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視劇《清平樂》的熱播，主人公宋仁宗趙禎也被大眾熱議。拜民間傳說“貍貓換太子”所賜，宋仁宗的大眾知名度不低，但個性卻十分模糊。有宋一代，他是在位時間最長的天子，卻好像什么事也沒有干，以至于后人評價他“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仁宗之“仁”究竟作何而解？為何朝臣對他的評價極端兩面？他真的是個受人愛戴的好皇帝嗎？
在寬和的政風(fēng)下，仁宗一朝“群星璀璨”。但事實上，士大夫們對這位好好皇帝并不滿意。
“小打小鬧”何以為仁
作為中國歷史上首位以“仁”為廟號的皇帝，宋仁宗蓋棺論定的“人設(shè)”就是仁厚守成之主。有趣的是，翻開史書，雖處處可見北宋官民對這位著名仁君的褒揚感懷，卻很難找出皇帝本人施行過哪些名垂青史的仁善之政。時人和后世對宋仁宗之“仁”的詮釋，通常體現(xiàn)在他個人的道德覺悟上。
明代名臣張居正編纂過一本《帝鑒圖說》，收錄歷代明君賢主的事跡，供當(dāng)時年僅10歲的萬歷小皇帝閱讀學(xué)習(xí)。在書中八十余條“圣哲芳規(guī)”中，以宋仁宗為主角的就有七條，是宋朝皇帝中占比最高的。不過，這些條目也并沒有強調(diào)宋仁宗如何勵精圖治，大多還是在復(fù)述他仁愛恭儉的美德，如“后苑觀麥”“不喜珠飾”“夜止燒羊”“納諫遣女”等等。這多少能夠說明，在后世封建統(tǒng)治階層眼中，宋仁宗最值得效法的優(yōu)點就是生活作風(fēng)。
宋仁宗的確是個作風(fēng)良好的皇帝，貴為天子卻能嚴于律己，體恤民生，不怎么講究生活用度?！独m(xù)資治通鑒·宋紀六十一》記載，某次仁宗宣大臣們來寢宮福寧殿開會，事畢，有人啟奏說，龍榻上的褥墊和帳子都“質(zhì)素暗弊”，看起來不太上檔次，何不換更好的材質(zhì)？宋仁宗卻說：“朕居宮中，自奉正如此耳。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當(dāng)然，在封建時代，這可以看作是皇帝在臣子面前的一種作秀，或者說一種敲打。但宋仁宗確實是以不好奢靡出名，遠不只此一項孤例。朱熹的叔祖朱弁在《曲洧舊聞》中，提到了宋仁宗喜歡穿舊衣服：“將遍，猶不肯易，左右指以相告，或以為笑，不恤也?！币粐敛唤橐獯┭a過的袍子，連宮人都笑話了，他還我行我素。有妃嬪實在看不下去，某天早上伺候皇帝梳洗時“私易新衣以進”，偷偷拿來了新衣服，但仁宗并不領(lǐng)情，“聞其聲，輒推去之”。
不光穿的用的力求素儉，吃的也一樣。北宋名士陳師道在《后山談叢》里記載了好脾氣的宋仁宗因為一道菜而甩臉色的故事。有一年秋天，京城市場上出現(xiàn)了難得的海產(chǎn)蛤蜊，內(nèi)廷尚食局也買了28枚給皇帝嘗嘗鮮。珍奇海味端上來，仁宗先問其價幾何，聽說每枚千錢，很不高興地說道：“我常誡爾輩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于是一口也沒吃。雖浪費了兩萬八千錢，卻通過近臣之口向?qū)m里人吹出了風(fēng)。
而兩宋之交的學(xué)者施德操《北窗炙錄》中收錄的這段經(jīng)典對話，更是人們稱贊宋仁宗之盛德時的常用論據(jù)：一天深夜，禁宮中飄來市井酒樓作樂嬉笑之聲，有宮人羨慕民間的熱鬧，抱怨宮中清冷。宋仁宗回答：“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為渠，渠便冷落矣?！币馑际钦f，因為宮中不競奢華、冷冷清清，民間才能富足安樂。如果宮里盡日尋歡，那百姓們就該吃苦了。
在宋代各種史料中，諸如此類的記載還有很多：拒絕擴建宮室、不肯拆遷擾民、不許妃嬪戴名貴飾品……似乎宋仁宗一天到晚都在練習(xí)如何勤儉持家，而不是琢磨怎么治國圖強。這其實是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一方面，身為承平時代的君王，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的宋仁宗確實稍遜雄才，因而那出于天性的“恭儉仁恕”也就成了他最突出的優(yōu)點。另一方面，在北宋前期的政治體制中，的確也沒有太大的舞臺來讓皇帝表現(xiàn)自己的英明強干。
