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答司馬諫議書 / 王安石 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于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作者：陸平（南京市金陵中學(xué)） 統(tǒng)編教材注：“特別在于名和實（是否相符）”，過于寬泛。“名實”（名稱與實際）是古代論說文章常用的概念，針對不同論題，有不同的內(nèi)涵。 王安石文章中常見的“名實”，指選舉官員時需要考察的該員聲譽與實際品行、能力、政績等：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xué)術(shù)，而居寵有昧冒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除翰林學(xué)士謝表》） 圣人之于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核其名實，然后任使逸而事以濟矣。（《取材論》） 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后世者，耳目所遇，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于無窮耳。（《答韶州張殿丞書》） 他專門寫有《名實論》，討論世俗議論之下，人的名望與實際不符的情況。 但另有一種“名實”，指議論政事時所涉及的名目與實際所指。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云： 未嘗如古大有力之君，與學(xué)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 古代君臣決策或士大夫論政，往往依托儒家經(jīng)典。這基于一個共識：儒家經(jīng)典中有圣賢為后世規(guī)劃、整理好的“先王之法”，后人只需要辨明圣人所立名目的實際所指，就可以循章辦事。而抨擊王安石新法的保守派，就是借用儒家經(jīng)典里的一些名目，來作為新法的罪名。比如對于青苗法的抨擊，最多借用的就是《孟子·梁惠王上》的“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王安石則憑借其深厚的儒學(xué)修養(yǎng)，借辨明此類名目的實際所指，來駁斥反對意見，并論證自己的施政符合先王之法。比如其《答曾公立書》 ： 孟子所言利者，為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fā)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奸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愿何？……公立更與深于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于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 這封書信在《臨川集》中為《答司馬諫議書》的前一篇，當(dāng)寫于同一時期?！洞鹚抉R諫議書》所回復(fù)的司馬光《與王介甫第二書》也借“義利之說”指責(zé)王安石新法： 光雖未盡曉孟子，至于義利之說，殊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 “殊為明白”表明了司馬光的理論自信，“介甫或更有他解”則近乎挑釁。所以王安石回信說“蓋儒者所爭，尤在于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洞鹚抉R諫議書》所辯包括了司馬光《第一書》就已提出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在司馬光來書中，征利一項依托義利之說，其余三項亦各引經(jīng)據(jù)典。所以王安石以“受命于人主”“舉先王之政”“為天下理財”“辟邪說，難壬人”辯明這些名目不能與他的實際作為相應(yī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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