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豐年間，大宋與西夏在陜西永樂城爆發(fā)戰(zhàn)爭，結果宋人新筑的永樂城被雨水浸塌，城破，宋師大敗。

這次用兵失利，讓宋神宗大怒，“內(nèi)批出令斬一漕官”，御筆批示將一名路轉運使斬了。

次日，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宰相）蔡確奏事，神宗問他：“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

蔡確說：“不可斬，方欲奏知?！?/p>

神宗說：“此人何疑？”

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p>

神宗沉吟良久，又說：“可與刺面配遠惡處?！?/p>

這時，門下侍郎（副宰相）章惇站出來說：“如此即不若殺之?！?/p>

神宗問道：“何故？”

章惇說：“士可殺不可辱?！?/p>

神宗聲色俱厲地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章惇不客氣地頂了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這并不是宋神宗一個人的牢騷，其實是宋朝君主處處受掣肘的常態(tài)。今天許多人以為皇帝一定是口含天憲、出口為敕，但這一想象并不合宋朝史實。我仔細考究過宋代君主所受到的種種約束，其完備性可謂為歷代所不及，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一般性約束，也有其他王朝所無的特別約束。

兩宋三百余年，從未誕生過一個獨裁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權相出現(xiàn)了一大串，我們可以列出一個長名單：王安石、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等。宋代可能沒有很好地解決權相專制的問題，但君權則是受到了有效限制。

我將宋朝君主所受到的約束歸納為十項。下面我們一一考察。

天·誓約·道理

首先讓我們從古代帝王心目中最不可褻瀆的神秘力量——“天”說起。

在秦始皇建立帝制之后，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漢代時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才在皇權之上設置了一個更高位階的“天道”，將“絕對皇權”改造成“相對皇權”?，F(xiàn)在受過理性啟蒙的人們似乎難以想象古人對于天的敬畏，但對于古人來說，他們確實相信上天有一雙眼睛盯著人間，并通過災異向失德的統(tǒng)治者提出警告。

元豐八年（1085），神宗皇帝駕崩，太皇太后垂簾聽政，呂公著這么告訴太皇太后：“天雖高遠，日監(jiān)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愨，慈孝忠厚，則天必降福，享國永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nbsp;

對天的敬畏，也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了宋朝君主的行為，如咸平六年（1003），“有星孛于井（宿）、鬼（宿），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余”，這一反常的天象讓宋真宗誠惶誠恐，對宰相說，“朕德薄，致茲謫見，大懼災及吾民，密邇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答天譴?！?生日Party都不敢舉行了。

而熙寧二年（1069），當宰相富弼聽聞有人在宋神宗面前“言災異皆天數(shù)，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感到非常憂慮：“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立即“上書數(shù)千言，力論之”。從科學理性的角度來看，那位跟神宗說“災異非關人事得失”的臣僚似乎很有道理；但從政治邏輯的角度來說，富弼的憂慮無疑更具智慧：君主敬天，才不敢一意孤行；若出于祛魅，將君主對天的敬畏消解掉，只會有利于皇權專制主義的生成。

后來神宗暫罷新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對天的敬畏。我們知道，熙寧變法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熙寧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又遇上了大旱災，“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并城民買麻糝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楬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 

有一個叫做鄭俠的小官，不忍看流民流離失所，繪成《流民圖》，上書宋神宗，請求罷去新法，并說：“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皇帝“反復觀圖，長吁數(shù)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詔令“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歡叫相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 

顯然，天作為節(jié)制人間君權的超驗之維，在宋代政治運行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當然，這種來自于天的約束非宋朝所獨有，不過接下來我們要說的另一道約束君主的超驗之維，則是宋代獨有的，那就是“誓約”。誓約為宋太祖所立，每一任嗣君即位之初，都必須恭讀這份誓約。對誓約一事記述最詳者，為署名陸游的《避暑漫抄》：

藝祖（即宋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后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敕，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余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呂）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

靖康之變，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币辉疲骸安坏脷⑹看蠓蚣吧蠒允氯恕！币辉疲骸白訉O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span>

