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勝別墅

林鑾渡

當前，我市國家級重點文保單位萬壽塔、六勝塔、石湖碼頭正作為“古泉州（刺桐）史跡”三大重要史跡和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人們稱之為“海絲三寶”。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我市共普查登記不可移動文物二百三十八處，其中有五十五處是與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有關的歷史遺跡，如蚶江對渡碑、后垵古碼頭、永寧城隍廟、石獅城隍廟、三寶溪、永寧衛(wèi)石刻、六也亭、景勝別墅等等，這些反映我市海外通商貿易、文化交流的重要史跡，構成了石獅獨特的文化積淀，是極其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

早在南朝陳武永定二年（558），已有古代海外交通的文獻記載，晉江、石獅人可能已于當時前往海外。到了唐朝，隨著海運日趨發(fā)達，華人前往海外也隨之不斷增加，其時僑居海外者，每自稱為“唐人”，稱故鄉(xiāng)為“唐山”，歷代相襲綿延至今，所以現(xiàn)在世界各地華僑聚居較多的街道多稱為“唐人街”。

據(jù)史志記載，泉州港（古稱刺桐港）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有“三灣十二港”之稱，其中，石湖港是泉州港的一個重要港區(qū)，對海外開展經濟貿易活動，唐開元八年（720）航海家林鑾在石湖興建碼頭（今稱林鑾渡），在建成后不久就開始興起，為石獅發(fā)展海上交通貿易奠定基礎。唐中葉爆發(fā)“安史之亂”，藩鎮(zhèn)割據(jù)導致通往西域的道路被阻，“陸上絲綢之路”中斷，中外經濟交流活動由陸轉海，“海上絲綢之路”由此興起。當時阿拉伯、波斯商人通過海上來到廣州、泉州購買中國絲綢、瓷器等，尤其是泉州，還可買到日本、朝鮮的貨物。于是以石湖港為主港的泉州港海上貿易日益興盛，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始發(fā)港，與廣州、揚州等并列為中國對外貿易的大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設參事，管理海外交通貿易事宜。為表示對外商的關懷，唐文宗大和八年（834），特下令保護福建、廣東的外商，規(guī)定“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稅率”。

據(jù)《新唐書》及《廣州通海夷道》地理志載，唐代泉州港、石湖港通往南海的遠洋航線，即由泉州港、石湖港啟航，南行到廣州出發(fā)，經海南、西南沙，到新加坡海峽，過蘇門答臘，穿馬六甲海峽，橫越印度洋到印尼及斯里蘭卡，向西航行到波斯灣的幼發(fā)拉底河口，再搭乘小船沿波斯灣西岸到亞丁附近。海外貿易促進石獅造船、絲麻、航海及與外貿有關行業(yè)的發(fā)展。唐代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漢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zhí)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連年不見雪，到處即行春?！泵枥L了當時泉州、石獅已是海外商人云集，貿易程度相當頻繁。

宋元兩代，是福建古代水運的鼎盛時期，也是泉州港名聞海內外時期，被譽為“世界最大貿易港”之一，與埃及亞歷山大港齊名。原比泉州港繁盛的揚州、明州，已遠遠落在泉州港之后，據(jù)錢塘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二》記載：“若欲船泛外國買賣，則自泉州便可出洋……若有出洋，即從泉州港到岱嶼門，便可放洋，過往泛往外國也。”吳氏是浙江人，對江浙的揚州、明州反而不提，正可以說明泉州港交通的繁盛已遠盛于江浙。北宋元祐二年（1087），朝廷在泉州設置“市舶司”，加強海外貿易管理，規(guī)定海船不需寄港廣州，而可直達泉州各港口。同時，鼓勵來華貿易，之后又置“來遠驛”，以接待貢使和外商。為鼓勵發(fā)展海外交通貿易，宋代的泉州市舶司和地方官員，每當海舶入港或出航的季節(jié)，特為中外商人舉行“祈風”或“祭?！被顒?，以禱祝海舶順風，安全行駛。石湖、梅林、祥芝等港日益繁榮。南宋時期，宋金戰(zhàn)火連連，嚴重破壞江浙諸港的貿易活動，使得本來多到江浙各港的高麗商舶，反而常到遠離戰(zhàn)火的泉州、石獅各港口。南宋遷都臨安后，許多士大夫避難入閩，海外奇珍需求量大增，大大吸引海外商船到泉州進行貿易。各種有利條件，使得作為中國至西洋航線這條“海上絲綢之路”起始港和東端樞紐港的泉州港，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一時千帆百舸，客商云集，貨物山積，泉州各港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璀璨的“東方明珠”。這時，石獅已與50多個國家、地區(qū)發(fā)生貿易往來的關系，海外交通暢達東、西二洋，東到日本，南通南海諸國，西達波斯、阿拉伯和東非等地。進口商品主要是香料和藥物，出口商品則以絲綢、瓷器為大宗。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六勝塔（石湖塔）、關鎖塔（姑嫂塔）相繼建成。六勝塔、關鎖塔為航海標志，對海上交通貿易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p>

