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職官按其官職屬性大致可分為文武兩大系統(tǒng)。由于明之立國在長期戰(zhàn)爭之后，武臣在開國過程中立有汗馬功勞，故明初“最重武臣”，其地位及待遇遠在文臣之上，因此自明立國伊始，文武矛盾就很尖銳，“文武之隔判若涇渭。”文武斗爭影響了有明一代的政治。

一、崇遇備極的明初武臣

明初武臣大多為跟朱元璋起事的淮泗集團，也有歸附的將領(lǐng)。朱元璋任人唯賢，對于真心歸附的將士也不次擢用。他依靠這些人削平了“四帝一王”，推翻了元朝統(tǒng)治，建成一統(tǒng)霸業(yè)。因此立國以后，對他們恩崇有加，明初武臣所受的殊榮大致有：

1、生封公侯，賜鈔建第宅；死賜葬，賜謚號，立廟奉祀。對于開國功臣，朱元璋一直心懷感激，立誓“論功行賞，以報勞績”，共享富貴。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朱元璋在做了一番準(zhǔn)備之后，“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八人?！币院笥钟性S多功臣陸續(xù)受封，大致洪武時期封公十二人，侯五十人，伯六人。

朱元璋不僅在京師賜給功臣華麗的宅院，還常給鈔幣讓他們在鄉(xiāng)里營造居第。他曾對禮部臣說：“諸功臣于京師既有第宅，而鄉(xiāng)里尚仍故居，若既老而歸，于禮不稱?！庇谑琴n公侯鈔人一萬錠，俾還鄉(xiāng)建第宅?！?/p>

公侯生前享有殊榮，死后國家給予豐厚的葬品、安葬費，并賜予基地。甚至象千百戶一類的下級武將有亡故者，官亦“為造墳、安葬、致祭?！眹疫€賜給他們守墳人。洪武四年時，就賜給李善長、徐達等各一百五十戶。

洪武時期，功臣死后一般仍保留“爵位'，其爵位較之生前均晉升一級，所謂“其歿也，公且王之，侯則公之。”即是此意。且“諸功臣死事及有勞而夭者，皆榮公侯而傳之謚?！比缥簢爝_卒后，即追封為中山王，謚武宇，贈三世皆王爵。明初文臣雖偶有獲爵者，但其爵位大多“止及自身'，生可受封，死即奪爵。至于文臣得“謚”則是建文朝以后的事情。

對于戰(zhàn)死疆場的將士，朱元璋在起義之時即于各地立廟祭奠。洪武二年又于雞籠山立功臣廟，論功列祀二十一人。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之后，朱元璋即率大小群臣祭戰(zhàn)沒功臣，隨后又設(shè)壇祭戰(zhàn)沒軍士，優(yōu)養(yǎng)父母妻子，遷葬者官給其費。

2、武臣可蓄養(yǎng)奴婢。面對殘破的社會經(jīng)濟亟待恢復(fù)，洪武五年五月，朱元璋下詔釋放奴婢為“良人”，并給田地，讓他們自由耕種，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明令羈留者要依律治罪，并“沒其家人口，分給功臣為奴驅(qū)使”，但“功臣及有官之家不在此限?！眹疑踔临n給功臣“沒官人”、士卒或'軍中俘獲及抄沒人口”為奴婢。史載武安侯郭英有奴百五十余人，李文忠所蓄僮仆無慮千百，徐達等功臣家也都養(yǎng)有大量奴婢。

文臣一般不得私養(yǎng)奴婢，違者雖貴為上卿亦要治罪。洪武初，丞相汪廣洋私養(yǎng)“沒官人”陳知縣之女為侍妾，事發(fā)后，朱元璋即憤怒地說：“凡沒官子女，例發(fā)功臣為奴，從無與文臣者，”“因敕法司治罪。”可見明祖在對文臣的奴婢限制上是十分嚴(yán)格的。

3、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顯要地位。明朝的建立是在長期戰(zhàn)爭之后，戰(zhàn)爭的洗禮為新王朝造就了一大批文足以治國，武足以安邦出將入相的全才。立國以后，這些武臣進退周旋不失禮度，甚得朱元璋稱賞。于是對他們爵以上卿，委以重任，甚至絕大多數(shù)文職官吏也由他們兼任。在地方，知州、知縣等正職也為中小級武臣所把持。不僅如此，國家典章建置也突出武臣，使得武臣處處高文臣一等。