靖康末年，徽宗、欽宗兩帝被金人所擄，有一位叫做曹勛的官員隨徽宗北狩，未久他有了一個機會逃歸南方，臨行前，徽宗向他囑托國事：“歸可奏上（指宋高宗），藝祖有約，藏于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nbsp;

我們應該怎么理解這份誓約呢？你可以說它是太祖的遺詔，但更準確地說，這其實是宋皇室與上天之間的立約，趙宋的君主如果違背誓約，則“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間敬畏的時代，這樣的“誓約”具有比一般的遺詔更大的約束力。從歷史事實來看，兩宋三百多年，皇帝也確實不敢違背這份誓約。

只有宋高宗破過例、開過殺戒，于建炎元年（1127）殺了“伏闕上書，力詆和議”的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這可能因為當時處于戰(zhàn)時狀態(tài)；而且，在靖康之變中倉促登基的趙構本人，不可能知道有這么一塊藏于太廟夾室的誓碑，也未親歷“恭讀誓詞”的莊重儀式，即使聽曹勛轉述過“誓不誅大臣言官”的太祖遺訓，畢竟跟對著誓碑立毒誓的感受不一樣。

不管怎樣說，趙構殺上書言事之人，無疑背叛了太祖立下的誓約，不必替他辯護。數(shù)年后，他本人也不得不為誅殺陳東與歐陽澈之舉表示悔罪：“朕初即位，昧于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nbsp;

如果我們對比其他王朝，不管是漢唐，還是明清，都有許多士大夫因為言論罪而受戮，就會相信宋朝君主跟上天的這項立約是多么的難能可貴。

在宋朝，還有一道對君主的約束也具有超驗的性質(zhì)，那便是“道理”。其淵源也是來自宋太祖：“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間。再問如前，普對曰：道理最大。上屢稱善?！?開國皇帝認同“道理最大”，即意味著承認權力不是最大、皇權不是最大，皇權之上，還有“道理”。君主雖號為至尊，但在“道理”之前不能不低頭：“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 。

從“道理”二字，宋朝理學家姚勉推演出一個完整的“道統(tǒng)譜系”：“天開我朝，道統(tǒng)復續(xù)。藝祖皇帝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大?！搜砸涣ⅲ瑲飧蓄悘?；五星聚奎，異人間出：有濂溪周惇頤倡其始，有河南程顥程頤衍其流，有關西張載翼其派；南渡以來，有朱熹以推廣之，有張栻以講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略聞古圣人之所謂道矣。” “道理”被闡釋為“道統(tǒng)”，具有超驗的永恒價值，由士大夫發(fā)現(xiàn)并闡發(fā)出來。

另一位理學家真德秀則將“道理”闡釋為“公議”：“臣聞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根本于人心、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有天地以來，雖甚無道之世，破裂天常、隳壞人紀、敢為而弗顧者，能使公議不行于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于人心。善乎先正劉安世之論曰：公議即天道也。” 

不管將“道理”解釋成道統(tǒng)，還是公議，它都高于君權，并且其闡釋權不歸君主，而歸士大夫。

祖宗法·條貫·國是

如果說，作為道統(tǒng)之所系的“道理”有點類似于“自然法”的概念，那么宋人念茲在茲的“祖宗法”，則類似于“習慣法”的概念。

宋明兩代最重祖宗法。宋朝每有新君登基，都要強調(diào)一遍對“祖宗成規(guī)”的忠誠：太宗即皇帝位，申明他將“恭稟遺訓，仰承法度，不敢逾違”；真宗即位，亦稱“先朝庶政，盡有成規(guī)，務在遵行，不敢失墜”；仁宗即位，誠惶誠恐說“凡百機務，盡有成規(guī)，謹當奉行，不敢失墜”；英宗即位，還是重申“悉有成規(guī)，惟謹奉行”；神宗即位，也是謙稱“雖寡德之未類，敢舊章之或隳”…… 

不過，宋明二朝祖宗法的形成機制又有很大差別，明朝的祖宗法是由開國皇帝朱元璋親手訂立、頒行的成文法，要求子孫永世遵守：“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于無窮矣！” 宋代的祖宗法，卻不是哪一個皇帝制定的，而是由一系列先帝故事、習慣、慣例、故典所組成。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故典與慣例的整理，通常都是由士大夫群體來完成，士大夫在篩選、闡釋祖宗法的過程中，毫無疑問融入了儒家的治理理想，因而，宋朝的祖宗法甚至不能說是哪一位趙宋皇帝本人的意思，而是士大夫集體塑造出來、經(jīng)過漫長時間形成的非成文憲法性慣例。

