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如今的人們談及大宋蘇東坡，那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自古至今，所到之處，無論是文章詩詞，還是人格精神，歷來都是“圈粉”無數(shù)，尤其膾炙人口的是，東坡先生自帶“吃貨”標簽，以其命名的“東坡肉”“東坡肘子”“東坡魚”，被人頻頻提及，一眾老饕無不眉飛色舞，唇齒流涎。然則，這樣一位美食家，在其蘇門四學士中，除江西詩派開山之祖黃庭堅、“山抹微云君”秦觀、“農(nóng)喜亦喜，農(nóng)憂亦憂”的張耒以外，巨野晁補之（無咎）則是身后寥寥，少人得知，猶如其名，似乎是蘇門四學士中的“補之”。其存世之《雞肋集》竟也是以“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的雞肋命名，更令我們意外和費解，不但沒有一絲蘇東坡“飽得自家君莫管”的意思，也沒有半毫“人間有味是清歡”的風采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lǐng)風騷數(shù)百年。

20歲時的蘇軾，曾讓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十分賞識，稱“讀軾書，不覺汗出?？煸湛煸眨±戏虍敱苈?，放他出一頭地也”。晁端彥（晁補之叔父）也曾側(cè)面印證說：“吾從歐陽公游久矣，公令我來，與子定交，謂子必名世，老夫亦須放他出一頭地?！?/p>

熙寧四年（1071年），晁補之十七歲，父親到杭州做官，他隨同前往，于是薈萃了錢塘山川風景人物的秀麗，寫成《七述》一書，帶去見杭州的通判蘇軾。蘇軾原先也想對“眼前風景”有所感賦，但讀《七述》后贊嘆說：“我可以擱筆了！”活脫脫又一個版本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處于創(chuàng)作旺盛期的蘇軾，為什么對十七歲的晁補之青眼有加呢？難道僅僅是對于其父的一種客套話嗎？而晁補之為蘇軾所期許，偌大才名，為何又少為人知呢？

正是因為蘇軾來到了杭州，久仰其大名的晁補之多次寫信，表達了拜入其門下的愿望，最終憑《七述》打動了蘇軾，成為了第一個“獲侍于蘇公”拜師學藝的弟子。這是兩人訂交之始，可以說蘇軾對晁補之影響深遠。對于這位弟子，蘇軾也是抱有很大的期許，雖然說亦師亦友，相互探討，但顯然晁補之在蘇軾這里，詩文書畫均受益非淺，蘇軾時常對他指點迷津。“辱在先生門下，雖疾風苦雨，晨起夜半，有所請質(zhì)，必待見先生而后去。先生亦與之優(yōu)游講析，不記寢食，必意盡而后止”。元豐二年（1079），晁補之27歲時，考中進士，開封府和禮部考試都是第一名，眾多的考生中，連宋神宗都指著他的試卷說：“深于經(jīng)術(shù)，可革浮薄?！笔阱ぶ菟緫魠④姡噷W官，任北京國子監(jiān)教授。很顯然，晁補之在政治上，早期是非常想有一番作為的。

荒涼廢圃秋，寂歷幽花晚。山城已窮僻，況與城相遠。我來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見苦吟人，清樽為誰滿。

——蘇軾《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

熙寧七年八月，蘇軾以督捕蝗蟲再次來到新城，在晁補之的陪同下參觀新城縣七賢鄉(xiāng)陳氏園，寫下此詩。晁補之則以《次韻蘇公和南新道中》相和，一句“公來無與同，念我百里遠”，既回答了蘇軾“我來亦何事”之問，又表達了對老師蘇軾的感激之情。再有“山園芙蓉開，寂寞歲云晚”，使我們清晰的感受到，師生在彼此的一唱一和中那種濃濃的師生之誼。

熙寧八年，晁補之與父親晁端友回到山東故里，不久又去了開封，晁端友因病卒于京師昭德坊，晁補之于熙寧九年侍奉母親再度返濟州巨野故里。師徒二人暫時分離后，在熙寧十年春，蘇軾自密州去開封時，在汶上李師中處師徒再度相見。蘇軾在都門時，晁補之又去京師專程拜謁蘇軾。

其后元祐年間，蘇門四學士交游甚多。元祐六年春，晁補之南下赴通判揚州任，治政事頗勤。次年春，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改知揚州，在揚州的這半年期間，師徒游宴唱和，交往頻繁，彼此歡愉。