從官階上看，在中央，武臣之首當(dāng)為五軍都督府之左、右都督，其品級為正一品，而作為文臣之極的六部尚書卻是正二品。在地方，都司衛(wèi)所官比布政司州官亦相應(yīng)高出一階。在諸王國中，明朝政府亦設(shè)有相府，置文武相，其品秩雖同，但地位不等。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的詔書即明確規(guī)定：“諸王相府武相居文相之上”，何以如此呢？“時武職多勛臣故也。”

從儀禮上看，洪武初元，朝儀未修，文武臣入朝往往爭趨競進，至有體弱文臣被擠倒在地者，造成品級紊亂，高下失倫，故洪武二十四年，諭令禮部制定朝儀事例，規(guī)定：“凡朝參，將軍先入，近侍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朝參時，皇帝賜坐，公侯至都督僉事坐于門內(nèi)，六部尚書等坐于門外。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wèi)……次吏、戶、禮、兵、工五部……”。凡朝會，武臣四品以上即可上殿參加朝會聚宴，皇帝賜予坐墩，而文臣則須三品以上才具資格。

4、在法律上的特權(quán)。洪武時期，一般功臣均可獲得皇帝賜予的鐵券，凡獲鐵券之功臣“除謀逆不宥，其余若犯死，免爾二死，子免一死?！边@使功臣獲得了許多法律以外的特權(quán)，他們及其子孫犯法可以將功折罪，免受懲處。如洪武二十四年，宋國公馮勝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為法司所劾，當(dāng)死連坐，“上以諒功臣子，特免死。”武臣犯法不僅可以憑鐵券免罪，法司機構(gòu)不經(jīng)皇帝批準(zhǔn)也是不得擅自逮捕他們的。文臣犯罪牽涉三品以上武臣亦需皇帝批準(zhǔn)方可逮捕審訊，定罪時，也要參考其功勞，然后請旨裁決。

5、享受賜田。早在1364年朱元璋平定陳友諒后，即論功行賞，將一部分土地賞給他的將領(lǐng)，據(jù)《明經(jīng)世文編·平江漢頌》載，當(dāng)時曾“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余將士赍金、繒有差”。洪武時曾多次將田土賜予軍功將領(lǐng)，據(jù)《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四年十二月壬辰“賜中山侯湯和田萬畝，以千石田所收之租，賜華昌侯郭子興?！焙槲涠哪臧嗽隆耙曾P陽定遠縣田土，賜后軍都督僉事沐春。”

關(guān)于“賜田”史書中多有記載，這些“賜田”是勛貴莊田的一個重要來源。鄭克晟先生《明代政爭探源》一書對此已作詳盡論述，茲不贅述。

明初的文臣，就筆者涉獵材料看，一般得不到“賜田”，他們致仕以后，一般也只得到布帛等賜品。

6、子弟的世襲權(quán)。洪武時期，武臣子弟還具有襲爵、襲職和襲封等世襲權(quán)。洪武三年十二月，朱元璋親定武臣襲職之制，“武官自歿之后，子孫應(yīng)襲職者，所司核實，仍達于都督府，試其騎射，閑習(xí)，始許襲職。若年尚幼，則聞于朝，紀(jì)其姓名，給以半俸；俟長，仍令試藝，然后襲認?！币院?，朱元璋又將此承襲制進一步放寬：武臣卒，其子弟年幼者給以全俸，年滿二十即可襲職任事。

武臣子弟的襲封權(quán)包括封地和祿米兩部分。朱元璋還常給他們增加食祿，洪武十九年十月，朱元璋就以武臣“族屬眾多，歲祿恐不足贍”，詔令給武臣增俸，“自中山侯以下十三人，舊食祿千五百石者，加賜公田千石，共歲食二千五百石?！狈餐龉饰涑甲优渍呒案改咐险呓越o以全俸。

明初官俸是極其微薄的，一般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品遞減十三石，正五品十六石，至從九品只有五石，史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這使一般官吏生活拮據(jù)，但武臣卻可得到大量賜田賜祿，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官俸不足，生活遠較文臣優(yōu)裕。

