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科學領域一樣，在語言教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之前，“語言學家”就已經(jīng)存在，不過彼時的他們只能以語言愛好者、探索者的角色流傳于世。18-19世紀，隨著歐洲的崛起與擴張，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對東方文化發(fā)生興趣，考古學和比較語言學的興起，催生了一批熱衷于東方語言的學習者，囿于當時的國際交流條件，他們無法獲得系統(tǒng)的語言學習指導，所以只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些人被稱作“東方學派”，其中許多人都是自學多門外語。其中最具傳奇的當屬英國的Richard Burton爵士，不僅因為他擁有探險家、外交家、翻譯家等多個頭銜，據(jù)說他還是一名精通29種語言的間諜，而且翻譯了《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譚）》的英譯本，絕對算得上語言學習的天才。

那么Richard Burton是如何自學掌握常人不敢想象的29種語言呢？對此，Burton是這樣描述的：每當我聽到或看到一段話，就把需要掌握的詞匯或句式記下來放到口袋里，白天有空的時候就拿出來仔細看，然后把它們背下來，這個學習時間一定不會超過一刻鐘，因為時間長了，大腦就失去了新鮮感。通過這樣的學習，大約300個單詞后，我就會在一周內(nèi)去閱讀一些簡單的書籍，然后在我認為需要記住的每個單詞下面用鉛筆畫上記號，并且堅持每天讀一遍這些單詞。如果遇到陌生而有挑戰(zhàn)的發(fā)音時，我會重復上千次來訓練自己的舌頭。閱讀文本的時候，我總是高聲朗讀，這樣可以讓耳朵一起幫助記憶。如果我用正在學習的語言和別人交談的時候，我會不厭其煩地在他說完后立刻重復他的話，以便掌握語音語調(diào)的技巧。

無獨有偶，德國當代考古學家Heinrich Schliemann自學希臘語的方法與Burton非常相似：為了快速掌握希臘詞匯，我找到《保爾與維吉尼》的現(xiàn)代希臘譯本通讀一遍，將每個單詞與法語原文對照。當完成這項任務時，我至少就能認識書中一半的希臘語單詞。當再次重復這個過程后，我基本上就能掌握書里所有詞匯了。這種方法既不需要浪費時間去查字典，也無須花時間去研究復雜的語法規(guī)則。

另一位與Burton同為間諜身份的土耳其語“專家”Armin Vambery從小成長在匈牙利語和德語的雙語環(huán)境下，他發(fā)現(xiàn)自己16歲的時候就已經(jīng)熟悉多種語言，并且癡迷于背單詞，甚至一天能記住上百個單詞。與Burton用耳朵幫助記憶的觀點一樣，Vambery除了大聲朗讀外，還經(jīng)常自己和自己“交談”，并時常伴隨著夸張的手勢，以至于身邊的人有時認為他精神不正常。據(jù)他自己形容，因為太窮買不起字典，所以他就參考文本注釋或譯文，然后根據(jù)直覺去理解文本內(nèi)容。

顯然上面介紹的三位自學成才的“語言學家”都是曠世不遇的奇才，Burton流利的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印度斯坦語幫他輕松獲得穆斯林身份；Vambery在第一次出國旅行的輪船上就成為眾人的焦點，因為他把自己從書本上學來的塞爾維亞語、意大利語和土耳其語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并且土耳其語在短短兩天的時間里突飛猛進，在伊斯坦布爾下船后就能勝任匈牙利語-土耳其語翻譯。

如果總結這三位“東方學派”的自學經(jīng)驗，我們會發(fā)現(xiàn)，運用目標語言進行有意義的真實交流，這一點符合交際法等現(xiàn)代外語教學的主流觀點；但同時類似語法翻譯法的學習方法顯然又與當下流行的浸入式語言學習相矛盾。對這個問題該如何看待呢？“東方學派”的這種語言學習方法對于現(xiàn)代英語課堂有沒有值得借鑒之處呢？

Scott Thornbury在《英語教學30法》書中提到了“技能習得”理念，即語言知識在反復實踐中演變?yōu)槌绦蚧袨?，最終形成語言技能，這種基于19世紀智力學習模式下的外語教育理念雖然有悖于自然法所倡導的經(jīng)驗習得，但至少對于一部分外語學習者來說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