隨著對外交通貿易的發(fā)展，石獅人前往菲律賓，也是從宋代開始的。宋人謝履的《泉南歌》寫道：“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辟；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比毡?、朝鮮半島、琉球、呂宋、印尼的蘇門答臘、爪哇及湄公河流域均有石獅人的聚居地。

元代，民族矛盾尖銳，民族抗爭時有發(fā)生。但海上交通貿易空前繁榮。至元十四年（1277），泉州設市舶司，規(guī)定“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等方便海商的貿易政策，頒布“官船官本商販”之法，扶助商人出海貿易，境內石湖、蚶江、梅林、祥芝等港口，出現(xiàn)“纏頭赤腳半蕃商，大舶高檣多海寶”的繁榮景象。

其時航線大抵與宋代相仿，對外通商貿易往來達近百個國家和地區(qū)，遍及東北亞、東南亞、西亞和東非。石獅人出國經商、定居國外者也增加。

明朝初年，政府為防倭寇，嚴格禁止國際貿易，石獅各港口被限制只能與琉球交往。明永樂年間（1403～1424），鄭和率大明舟師下西洋，曾停靠石湖港，石獅漁民、船工及商人或隨鄭和往西洋，或沿其航線往西洋經商。據(jù)《萬歷時泉州府志卷二十》載：“晉江人文甲于諸邑，石湖、安平番舶去處，大半市易上國及諸島夷……”說明當時石獅很多生意人“異國貨利”，來往于東南亞各地。成化八年（1472），市舶司移設福州，泉州的來遠驛，也隨同市舶司廢置。明朝中葉，隨著石獅手工業(yè)、商業(yè)等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在統(tǒng)治者嚴厲的“海禁”政策下，漁民與海商為謀出路，犯禁偷越而“資衣食于海上”，石獅的私人海上貿易逐漸活躍。

至清代，清政府為斷絕沿海人民與占據(jù)臺灣抗清的鄭成功的聯(lián)系，實行殘酷的“海禁”“遷界”政策。緊鄰臺灣的石獅首當其沖，沿海居民田園厝宅被毀，被迫遷往“界內”，流離失所，慘不可言。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統(tǒng)一臺灣后，百姓才得以回遷復界。復界之后，祥芝、梅林、石湖、浦內、蚶江等港口有所恢復，但對外通商職能基本被廈門港所取代。雍正四年（1726）八月，龔延彩被蘇祿國王委為正使，前來中國友好訪問，抵達石獅石湖港。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開放石獅蚶江與臺灣鹿港對渡通商，在蚶江設置“海防官署”衙門，“掛驗巡防，督催臺運，及近轄詞訟”，石獅港口轉而經營對內、對臺貨運業(yè)務，推動兩岸經貿往來，每天有300余艘船舶進出石湖港口。乾隆五十七年（1792），朝廷又開放臺灣八岔（淡水河口）與蚶江及福州五虎門對口通航，石獅出現(xiàn)了一大批專門經營兩岸商貿的“郊商”，其中以林元品“日茂行”最為著名。嘉慶二十五年（1820）新加坡開埠第二年，石獅船王蔡亞龍的船隊從祥芝港出發(fā)抵達新加坡，成為首艘到達新加坡港的中國貨船。

千百年來，石獅人沿著“海上絲路”走向世界各地，分布在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華僑華人就有37.16萬人，大部分居住在菲律賓、新加坡、印尼、越南等東南亞“海絲”沿線國家和地區(qū)，港澳同胞有9.3萬人，祖籍石獅的臺灣同胞有30多萬人，石獅成為全國著名僑鄉(xiāng)和臺胞祖籍地?！昂Ｉ辖z路”也給石獅發(fā)展變化帶來深刻影響，石獅與“海絲”沿線國家和地區(qū)在開放開發(fā)、產業(yè)對接、經貿合作等方面不斷深化。石獅文化在與古印度、阿拉伯和東南亞等外來文化的交匯交融中傳衍發(fā)展，并留存數(shù)量可觀的歷史文化遺址。石獅這五十五處重要“海絲”文化遺存，每一處都彌足珍貴，成為古代“海上絲路”上一顆顆耀眼的明珠，印證著一部磅礴大氣、蕩氣回腸的海外交通貿易史。

海絲文化

即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中國還傳播著民族工藝和儒道思想，對“海上絲路”沿線國家和地區(qū)以及歐洲各地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甚至掀起了“中國熱”。其中，瓷器和茶葉對世界有著很大的影響。

歷史證明，由海上絲綢之路帶動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動了世界的進步和發(fā)展，國際化視野的開放交流也因此成為世界發(fā)展的思想共識。

當下，中國正在啟動與東盟及世界各國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戰(zhàn)略，歷史上曾創(chuàng)下的海洋經濟觀念、和諧共榮意識、多元共生意愿，將為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再次提供豐厚的歷史基礎?！坝焉?、包容、互惠、共生、堅韌”的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內涵，對于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對于中國與世界更深層次的互動，無疑具有深刻的啟迪和極其重要的當代意義。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稱"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1913年由法國的東方學家沙畹首次提及。

海上絲路萌芽于商周，發(fā)展于春秋戰(zhàn)國，形成于秦漢，興于唐宋，轉變于明清，是已知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中國海上絲路分為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兩條線路，其中主要以南海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