7、加官兼秩與勛級、散階?！叭薄ⅰ叭隆北緛怼熬阄碾A之極也”，但自朱元璋立國以來的整個洪武朝，由于“三公”（秩正一品）、“三孤”（秩從一品）“掌佐天子、理陰陽，經(jīng)邦弘化，其職至重”，榮譽至尊，故幾乎全被賜與武臣，“三公，惟公、侯、伯才望顯著，統(tǒng)兵掌府者，仍得遞次加之?！蔽某加泄τ趪少n爵位，而鮮有得加官兼秩者?！遁膱@雜記》云：“洪武中，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無備員，如劉伯溫、汪廣洋寧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拔某紵o生加三公者”，“歿則方以三公為贈官”，“惟贈乃得之”。

文武最髙勛級雖均為左、右柱國，最高散階為特進光祿大夫，特進榮祿大夫?！昂槲淙辏挤饫?、徐二公，加左柱國。自李、曹公而下，俱右柱國。文臣絕無及者”。洪武時期，絕大多數(shù)開國功臣均獲特進榮祿大夫、特進光祿大夫等散階，而“文臣非伯爵而階特進光祿大夫者，亦不易得”。

總之，洪武時期的武臣沐浴在浩蕩皇恩之中，養(yǎng)尊處優(yōu)，他們操持權(quán)柄，主宰政局，可謂春風(fēng)得意。

二、郁郁不得意的明初文臣

在明初很長一段時間里，由科舉得官的人不占文臣集團中的多數(shù)。明初的文臣大多為征召來的山林隱逸或歸順的故元遺臣。朱元璋自起事以來即廣求名儒，且署禮賢館居之，但這些人被征集來以后并不受重用，充其量不過備顧問而已。他們被排除在皇帝經(jīng)常舉行的封典之外，故從明開國以降文臣得封者可以指屈。其地位十分卑微，偶有小過即遭貶斥、罰俸乃至處死，因之明初文臣事事唯謹(jǐn)，遠不能象武臣那樣神氣活現(xiàn)，從被朱元璋尊為“四先生”的宋濂、劉基等事例，便可窺知明初文臣境遇之一斑。

首先，明祖對文臣苛責(zé)極嚴(yán)、動輒處罰。宋濂素有“開國第一流”之美譽。朱元璋占婺州時，被征為起居注，后以輔導(dǎo)太子之功而大受稱賞，但洪武三年僅以“失朝參”就被降為編修，甚至要將其處死，以太子泣諫，才予赦免。洪武十四年（1381），又以失赴京賀萬壽節(jié)，而在鄉(xiāng)人家會飲賦詩，“上聞，大怒，命即其家斬之?！币择R皇后苦苦勸諫，才免其一死。但不久受其孫慎牽連，而被左遷茂州，自經(jīng)于夔州。宋濂號為開國文臣之首，被尊為佐命大臣，也算位極人臣了，但卻以小過累蒙大難，客死他鄉(xiāng)，可見文臣的地位是何等低下，下場又是何等凄慘。宋濂的遭遇尚且如此，一般文臣的境遇更可想而知。對此，談遷的評論可謂入木三分：“一眚株累，頓忘宿昔，……嗟呼！茍品遇不景濂也者，將百口是盡，悲哉！”

其次，明祖對文臣疑忌極深，特別是張昶事件后，朱元璋對文臣更不信任。洪武三年七月“時東南尚未定，元都號令猶行于西北。昶嘗閑暇，與（楊）憲言：'吾故元臣也，勉留于此，意不能忘故君。而吾妻子又皆在北方，存亡不可知’。憲因鉤摘其言，謂昶謀叛”，昶遂伏誅。張昶伏誅后，朱元璋對文臣疑忌日深，常派人加以嚴(yán)密監(jiān)視，史載濂“嘗與客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p>

朱元璋對文臣還具有強烈的鄙視心理，他崇尚節(jié)義，強調(diào)忠君愛國。元將余厥守安慶，城陷不屈而死，“太祖嘉其節(jié)，立廟和州祀之”，以示對節(jié)義之士的優(yōu)獎。建國之初，朱元璋雖廣求碩儒，置之左右備顧問，似乎格外恩崇，其實朱元璋對這些缺少節(jié)義臣子是有成見的。洪武三年五月，李文忠克應(yīng)昌，百官相率拜賀，“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dāng)賀’”，于是下令“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边@些人雖改事新朝，但朱元璋仍以舊朝臣子目之，成見頗深。又如危素，太祖雖召其“以文學(xué)備問”，但“心實薄其為人”，即看不起他缺少氣節(jié)。史載“太祖一日幸弘文館，素至，履聲徹簾內(nèi)，詔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嬖唬?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厥廟去？’于是有旨謫素?！蔽Ｋ氐脑庥隹芍^明初改節(jié)文臣境遇的縮影。因此這些臣子雖事新朝，但只能俯首低眉，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提到明初的征召，有人往往把它與“禮賢”劃上等號而大加稱頌，這是值得商討的。筆者認為明初的征召只不過是軍事活動的繼續(xù)而已。

