為豫州牧）入蜀，荊楚人貴?！眲錈o宗族勢力支持，故而在入蜀前，他只能依靠荊州人。待劉備入蜀之后，因為法正、李嚴等人對他的幫助，加之東州派原本的掌權(quán)地位，劉備自然要對其他東州名士（如黃權(quán)、吳壹、劉巴等）進行拉攏。為此，他還迎娶了吳氏（吳壹之妹）為妻。
劉備（于和偉 飾） 據(jù)《三國志·先主傳》記載：“先主復(fù)領(lǐng)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guān)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quán)、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span> 從劉備的這份“人事安排”中，就能看出，蜀國的掌權(quán)勢力，主要還是外來的荊州派與東州派。而且，為了自身利益考慮，雙方還會一起打壓益州土著。這不僅加劇了日后益州土著與蜀國執(zhí)政勢力的矛盾，也為其后期人才的凋零，埋下了不可逆轉(zhuǎn)的隱患。 在此過程中，劉備與諸葛亮的法治路線，要承擔(dān)不小的責(zé)任。 比如《蜀科》，是專門治理蜀地的法典。但編纂它的五個人：諸葛亮、法正、伊籍、劉巴、李嚴，竟然沒一個是益州土著。蜀國對蜀地的禁錮，可見一斑。諸葛亮執(zhí)政期間，亦“刑法峻急，刻剝百姓”，以至于益州土著“自君子小人咸懷怨嘆”，不愿與之合作。 上文提到，諸葛亮為消弭蜀國戰(zhàn)敗與劉備去世帶來的負面影響，只好向益州土著釋放“善意”，希望他們能出面從中斡旋。只是，哪有這么好的事？對于諸葛亮極有“目的性”的邀請，杜微并未予以理會，而是“常稱聾，閉門不出”。 這難免讓人疑惑：諸葛亮為何要這么做呢？ 見《三國志·劉璋傳》注引《英雄記》：“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痹趧洹⒅T葛亮看來，劉璋之所以未能管理好益州，主要就怪他過于寬厚，無法服人，非但讓東州派驕傲放縱，也讓益州土著生出了不臣之心。 礙于“前車之鑒”，諸葛亮才會“依法從嚴”。不過，從法正都勸說他“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來看，諸葛亮當(dāng)時推行的法治路線，確實是有些過火了。可惜諸葛亮并未“悔改”，后來又有人說他“不惜赦者”時，諸葛亮干脆直接搬出了劉備為自己“背書”。 據(jù)《三國志·后主傳》注引《華陽國志》記載：“丞相亮?xí)r，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愿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于治！’” 可見，正是諸葛亮執(zhí)政過于嚴苛，才加劇了蜀國執(zhí)政勢力與他們之間的矛盾。雖說諸葛亮也曾努力緩和，提拔了不少益州土著，但荊州派與東州派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壟斷局面，是未曾被打破的。
諸葛亮畫像 相較于蜀國，孫權(quán)執(zhí)政前期還是比較出色的。他后來積極與江東士族展開合作與聯(lián)姻，又重用張昭、諸葛瑾等流寓士族，這才逐漸消弭了孫氏與江東豪族之間的“劍拔弩張”，從而順利完成了東吳建國道路中的“江東化”。 東吳可以“江東化”，是因為孫權(quán)可以“分蛋糕”給江東豪族；然而，對諸葛亮來說，他雖然是荊州派的話事人，卻無法替東州派做出決定；荊州人與東州人尚且有不少摩擦，他也總不能為了蜀國的“益州化”，而選擇與東州派交惡。