君弱臣強被迫為仁？
宋仁宗是宋代的第四位皇帝，在一個王朝興衰發(fā)展的過程中，這是個難度系數(shù)相對低的位置:大環(huán)境與制度都趨于穩(wěn)定，各項建設(shè)已見成果，社會各界也都積累了人才，這也是歷朝歷代比較容易出現(xiàn)“治世”“盛世”的一個階段。
那么，在這個時期成為帝國接班人的宋仁宗，面對的是怎樣一套“祖宗家法”呢？簡而言之，就是那句經(jīng)典的“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帝國的最高決策權(quán)與行政權(quán)由皇帝和宰執(zhí)集團共享，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做出決斷。這也就是為什么在北宋一朝，幾乎每個有頭有臉的名臣都創(chuàng)下過和皇帝當(dāng)面吵架的光輝戰(zhàn)績——畢竟，本朝沒有什么“君為臣綱”，講究的是君臣共治。
這樣的制度，對于一位傳統(tǒng)意義上的“雄主”“大帝”來說可謂災(zāi)難，但對宋仁宗這種性格平和、硬實力不突出的守成之君卻十分適宜?！墩撜Z》云“克己復(fù)禮，天下歸仁”，宋仁宗的治國之道正是如此，一方面遵循祖宗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一方面發(fā)揚個人的良好修為和自律精神，帶頭溫良恭儉讓，營造一派和睦的政風(fēng)，有時自己受些委屈也不以為意。
比如，慶歷三年（1043），宋仁宗想修開寶塔，諫臣余靖認為此事勞民傷財，《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了他面駁皇帝的樣子，“時盛暑，靖對上極言”。極言，就是滔滔不絕、情緒激動地發(fā)言。當(dāng)時是大熱天，而余靖這個人“素不修飾”，不怎么注重儀表和個人衛(wèi)生，可以想象宋仁宗在并不寬大的殿內(nèi)接受這樣一番唾沫橫飛且異味熏天的指責(zé)，內(nèi)心是何等郁悶崩潰。但他沒有任何表示，只是退了朝，回到后宮，才擦擦臉嘀咕了一句：“被一汗臭漢熏殺，噴唾在吾面上。”
除了“唾面諫”，還有“牽衣諫”。同樣是慶歷三年，宋仁宗任命夏竦為樞密使，這個職務(wù)相當(dāng)于主管軍事的宰相，是一項重要的人事舉措。然而，詔令一出，廷議炸了鍋，歐陽修、蔡襄等諫官慷慨陳詞，細數(shù)夏竦在邊關(guān)的“黑歷史”，認為此人德不配位，并對皇帝的用人失考進行了無情批判。宋仁宗一看人情洶洶，頓時沒了主意，又十分尷尬，想趕緊退朝。但他剛站起身子，就被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前一步扯住衣袍，面對面爭辯起來。宋仁宗只好坐下繼續(xù)聽大臣們的反對意見，當(dāng)他意識到大臣們的確言之有理，就當(dāng)場收回了成命。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中國歷史上不乏開明納諫的君主，但像宋仁宗這樣，能屢次包容臣子“無禮行為”的皇帝著實少見。這既是制度的成果，也是仁宗本人性情修養(yǎng)的體現(xiàn)。從大臣們的角度來看，和皇帝的相處之道也很好掌握：對待性格仁厚寡斷之人，哪怕他是天子，態(tài)度越強硬、越直接，反而越有效。既然皇帝好說話，說真話也沒有后顧之憂，知識分子們也樂意仗義執(zhí)言，博個臺閣生風(fēng)的好名聲。這也是為何北宋一百六十年間，仁宗一朝的文人政治能夠獨具風(fēng)采的原因。
好脾氣不是一天煉成的
不過，宋仁宗的仁君之路也有一個發(fā)展過程，他并不是一開始就任憑大臣們“擺布”的。