祖宗法旨在約束君主行為、確立政治運行原則，這一點跟規(guī)范士民行為的一般性法律有著本質(zhì)性的差異。當現(xiàn)任君主做出不符合儒家理想的行為時，士大夫集團往往就會搬出祖宗法，令君主不得不作出讓步。宋真宗曾經(jīng)想給他寵信的內(nèi)侍劉承規(guī)討個節(jié)度使的名銜，宰相王旦即以“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無，不可聽也”為由，斷然拒絕了真宗皇帝的要求。 

在非成文的憲法性慣例之外，宋朝當然也有規(guī)范皇室行為的成文法，叫做“條貫”。

開國之初，宋太祖已意識到條貫乃是預防后世君主肆意妄為的妙法：“太祖即位，嘗令后苑作造熏籠。數(shù)日不至，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制造，乃進御。以經(jīng)歷諸處，行遣至速須數(shù)日’。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显唬?呼趙學究來！’趙相既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shù)十錢可買一熏籠；今為天子，乃數(shù)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條貫，蓋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后代子孫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jīng)諸處行遣，須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若無熏籠是甚小事也?！?nbsp;

按照宋朝的條貫，內(nèi)廷要增添幾只取暖用的“熏籠”，需經(jīng)過繁復的程序，層層審批，走完這些程序，最快也得幾個工作日。其間如果臺諫覺得不妥，還可以駁退回去。宋太祖草莽出身，對這樣的條貫開始時很不耐煩，但經(jīng)過宰相趙普的解釋，太祖就明白過來了，廟堂不比民間，民間可以用數(shù)十錢買一熏籠，皇室的用度取之民脂民膏，當然需有條貫約束，否則后世君主揮霍無度，豈不后患無窮？

從實際的情況來看，這一條貫對于宋朝君主是有約束力的，如宋仁宗“好食糟淮白魚”，然而按“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于四方”，所以“無從可致”，一直過不了吃一頓糟淮白魚的嘴癮。后來，還是宰相呂夷簡家中有糟淮白魚，呂夫人便給皇后送了兩筐魚。又如宋代的內(nèi)廷嬪妃，例分五等，各有俸錢，皇帝不能隨便給寵愛的嬪妃升工資，曾有幾名妃子纏著宋仁宗“請降御筆進官”，皇帝答應了，“取彩箋書某宮某氏特轉某官”，至給俸日，這幾名妃子“各出御筆乞增祿”，但有司以不合條貫為由，“悉退回”，眾妃只好找皇帝投訴，將御筆彩箋撕掉，說：“元來使不得?！比首凇暗Χ仓?。 

除了不成文的憲法性慣例（祖宗法）、成文的普通法（條貫），宋朝還有一項特定時期內(nèi)施行的機制——“國是”，也對君主構成了約束。

所謂“國是”，是指君主與士大夫集團共同商定、制訂的“基本國策”。北宋前期崇尚“異論相攪”，“異論相攪”有好處，眾人均能各抒己見，暢所欲言；但也有壞處——莫衷一是，爭吵不休。熙寧年間，朝廷為順利推行新法，變“異論相攪”為“共定國是”，“國是”確立下來之后，皇帝與廷臣都共同遵守，不可再爭執(zhí)不下，用南宋初宰相李綱告訴高宗的話來說，“古語有之云：'愿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后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事不難舉也?！?nbsp;

“國是”非君主一人決定，而必須與執(zhí)政大臣協(xié)商，達成君臣共識；而且，“國是”對君主與大臣均有約束力，皇帝想單獨更改“國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臣則可以借“國是”掣肘皇權。元豐五年（1082），宋神宗有意兼用變法派與保守派，“欲取新舊人兩用之”，說“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但宰相蔡確不同意，理由就是“國是方定” ，若起用保守派領袖司馬光，恐怕會動搖變法的“國是”。神宗還能怎樣？只好放棄司馬光。