言至于此，蜀國最重要的矛盾之一，便出現(xiàn)了：那就是人才的補給問題。 須知，蜀承漢制，其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也是察舉制與征辟制。而這種方式的前提，是以鄉(xiāng)黨勢力為基礎(chǔ)、從同鄉(xiāng)中選拔后繼人才?？稍愀獾氖?，無論是荊州派，還是東州派，他們的老家皆不在蜀國境內(nèi)。 東州派的故地，多在南陽、三輔一帶，此為曹魏轄內(nèi)；而且，因為他們來蜀的時間太久，基本與故鄉(xiāng)斷了聯(lián)系，這也是他們同意與荊州派合作的原因之一。 至于荊州派，更為倒霉。就在劉備稱漢中王后不久，荊州便被東吳搶了去，后來劉備親征東吳，打著“為關(guān)羽復(fù)仇”的旗號做幌子，也是想重回“隆中對”戰(zhàn)略，將荊州給奪回來。是以，以諸葛亮為首的荊人，大多對此戰(zhàn)保持沉默。結(jié)果沒想到，荊州沒搶回來，蜀國還為此損失了大批荊州子弟。 沒了故地，蜀國的執(zhí)政勢力，又如何能保證后續(xù)才子源源不斷地入仕？ 或許有人會問：諸葛亮為何不仿效曹操實行“唯才是舉”呢？ 且不說諸葛亮能不能做到，就算可以，他也不能冒險得罪蜀國的執(zhí)政勢力。因為新的群體入仕，勢必會擠壓原本執(zhí)政勢力的利益空間；倘若如此，那諸葛亮還不如選擇益州土著豪強。 綜合來看，蜀國后期面臨人才匱乏的尷尬境地，其實早在劉備入蜀時便已經(jīng)注定了。當(dāng)然，如果他們能向益州土著提前示好，雙方未必沒有轉(zhuǎn)圜的余地。但這樣一來，長期打壓益州土著的東州派，又將置于何處呢？
蜀國執(zhí)政勢力的打壓態(tài)度，讓大多數(shù)益州土著徹底絕了在蜀國出仕的念頭。他們不好受，自然也不能讓蜀國的執(zhí)政勢力好過。于是，蜀國中后期以來，時常能見到很多益州土著以讖緯之語，鼓吹“天命在曹”的言論。 據(jù)《三國志·周群傳》記載：“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dāng)涂高，此何謂也？’（周）舒曰：'當(dāng)涂高者，魏也?！庇謸?jù)《三國志·杜瓊傳》記載：“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使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span> 當(dāng)時，曹魏已經(jīng)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度，不少大族子弟得以入仕，這讓不少益州土著看到了“蜀人治蜀”的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雖說這種“投降言論”不絕于耳，但當(dāng)時執(zhí)政的費祎、董允乃至后來的諸葛瞻、董闕等人，皆保持沉默，并未對益州土著過多敲打。這種妥協(xié)態(tài)度，恰恰印證了：因為蜀國（執(zhí)政勢力）人才的后繼無力，益州土著慢慢有了“抬頭”機會。怎奈齟齬已生，想要益州土著回心轉(zhuǎn)意，為時已晚矣！ 于是，當(dāng)鄧艾偷渡陰平，三千兵馬兵臨成都城下時，除諸葛瞻等人外，不見益州土著的抵抗。非但如此，譙周等人還極力給劉禪施壓，從而為劉禪的投降、蜀國的速亡提供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綜上所述，蜀國速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執(zhí)政格局的固化。期間，諸葛亮的法治路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蜀國執(zhí)政勢力與益州土著的摩擦，但不能把蜀國后期人才凋零的主要責(zé)任，歸咎于他。 只能說，蜀漢一開始的基本國策，就只是權(quán)宜之計。蜀國地偏民少，資源匱乏且多為不可再生（如銅業(yè)、林木業(yè)、鹽鐵業(yè)等），自然容不下多個派系。在此情形之下，諸葛亮采取北伐，也未嘗不是在轉(zhuǎn)移國內(nèi)矛盾，從而為蜀國爭取到續(xù)命的機會…… 參考資料 ①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 ②常璩撰《華陽國志》 ③諸葛亮撰，張連科、管淑珍校注《諸葛亮集校注》 ④成長著《亂世來鴻》
 中國國家歷史又雙叒叕上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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