明朝建立之初，元朝的碩儒宿士，有的歸順了，有的則匿居山林、深居巖穴，與新朝持不合作態(tài)度。這些故國遺民散處各地?zé)o疑是不安定的因素，是對新朝的潛在威脅。朱元璋決心使這些人就范，一方面他謙卑屈己地誘勸碩儒們：“（朕）不能獨治，故求賢人君子以共治之”，并對應(yīng)詔者予以優(yōu)獎；另一方面又對詔書累至而拒不出仕者威脅恫嚇，征召秦裕伯便是一例：秦裕伯為元福建行省郎中，’元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爆發(fā)后，棄官歸隱揚州、上海等地。吳元年及洪武元年兩次拒絕征召，朱元璋惱羞成怒，“乃手書諭之”、“海濱之民好斗，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茍堅守不起，恐有后悔”，裕伯無奈“拜書遂入期”。對于那些頑抗到底的人，朱元璋也決不客氣，大開殺戒。浦江人戴良不忘故主，拒絕應(yīng)召，不久即“暴卒”。

從這里可以看岀，明初的征儒是一種配合軍事行動，鞏固安定地方、掃除元朝殘余力量、控制異己勢力的手段，帶有極其鮮明的政治色彩。在這種情況下，文士們不出山難保自家性命，出了山又備受壓抑，真是進退維谷。因此明初的文臣郁郁不得意，他們思念故國，想念元朝，常寄情山水，借以抒發(fā)內(nèi)心那份無奈、哀傷、憤懣。宋濂在危素的墓志銘中曾寫道：“素以淵深之學(xué)，精純之文，都顯要之位……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是的，明初文臣縱然經(jīng)倫滿腹，企圖“依光日月”，“濯磨自效”，但在朱元璋疑忌、鄙視和打擊之下，終究心灰意懶、壯志難酬，這不能不說是一出悲劇。

三、武人政治的形成與衰落

明初成臣得以主宰政局，武重文輕政治格局得以形成，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首先朱元璋賴將士用命，奠立朱氏基業(yè)，武臣功高勞苦，開國伊始，即已布居要職，且人多勢眾，在與文臣斗爭中居高臨下，客觀上已處于優(yōu)勢地位。

其次明初開國功臣子弟多尚公主，“洪武皇長女臨安公主駙馬李祺，太師韓公李善長長子；第二女寧國大長公主駙馬梅殷，汝南侯思祖子；第五女汝寧公主駙馬陸賢，吉安侯仲亨子；第八女福清公主駙馬張麟，鳳翔侯張龍子；第九女壽傣公主駙馬傅忠，潁國公友德子；第十一女南康公主駙馬郭鎮(zhèn)，武定侯英子……?！遍_國功臣之女也多被納為王妃，“魏國公徐達三女，一為文皇后，一為代王妃，一為安王妃。鄂國公常遇春女懿文皇太子妃。衛(wèi)國公鄧愈二女，一為秦王次妃，一為齊王繼妃……。”明太祖假干城之寄，重維城之固，與功臣深相結(jié)納，這必然形成武人在政治上的決定地位。

再次朱元璋重視“武備”，他曾一再以“晉撤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dāng)_；唐撤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為歷史教訓(xùn)，提醒諸將“當(dāng)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告誡他們不可一日忘卻“武備”。由于強調(diào)武備，必然優(yōu)禮武臣。如洪武十八年冬，“帝欲文臣優(yōu)禮武臣。一日將宴群臣，預(yù)題一詩，命武臣習(xí)之，至曰：'群臣應(yīng)制作詩’。而武臣將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筵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源四海春融融。’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p>

第四，朱元璋是一個權(quán)力欲極強的人，他雖不拒諫飾非，但對文臣們動輒掣肘的進諫也極為反感。洪武二年，朱元璋詔“孔廟春秋釋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唐肅伏闕上疏力爭；不聽，并由此漸厭儒臣。洪武四年，“上一日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外國所獻海東青，敕儒臣應(yīng)制賦詩。濂七步成，有'自古戒禽荒’語。上曰'朕偶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dāng)防微杜漸’。（唐）肅亦呈一絕句，有'詞臣不敢志歸諫，卻憶當(dāng)年魏鄭公’語，上不懌而起?！蔽某紓兊膰?yán)格約束，引起皇帝的厭倦，失去皇帝的保護，注定了他們在斗爭中失敗的命運。