“國是”的概念在北宋神宗朝形成之后，一直貫穿至南宋時期，如南宋秦檜執(zhí)政期間，“和議”便是國是。

經(jīng)筵·史官·公議

前面我們提到的司馬光，當過史館檢討、翰林侍讀學士，這兩個職務又代表了另外兩項約束君主的機制：史官制度與經(jīng)筵制度。

經(jīng)筵是一項特殊的教育制度，以帝王為教化的對象，旨在通過講筵，讓帝王了解和吸取歷代興亡的教訓、熟悉和接受儒家的經(jīng)義。但經(jīng)筵不僅僅是御前教育，從更深層次看，經(jīng)筵乃是一項精妙的政治制度，目的在于用儒家義理馴化皇權，用儒家的話來說，這叫做“格君心之非”，“君德成就責經(jīng)筵” 。

宋朝是經(jīng)筵制度發(fā)展成熟的時期，國家設立了專門的機構（講筵所）和經(jīng)筵官（翰林侍讀、侍講），訂立了經(jīng)筵的法規(guī)（《講筵式》），有固定的講筵時間（每年二月至端午、八月至冬至，通常為隔日一講）、講筵場所（北宋為邇英閣，南渡后一般稱講筵閣）與講筵科目（講經(jīng)與講史）。宋朝君主不管是有為之君（如神宗、孝宗），還是庸常之君（如真宗、英宗），都比較溫良，這跟經(jīng)筵的教化是分不開的。

傳統(tǒng)的史官制度也是讓君主心存顧忌的力量。呂公著曾告誡宋神宗：“人君一言一動，史官必書。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載之史策，將為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在小惡不可不去?！?因此，如果君主在乎身后的歷史聲名，行事就不能不有所顧忌：“宋太祖一日罷朝，俯首不言者。久之。內(nèi)侍王繼恩問其故，上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官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nbsp;

當然，要讓君主對歷史心存敬畏，史官的獨立性非常重要。在宋朝，保持史官的獨立性是士大夫的一項共識。北宋人劉燾在太學讀書時，閱讀《史記》，看到書中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句，便跟同窗夸口說：“明日考試，我必用此句?！钡诙焯珜W考試，出的策論題是“論《神宗實錄》”，與軍事毫無半點關系。但這難不倒劉燾，他答道：“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苯Y果他的策論獲得第一名的評分。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劉燾的急智，而是宋人關于歷史書寫的認識：史官具有獨立的“秉筆權”，不受君命所左右。

按宋朝慣例，君主與大臣議事的任何場合，都需要有史官在場。這跟現(xiàn)代政治中的電視直播有著類似的功能，都是政治透明度的體現(xiàn)，只不過一個是即時公開，一個是留給歷史與后人。宋哲宗時，“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即這個大臣想跟皇帝秘密商議事情，要摒退左右與史官。但起居舍人（史官）呂陶堅決抵制，他說，“君臣議事，屏左右已不可，況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闭茏谧詈笾缓孟略t，確立了今后議事時史官必須與聞的原則。 

上面我們還提到真德秀推崇的公議。真氏對公議有進一步闡發(fā)：“公議，天道也。侂胄違之，則違天矣。天其可違乎？故善為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悅之，天助之?！?公議當然也是一道束縛君主的繩索。歷代王朝中，宋代可以說是最尊重公議的朝代，宋人自己認為，“本朝治天下，尚法令、議論。”如果君主行事不合法度與公論，往往會受群臣抗議。

宋寧宗初即位，出現(xiàn)了專斷的苗頭：“進退宰執(zhí)，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碑敃r朱熹為經(jīng)筵講官，不客氣地告誡皇帝：“正使實出于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于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啟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于公議乎！” 在宋人看來，君主不可專斷，即使君主作出的裁斷是正確的、“悉當于理”，這樣做“亦非為治之體”；為治之本乃是服從朝廷的公議。

至此，我們已介紹了九項約束君主的機制：天、誓約、道理、祖宗法、條貫、國是、經(jīng)筵、史官、公議。其中，“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誓約、“天下惟道理最大”的君臣共識、“共定國是”的機制，都是宋代獨有；其他幾項雖非宋朝獨有，卻以宋制最為發(fā)達。