比如，明道二年（1033），這是宋仁宗生命中最重要的年頭之一。年初，垂簾聽政十年之久的太后劉娥去世，23歲的仁宗終于親政。年底，他發(fā)出了一道令舉國震驚的圣旨——廢除母后為自己娶的皇后郭氏。理由是郭氏善妒又刁蠻，屢次上演“深宮獅吼”，阻止皇帝與其他女子親近，甚至因此抓破了皇帝的脖子。
可惜，同為七尺男兒，大臣們一點都不理解宋仁宗家有悍妻的心情。廢后的詔令才發(fā)下去，就有范仲淹、孔道輔等十余名德高望重的臺諫官員“伏閣請對”，要求皇帝收回成命。此時，好人宋仁宗性格中的另一面暴露出來——優(yōu)柔寡斷，不擅長正面解決問題。他選擇了閉門不見，并且聽從廢后派宰相呂夷簡的昏招，將范仲淹等人貶逐出京，理由是他們軟性逼宮的行為“非太平美事”。
一個習(xí)慣回避壓力的皇帝，只會遇到更加剛正不阿的臣子。很快，宋仁宗收到一封奏章，來自工部一個年輕的八品小官——日后的名臣富弼。富弼官小口氣大，把宋仁宗廢嫡后、貶諫臣的行為痛罵一通，扣上了一頂頂令人臉紅心跳的帽子：“……陛下為人子孫，不能守祖宗之訓(xùn)，而有廢皇后之事，治家尚不以道，奈天下何！……莊獻、莊懿山陵始畢，墳土未干，便以色欲之心，廢黜嫡后……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于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后何以使臣！”
忤逆祖宗、不敬父母、寡廉好色、陷害忠臣……時隔千年，也不得不嘆一句富弼簡直吃了豹子膽。更可怕的是，在奏章結(jié)尾，他還“威脅”皇帝，因為你不能納諫，朝政敗壞，會使國家盜賊四起，內(nèi)外皆亂！史書沒有記錄宋仁宗看到這封言辭激烈的奏章后的情緒變化，他的反饋只被概括為兩個字“不報”，也就是不予答復(fù)。
一場風(fēng)暴就此終結(jié)。富弼受到處罰和打擊了嗎？沒有。宋仁宗生氣了嗎？或許。但他能夠用修養(yǎng)戰(zhàn)勝憤怒，并且自省，畢竟富弼所言證據(jù)確鑿，句句屬實。而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宋仁宗的確戰(zhàn)戰(zhàn)兢兢，尊重規(guī)則，很少再做出廢后這樣沖動獨斷的決策，也更加注意維護和言官之間的關(guān)系。
作為成熟的君主，宋仁宗對待臣子也有自己的一套。前文“牽衣諫”主角王拱辰，后來又上演了一出“辭職諫”，因為宋仁宗不聽他的意見，他就告假回家，請求降職。宋仁宗無奈，只好依卿所奏，但在召見王拱辰時也對他進行了敲打：“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不能聽為沮己，而輕去以沽名。”意思是說你身為言官，有事說事就行了，不要上綱上線，覺得朕沒采納你的建議就是在壓制你，動不動就以離職要挾，你這不是沽名釣譽嗎。
由此觀之，宋仁宗雖然性格溫吞，心思卻不含糊，把大臣們的想法也揣摩得透透的。但緊接著他又顯示出了寬仁本色，還是鼓勵王拱辰繼續(xù)暢所欲言：“自今有當(dāng)言者，宜力陳毋避。”表面上看，這是宋仁宗老好人心態(tài)的本能流露；其實，這也是他有意為之的“養(yǎng)士之道”，如元朝宰相脫脫在《宋史》中評價：“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 ?！?/font>
仁君治國毛病不少
其實，從仁宗一朝諫臣輩出的盛景中，也可以反映出一個現(xiàn)實：國家問題不少，并非清平安樂的盛世，士大夫們對這個“百事不會”的好好官家也不太滿意。其原因，也正是在一個“仁”字上。
拿節(jié)儉這一點來說。司馬光曾一針見血地評價宋仁宗“身雖節(jié)儉而好施于人”，自己穿舊衣用素帳，卻動不動為身邊人一擲千金，以至于“左右貪求恩惠，賜予之例，因茲寖廣，府庫之積日益減耗”。因此，雖然宋仁宗自認宮中冷冷清清，但實際每次宴飲“賞赍之費動以萬計”，更別提仁宗后宮的月俸奇高，“比于先朝何啻數(shù)十倍矣”。