諸方面因素，決定了武臣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導(dǎo)地位，形成了明初武人主宰一切的所謂“武人政治”局面。但是，這種政治格局并未持續(xù)太久。

對武臣的過分寵遇，造成文臣武將地位待遇的極度不公，結(jié)果勢必使得文武臣之間矛盾重重，斗爭不已。洪武一朝，文武之爭大致可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武臣以壓倒的優(yōu)勢扼制著文臣們的仕進之階，后一階段武臣地位開始動搖，勢力漸致衰落，并逐漸退出了政治舞臺。

1、前期盛行的文字獄禍與文人不仕

武臣們?yōu)榱司S護自己的獨尊地位，扼制文臣勢力的發(fā)展，一則利用自己掌握的政治權(quán)力，排斥壓制文臣，其次挑起文字獄禍迫害文臣。洪武甲子開科取士，朱元璋向意右文，引起武臣不滿，于是他們進讒說文臣善于譏諷人。從此以后，朱元璋批閱章奏處處留心，動輒生疑，從而導(dǎo)演了明朝歷史上驚心動魄的文字血案。洪武初，象山人蔣景高罹表箋之禍被腰斬于市，揭開了文臣們這場大劫難的序幕?！疤靽嗪檬浚蒙细魅?。所親茍不慎，禍福恒相因。……”道出了明初文字之禍的嚴(yán)酷。洪武時期，文人學(xué)士一受官職能得以善終者寥若晨星。

空前的文字獄禍?zhǔn)刮某紓儌?cè)足自危，不寒而栗。據(jù)說洪武時期的文臣上朝前都要與家人泣別，立好遺囑，到晚上如能回來則舉家慶幸，以為又多活了一天。永樂時人僧智暕曾說：“洪武間，秀才做官吃多少幸苦，受多少驚怕，與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犯，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時士大夫無負國家，國家負天下士大夫多矣?！边@是符合當(dāng)時的實際情況的。在這種嚴(yán)酷的政治氣候下，許多文儒明哲保身，以種種借口遠離仕途，從而在明初歷史上形成了文人不仕的局面。明初朱元璋雖累累征召各地文儒，應(yīng)召者卻極少，其原因大概就在這里。即或被迫出山，也大多一遇機會便告老還鄉(xiāng)，解甲歸田，退出這翻云覆雨、朝不保夕、讓親鄰老少擔(dān)驚受怕的是非之地。文人不仕，使得許多官職缺員，不得不以武人充任，洪武時期就曾多次下詔任用武人，甚至起用已致仕的年邁體衰的武臣為布政使，官僚機構(gòu)嚴(yán)重老化，辦事效率極低?；虺家聻楣伲S多人朝在田里，夕入朝廷，仿若游戲。如洪武十三年九月所置四輔官中之王本、杜佑之屬即是如此。官僚集團素質(zhì)低下。文儒們匿跡山林，拒不出仕，使明朝失去一大批經(jīng)邦治國人才，這實在是明初政治上的—大缺憾。

2、后期的誅殺功臣

明初功臣晚年所罹的浩劫，文臣應(yīng)負有不可推御的責(zé)任。

洪武時期，國家賦予武臣優(yōu)厚的待遇與崇高地位，時代寵兒的武臣們神十足，他們卑薄文臣，恥與舞文弄墨的文儒往來，折節(jié)下士之風(fēng)在當(dāng)時已成為歷史的陳跡。明初浙江某鎮(zhèn)撫譚濟翁禮賢下士，蘇平仲等士人們盛稱難得。在地方諸王國中，武臣常越職辦事，侵奪文相權(quán)利，插手干預(yù)地方民政事務(wù)，甚至凌辱文臣，這也使文儒們嫉憤不已。文臣們?yōu)榱讼魅跷涑紕萘?，在武臣們的鐵壁銅墻之中為自己爭得一方立足之地，也算費盡心機。

他們利用自己掌握的司法權(quán)，輕罪重刑，打擊武臣勢力。他們不加克制地玩弄權(quán)柄，乃至朱元璋亦覺有些過分。洪武六年三月，朱元璋即嚴(yán)歷批評了法司機構(gòu)用法苛細，“使人舉動即罹刑綱”的作法“甚失寬厚之意”。