政體結構

我們馬上要說到的第十道約束，對君權構成了最為有力的掣肘，這便是宋朝強大的士大夫集團，或者說，是宋朝特別的政體構造。

在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君臣的共識，士大夫成為治理國家的主體，而不是君王的工具。歷代王朝當中，宋朝的政體可以說是最為純粹的士大夫政體。盡管君主具有最尊崇的地位，最高的裁決權，又是百官的權力源，但按宋人的理想，君主的最佳狀態(tài)是作為主權的象征、道德的楷模、禮儀的代表，并不需要具體執(zhí)政；國家的治理權由一個可以問責、更替、士大夫組成的政府執(zhí)掌。用現(xiàn)代政治學概念來說，這叫做“虛君共和”；用宋人自己的話來說，叫做“權歸人主，政出中書” 。

在這樣一種由士大夫主導的政體中，專斷的君權是難以展開的。如果君主意欲攬權，馬上就會遭受士大夫集團的強烈抗議：“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 

為了說明具體政治過程中政體結構對于君權的約束與掣肘，我們不妨來看看元豐改制之后一道詔敕（即俗稱的“圣旨”）的出臺流程。你要是以為宋朝的皇帝喝一聲“擬旨”，然后口授一道圣旨，圣旨馬上就成為效力至高無上的法律，那肯定是被古裝電視劇誤導了。實際上，宋朝君主的詔敕，從草擬到生效，需要經(jīng)過非常嚴密的程序。

詔敕當然是以君主的口吻書寫，以君主的名義發(fā)布，君主當然可以直接授意擬旨，但更常見的情況是，宰相機構先將意見寫成札子（這個意見往往要經(jīng)廷臣合議），進呈皇帝，獲認可，再授意起草詔敕。不管旨意來自皇帝本人，還是出自宰相機構，都歸中書省的中書舍人起草（大除拜的內(nèi)制則由翰林學士起草），并不是說皇帝指定哪一個親信太監(jiān)大筆一揮就能夠變成一道圣旨。

宋代中書舍人的職責有二，一為“制詞”，即根據(jù)君主或宰相的旨意起草詔敕，這個旨意宋人稱為“詞頭”，中書舍人有一項特權：如果他覺得詞頭不合法度，可以拒絕草詔，這叫做“封還詞頭”，是宋朝法律明確賦予中書舍人的權力：“事有失當及除授非其人，則論奏封還詞頭” 。宋仁宗朝時，蔡襄當知制誥，“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 。

如果中書舍人認為詞頭并無什么失當，或者他懶得多事，總之將詔敕起草好了，也寫得很漂亮，便可以進呈皇帝“御畫”（認可），形成“錄黃”（因其以黃紙抄寫）行下。草擬的程序至此結束。

但錄黃的行下也要走復雜程序：“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即由中書令、中書侍郎、中書舍人依次在錄黃上簽名（不過宋代通常不置中書令，例由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行使相權，宣奉詔書），這叫做“宣奉行”，然后才付門下省。宋代中書舍人的第二個職責，就是“宣行”錄黃：“授所宣奉詔旨而行之” 。

由于草詔的中書舍人與宣行的中書舍人未必是同一個人（因為中書舍人是輪值的），如果宣行的中書舍人認為詔敕不當，他有權拒絕“宣行”，即拒絕在錄黃上簽名，實際上就是駁回詔敕。元祐元年（1086）七月，時任中書舍人的蘇軾就駁回了一道計劃“給散青苗錢斛”的錄黃：“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因為蘇軾堅持認為，自熙寧變法以來，發(fā)放青苗錢貸款已演變成一項惡法，“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shù)，朝廷忍復行之歟”？ 

如果負責宣行的中書舍人并無異議，便可在錄黃上簽名，表示通過，這叫做“書行”，然后發(fā)至門下省審核。

門下省的審核程序為：“若制詔、宣誥下與奏鈔、斷案上，則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侍中審之。” 即由給事中、門下侍郎、侍中依次審讀、簽字（不過宋代通常也不置侍中，例由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行使相權，審讀詔書），實際上負責審核錄黃的就是給事中。給事中如果認為詔敕不當，也有權力封駁。宋代給事中封駁詔敕的權力也是法定的：“若政令有失當、除授非其人，則論奏而駁正之?！?即將錄黃駁回去，不予通過。