然而一切美好的氛圍，都是短暫的，紹圣二年晁補之因與蘇軾修建揚州摘星樓一事，貶為通判應(yīng)天府，隨即移通判亳州。紹圣年間，新黨又將蘇軾連奪三官，遠貶惠州，這樣修摘星樓的罪名大多落到了晁補之的身上，對此蘇軾深感不安，與人交談時，每每愧疚自己連累了晁補之。

晁補之縱有才氣縱橫，與其師蘇東坡一樣的“腹有詩書氣自華”，且政績斐然，但也一樣的滿腹“不合時宜”，最終也是一生漂泊，身世潦倒，仕途也隨著蘇東坡起起伏伏，一貶再貶都是最平常的，在短暫回朝任職后，終于在1103年再次被貶，不過這次至少是回到了故鄉(xiāng)。之后，晁補之廢退金鄉(xiāng)，將自己的寓所命名為東皋，雖然說是“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我們也能看出，他是在隱隱地向恩師“東坡”致敬。

蘇軾在《答李昭玘書》中說：“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于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

李昭玘《上眉陽先生》亦云：“晁君氣豪邁，辨博俊敏，下筆輒數(shù)千言，纖余卓犖，馳揫斂，各盡其妙。嘗曰此文蘇公謂某如此作，此文某所作蘇公以為然者也。又數(shù)年先生罷東武還朝，晁君見先生于京師。既歸，昏夜叩門，開軒置燭，出先生新文十余篇，促席吟誦。晁君健辭氣，每道先生言語，至險絕處，口吃如不快意。須臾，風雨暴落，窗撼燭滅，倏忽之間，疑有神物二人者。獨把卷囁嚅，恍然不知心形之俱忘也”。

蘇軾還曾單獨稱贊晁補之的文章，寫得博雅雋永瑰偉很有說服力，遠超一般人，以后一定會顯名于世，因此人人都將知道他的名字。但蘇軾也在給黃庭堅的信中談到：“晁君騷詞，細看甚奇麗……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wù)使平和，至足之余，溢為怪奇，蓋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蘇軾懇切的提到，所謂“奇麗似差早”，正是他感覺晁補之由于年少氣盛而發(fā)語不夠沉著，請黃庭堅以朋友切磋的方式，婉轉(zhuǎn)提醒。

在“蘇門四學士”中，晁補之與張耒舊時曾做過一段時間的鄰居，相距不過百尺，關(guān)系更為密切，“外雖朋游，情實兄弟”，時人將其二人并稱“晁張”。張耒曾評價區(qū)分過秦觀和晁補之文章之間的差異：“秦文倩麗若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我們可以看出，秦觀的特色在文采流麗，而晁補之主要以氣勢驚人。但是大家公認的是晁補之“學東坡，韻致得七八?！睆垹柼镌凇度毯~序》中也說過“學東坡者，必自無咎起，再降則為葉石林，此北宋正軌也?！碧K軾的另一得意門生黃庭堅對晁補之與張耒，則贊嘆說，“晁張班馬手，崔蔡不足云”，直接上升到司馬遷和班固，并且遠超漢代的崔瑗和蔡邕。

蘇門子弟之所以都有較高的成就，與蘇軾細心體貼、因材施教的指導方式是分不開的。蘇門師友之間的彼此尊重，互相關(guān)懷，那種既和睦而又不失活潑詼諧的團體氣氛，使后人在千載之下，尚神往不已。

直到后期，晁補之在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守喪故里，卜居緡城，醉心田園生活，與蘇軾及蘇門弟子的聯(lián)系才漸漸少了。

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間，蘇軾病逝，晁補之聽聞噩耗，悲痛萬分，“間關(guān)嶺海，九死來歸，何嗟及矣，梁木其摧！”《祭端明蘇公文》，在祭文中，將其真摯情誼盡數(shù)傾注。畢竟，晁補之在為人為官和文章詩詞方面，都受到了蘇東坡人品、道德、文風的影響，雖未如恩師所期許的“名滿天下”，但在蘇門文脈一系中，也妥妥的是文壇翹楚了。

說起來，“補之”雖然不如“辛疾”“去病”一樣赫赫大名，但終究也是“無咎”，《易經(jīng)》所求的不就是“無咎”嗎？而《雞肋集》之以“雞肋”一詞命名，無非是自謙之詞罷了。畢竟蘇軾門下，又能有哪一位會是“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之雞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