老好人治家如此，治國也可想而知。用王安石的話說是“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宋仁宗之父宋真宗在位時期，國家歲入可盈余兩千多萬貫，這筆巨款到了仁宗慶歷年間（1040~1048）已經(jīng)花得不剩什么了，與之相伴的是民間起義不斷，如歐陽修所言“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強于一伙”。早在寶元元年（1038），蘇舜欽就上書指責(zé)宋仁宗施政無方，“三司計度經(jīng)費二十倍于祖宗時，用度不足明矣”，造成“府庫匱竭，民鮮蓋藏”，可亂耗民膏的毛病伴隨了宋仁宗的整個執(zhí)政生涯，未嘗改善。
這又牽扯出宋仁宗的另一個問題：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他對上書言事者很寬容，也鼓勵群臣力陳時弊，但很多時候，大臣們是拳頭打在棉花上，不吃痛，也沒什么效用。在慶歷初年，蔡襄就提醒宋仁宗切勿“任諫而不聽諫，聽諫而不用諫”，可直到仁宗執(zhí)政后期，社會積弊嚴重，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呈奏《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呼吁從教育界開始改革，這封被梁啟超稱為“秦漢后第一大文”的萬言書卻也遭遇了石沉大海的命運。
十年之后，王安石在宋神宗時代開啟的變法，針對的正是宋仁宗在位42年積累的問題。《宋史·諸帝本紀》中也毫不避諱地指出，北宋著名的“三冗”危害，與宋仁宗的寬仁之治脫不了干系：“仁厚至極則失之于寬縱，冗員、冗兵之盛倍于前朝，致使官浮于事，兵怯于戰(zhàn)，因循茍且，不思有為，國用日緊，軍民憂勞?！?/font>
更糟糕的是，因為皇帝行事優(yōu)柔，意志不堅，使得“有為之士難以展其報復(fù)，辨激巧偽逞其彈訐之志，國士束手，改革難行”。如著名的慶歷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就因守舊派的讒害而中止，與其說是觸動了反對者的利益，不如說是觸動了宋仁宗心里那根易反易覆的弦——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扛得住壓力、能支持改革派臣子行披堅執(zhí)銳之事的鷹派君主。因此，縱有滿朝濟濟之才，卻只造成了“黨爭日熾，攻訐不止”的局面，而非集眾卿之力富國強兵。
那么，為何宋仁宗的歷史評價最終還是“寬仁”壓過了“平庸”，留下了美名呢？從現(xiàn)存史料來看，在宋仁宗死后數(shù)年，包括其繼任者宋英宗在位期間，朝臣們對仁宗絕無溢美之詞，還經(jīng)常把他的政策當(dāng)成反面案例。如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司馬光和韓琦在一次爭論中就直接將冗兵之弊歸罪到宋仁宗頭上，還說他的“御戎之策，國家當(dāng)永以為戒”。
然而，到了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后，因為新帝銳意改革，無為而治的宋仁宗成了舊黨們宣揚“祖宗家法”時的最佳榜樣，諸種對仁宗褒美贊揚的言論，包括前文引用的文人筆記，皆誕生于這一時期之間或之后。如多載仁宗“圣跡”的《邵氏見聞錄》，作者邵伯溫站在“變更祖宗法度，天下紛亂”的立場上，自然更認可溫和守成的宋仁宗。而昔日批評仁宗最狠的司馬光、歐陽修們，也一轉(zhuǎn)風(fēng)向，說起這位已故之君的好話來，其中不乏前后言論矛盾之處。這一跡象，的確值得后人深思。
總而言之，宋仁宗的“仁”可以有很多種解讀。他是個好人，對身邊人寬容，也謙和自律，手握最高權(quán)力卻能尊重法度，為人之所不能為。然而，他又是個濫好人，寡斷少謀，不能成事，雖為自己留下了仁者之名，卻讓他的國家錯過了更上一層樓的機會，甚至埋下了致亂的禍端。不過，人們還是會懷念宋仁宗，不是因為他皇帝做的怎么樣，因為他是個有人情味兒的暖男。（李楚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