我們舉個例子：南宋初，有個叫做王繼先的御醫(yī)，因為治好了高宗之病，高宗想封他為“武功大夫”，旨下，被給事中富直柔封駁，因為這種破例的人事任命不合宋代的“伎術官法”。高宗說，“這是特例，繼先診視之功實非他人比，可特令書讀行下，仍諭以朕意?！备恢比岵磺粨?，再次封駁。最后高宗不得不“屈意從之，所有已降指揮可更不施行”。 

給事中若是對錄黃沒啥意見，則簽署下自己名字，表示審核通過，這叫做“書讀”。按照程序，給事中審讀通過之后，宰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方得簽名。若宰相在給事中“書讀”之前先署了名，則為違制。元豐五年（1082），門下省吏人將奏鈔先送門下侍郎王珪簽署，再送給事中審核，給事中舒亶馬上提出抗議，認為此事“自非執(zhí)政大臣（暗指王珪）怙權擅事、輕蔑朝廷，即是吏史憑附大臣，沮壞法令”。神宗皇帝只好下詔將承辦此事的吏人“送門下省別加重罰”。 

顯然，中書舍人不“書行”、給事中不“書讀”，都對皇帝的圣旨構成了合法的封駁：“凡事合經(jīng)給事中書讀并中書舍人書行者，書畢即備錄、錄黃過尚書省給札施行。如不可行，即不書而執(zhí)奏，謂之繳駁?！?nbsp;

一道詔敕經(jīng)過中書舍人“書行”與給事中的“書讀”之后，才可以付尚書省執(zhí)行，接受詔敕的尚書省長官也需要在敕尾簽字（由于宋代不置尚書令，以尚書左右仆射為尚書省長官，所以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需要再簽一次名）。三省長官的簽名，體現(xiàn)的是宰相對于詔敕的副署權。以君主名義詔告天下的所有敕命，都需由宰相副署、且以政府為出敕機關頒發(fā)下去，“非經(jīng)二府（指三省與樞密院）者，不得施行” ，換言之，沒有宰相副署的皇帝敕命，是不具法律效力的。

宰相副署，既體現(xiàn)了君權的受限、相權的行使，同時也表示詔敕出自宰相，宰相對它負責：“（詔敕）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 。因為君主是不能負責任的，只能由副署的宰相負責。也所以，君主不可以直接發(fā)布詔敕、指揮政府，富弼曾警告宋神宗：“內(nèi)外事多陛下親批，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況事有不中；咎將誰執(zhí)？” 

說到這里，我們要澄清一個誤解——許多人可能都會習慣地認為，圣旨必定是皇帝所發(fā)，但其實，宋朝的詔敕雖名為“圣旨”，通常卻不是皇帝發(fā)出的，而是宰相機構發(fā)出的；法理上，發(fā)布詔敕的合法機構是宰相，而非君主本人。

如果詔敕頒布生效之后又發(fā)現(xiàn)有失當之處呢，該怎么辦？莫急，宋朝還設有一道關卡——臺諫。臺諫擁有論列政令得失、審查詔敕乃至追改詔敕的法定權力：但凡“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逾制、誅求無節(jié)、冤濫未伸，并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 。仁宗皇帝便見識過臺諫的厲害：“臺諫官見（詔敕）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

現(xiàn)在，我們可以總結出宋代一道詔敕的出臺程序了：皇帝授意詞頭—中書舍人起草（此時中書舍人有權封還詞頭）—錄黃行下—中書舍人宣行（此時中書舍人有權繳駁錄黃）—給事中審核（此時給事中也有權封駁）—宰相副署（宰相若不副署，則詔敕無法律效力）—臺諫追改詔敕。在整個流程中，各個環(huán)節(jié)都對君主的權力構成制度性的監(jiān)督與制衡。

宋代之后，元明清三朝，如此精密、繁復的詔敕出臺程序不復再有；對于君主的重重束縛，也被一一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