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兩個情節(jié)類似，但結果反差巨大的案件在網上被人提出。

同樣是夫妻互相傷害，同樣是故意殺人既遂，北方某地一位長期遭受家暴的婦女反擊丈夫，被判處無期徒刑；

南方一位丈夫將妻子推入河中，并眼看其活活溺死，卻僅被判處不到四年的有期徒刑。

主任的前文（《惡性事件的背后秘幸》）已經講過部分原因。但是，這類現(xiàn)象背后其實還有其他原因。今天，主任便為讀者們講解這第二重原因。

講解之前，何主任先要解釋兩個法律概念。

第一，宗法制，指通過血緣關系親疏遠近來分配權力的制度。

第二，準五服以制罪，指將當事人之間的親疏遠近關系作為處理糾紛重要考量因素的制度。一般來說，血緣關系越近，上位者欺凌下位者的處罰越輕，下位者反抗上位者的處罰越重。

這兩個法律概念/制度是中國古代長期以來的法制指導思想，自然對中國人的理念，乃至中國社會的整體理念產生了深刻影響。

無論是開頭提到的案件，還是日常生活，想必讀者們都能對這兩類制度有所感受。

然而，這些思想和制度也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中國社會的客觀條件決定的。中國長期處于農業(yè)社會，從事農業(yè)生產則需要定居，并對特定土地進行精耕細作，提升產量。

這種背景下，特定地域的人群便容易形成相互之間有血緣關系的家族。家族內部，自然是體力占優(yōu)勢的成年男性客觀上地位更高。

經濟上處于依附地位的女性和未成年人，在社會層面的地位也隨之降低，甚至長期以來沒有獨立的人格權，被視為“物品”/附屬品。

而在無數(shù)執(zhí)行家長制、宗法制的微觀家庭的基礎上，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秩序其實也是家族倫理的放大版，縱向、橫向主體間的行為準則基本是家庭內部父子、兄弟間行為準則的翻版。

可以說，這些東西是這片土地各個層次、從宏觀到細胞一般的小家庭的掌權者凝結出來的。即便引入現(xiàn)代文明，即便踐行某理想主義的理念，也難改數(shù)千年的傳統(tǒng)對這片土地的影響。

就算是最平等、最反古的那十年，“物品”們仍然沒有資格自由處置自己的身體，擁有平等的資格和權利，遑論如今。

理解了這些，讀者們就可以理解開頭的相關判決了。

在這類觀點看來，女性是大家長的附屬品，是“物品”、“財產”。所有者處置“物品”，自然處罰會更輕；“物品”反抗所有者，處罰則會更重。

更不必說，在如今這個時局下，作為“物品”的女性被定位為社會怨氣的蓄水池，宏觀層面對家暴行為的干預動機進一步削弱。

正如主任在前文《惡性事件的背后秘幸》中所說，

對家暴的消極干預，對離婚設置各種障礙，背后的考量都在與此：讓那些有怨氣的男性將怨氣鎖在家中，撒給他們的眷屬，以圖少去禍害社會。

類似的觀點還體現(xiàn)在婦女兒童收買者的處理上。最近一父親尋親得成的故事頗有熱議，很多人就問到，有買才有賣，為何不重罰買家？

事實上，拐賣婦女、兒童最高可以判死刑，收買的最高刑期則只有3年有期徒刑。

傳統(tǒng)觀點看來，買“東西”不算什么大問題，相比之下，拐賣則侵犯了原物主的“財產權”，應當被重罰。

總之，從清、民至今，雖時異勢殊，可權力的穩(wěn)固卻依舊一定程度需要傳統(tǒng)的加持。法律作為有階級性的器具，自然會體現(xiàn)強者的意志，作出符合他們意志的規(guī)定。

國情民情如此，規(guī)則便由此而生。付出和獲得，總是互有代價。

西方制度的個人自由，同他們對中下層民眾的漠視是一體兩面的；

我們制度的無限責任，也同對弱者的物化是一體兩面的。

大家長制，家長再怎么兇，終究還是會照顧孩子的；

大老板制，老板無論平常多么洋氣、開明，但在大事到來時是不會真心關心員工的。

各種規(guī)則開枝散葉撐起社會的運轉。這背后的利益衡量自然也是一種極限操作的天平。

任何選擇和收益都有其代價，這便是客觀規(guī)律。現(xiàn)實早已在每個受益背后標好了價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