他們還利用銓選之權(quán)排斥武臣子弟。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乃下令于遼東設(shè)置儒學(xué)“教武官子弟”。后又以“武官子弟多不識字”，于是在邊地廣置儒學(xué)，并多次下令武臣子弟入學(xué)誦讀經(jīng)史。優(yōu)異者，不次擢用。但吏部在擢用武臣子弟時往往多方刁難。洪武十四年十一月，朱元璋就此對吏部提出批評：“人有學(xué)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嘗命之講學(xué)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于學(xué)者？若概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擇用之?！?/p>

他們還利用近侍之便詆毀武臣，用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xùn)諷諭朱元璋，勸他留意功臣。表面的忠君體國背后暗含騰騰殺氣。洪武七年淮安侯華云龍死，學(xué)士宋濂奉命作神道碑，在這篇近乎奉詞伐罪的碑文中即流露了這種思想，其文曰：“往古韓、彭之流怙功自專，卒致夷滅，皆其自取……”，即用漢高祖誅殺功臣韓信、彭越等故事，諷諭朱元璋效法漢高祖“狡兔死走狗烹”之故伎。

朱元璋是一個性格孤僻、剛愎自用、極端殘忍且權(quán)力欲極強的專制帝王。他給功臣優(yōu)厚待遇，完全出于小農(nóng)階級的報恩心理。他絕不允許任何人危害他一手締造的朱氏江山。文臣們?yōu)榱舜驌粑涑迹阍凇爸焓辖健鄙洗笞魑恼?，以此來刺激朱元璋的嗜殺本性，胡惟庸的敗事，為他們緊鑼密鼓地催促朱元璋對武臣們大開殺戒提供了極好的契機。胡惟庸以武臣薦舉而躋身顯官，也多與武人交接。于是，文臣們便利用“謀逆不宥”的圣諭，誘致武臣家奴進行誣告陷害，洪武二十三年四月，他們利用李善長有奴盧仲謙誣陷李善長與胡惟庸“通賂遺，交私語”，從而順理成章地給李善長加上了“朋比為奸”的罪名。五月，他們又誘致陸仲亨家奴封貼木誣告陸仲亨、唐勝宗、費聚及趙雄等武將與惟庸謀不軌，勾撰排比，又將大批功臣列名逆黨榜中。然后利用他們所操縱的刑審權(quán)，嚴(yán)刑逼供，許多名震沙場的虎將屈打成招，含恨躋身逆黨行列。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率群臣審訊藍玉，強加給他許多罪名，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令具實，并加以大刑，于是，這位威震西南漠北，使西戎北虜聞風(fēng)膽裂的猛將功臣也犯了“謀不軌”罪遭誅戮。洪武時期，象藍玉這樣功垂史冊的宿將莫明其妙地背上謀反罪名而含恨九泉者何止干萬，正是這些功臣們的血、淚和恨為文臣們政治地位的提高廓清了道路。洪武二十六年九月（1393），朱元璋手詔天下：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這標(biāo)志著武人政治的終結(jié)。洪武時期，在文臣的策動下，兩興大獄，坐胡黨死者三萬余人，坐藍黨死者萬五千余人，功臣宿將幾乎誅戮殆盡，幸存者寥寥無幾，即或僥幸生存，也如驚弓之鳥，摒足斂息，謹(jǐn)出慎入，唯恐過格，落下把柄，被人揪住辮子。功臣晚年的這場劫難正是文武之爭的結(jié)果，而罪魁正是其對立面——文臣。

與文人不仕局面相聯(lián)襯，洪武末年，一般將士立功受賞，卻不愿甚至害怕入朝為官，早期功臣的那種優(yōu)越感此時已蕩然無存。當(dāng)時武臣中有許多韃靼人，他們多不識字，食祿而不臨政事。許多將士為了躲避官爵，紛紛改易韃靼姓名，這種情況直至永樂初元尚無多大改變，以至將才乏人，政府不得不用行政命令手段強迫他們恢復(fù)姓氏，改從政事。

明初的文武之爭與南北之爭及以地域為特色的黨爭交錯進行，造成政治的混亂，對明代歷史產(chǎn)生了消極影響，乃至連后來武備松弛、虜寇猖獗，以及特務(wù)政治盛行等，都可直接或間接地從文武之爭中找到一些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