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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已來,大有可為——DDR通路基因面面觀

 劉得光3p6n6zqq 2021-09-29

眾所周知,DNA損傷(DNA Damage)的來源可以是內源性的,來自細胞內部(如與水的反應、代謝副產(chǎn)物或內源性活性氧),也可以是外源性的(如環(huán)境因素、放療或化療)。為了保持基因組的完整性,細胞進化出多種復雜的、互補的和部分重疊的途徑來識別和修復損傷。關于DDR通路基因分類、在各癌種中的變異情況、意義及其與臨床的結合方式,求臻醫(yī)學將在今天的文章中為大家詳細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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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R通路基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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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形式的DNA損傷會引起這個復雜系統(tǒng)的不同分支的反應。在DNA損傷后,受體蛋白結合細胞周期檢查點和DNA損傷檢查點激酶并向其發(fā)出信號。誘導細胞周期阻滯并啟動適當?shù)腄NA損傷修復(DNA Damage Repair, DDR)通路來處理特定類型的損傷。如果修復成功,細胞恢復復制;否則,就會觸發(fā)細胞程序性死亡或衰老機制。如果DNA修復機制異常,基因組就會不穩(wěn)定,這是癌變的標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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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DDR通路及相關抑制劑

單鏈斷裂(SSB)是DNA損傷最常見的形式,但雙鏈斷裂(DSB)對細胞的危害更大。目前,大多數(shù)DDR靶向療法針對的是DSB相關的信號傳導和修復機制,抑制DSB修復的細胞周期檢查點,從而增加DSB發(fā)生頻率(圖 1)。由于DSB中的同源重組(HR)修復過程保真度較高,如果該通路受到影響,則基因組的不穩(wěn)定性會顯著增加。隨著針對不同DDR通路特異有效的分子靶向藥物(DDR抑制劑)的快速發(fā)展(圖 1),抗癌治療已經(jīng)進入新篇章。目前PARP抑制劑已經(jīng)應用于臨床,但用于評估其他DDR抑制劑療效的生物標志物和臨床檢測方法的開發(fā)卻顯得滯后。

DDR通路基因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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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來說, DDR途徑又可細分為8大核心通路及關聯(lián)通路(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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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DDR核心通路與關聯(lián)通路


范可尼貧血機制(Fanconi Anemia,F(xiàn)A)

一種DNA修復障礙,涉及多種途徑,并且對常見癌癥廣泛發(fā)揮作用,包括乳腺癌、卵巢癌和頭頸癌。

表1  FA通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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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重組修復通路(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HRR)

HRR通過修復DSB、間隙和重啟停滯的復制叉來維持基因組的穩(wěn)定性。這是一種相對緩慢精確的修復機制,它依賴于基因組中的同源序列作為模板來修復受損的DNA片段。主要發(fā)生在細胞周期的S和G2期。

表2  HRR通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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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源末端連接通路(Nonho-mologous End-joining,NHEJ)

真核生物細胞在不依賴DNA同源性的情況下,為避免因DNA或染色體斷裂而造成的DNA降解或對細胞活力的影響,強行將兩個DNA斷片連接在一起的特殊的DNA修復機制。相比之下,NHEJ是一個快速但更容易出錯的過程,過度使用可導致基因重排、缺失和突變,這些均可導致細胞更易受到DSB的傷害。

表3  NHEJ通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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堿基切除修復(Base Excision Repair,BER)

BER負責對基因組保真度和穩(wěn)定性具有重大威脅的,較小但高度誘變的DNA損傷進行修復。這些DNA損傷可由電離輻射以及氧化、甲基化、脫氨基等代謝活動或DNA堿基對的自發(fā)丟失所產(chǎn)生的內源性誘變引起。BER通路由11種識別受損堿基的DNA糖苷酶之一啟動。堿基切除后,通過單個堿基或多個堿基填充暴露的間隙。

表4  BER通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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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修復(Direct repair,DR)

直接修復是最簡單的DNA修復形式,因為它主要依賴于單個蛋白的活性,且無需進行核苷酸去除、重新合成或結扎。三種常見的病變類型是O 6-甲基鳥嘌呤、1-甲基腺嘌呤和 3-甲基胞嘧啶。

表5  DR通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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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配修復通路(Mismatch Repair,MMR)

MMR在修正復制錯誤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糾正了由5-甲基胞嘧啶的自發(fā)脫氨基作用和基因重組后形成的異源雙鏈核酸分子所產(chǎn)生的錯誤配對。該通路的缺陷會導致一種“突變體”細胞表型,其特征是突變頻率升高和微衛(wèi)星不穩(wěn)定性(MSI)增加。幾種人類MMR基因的突變導致對遺傳性非息肉病性結直腸癌(HNPCC)的易感性,以及多種表現(xiàn)為MSI的散發(fā)性腫瘤。

表6  MMR通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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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苷酸剪切修復通路(Nucleotide Excision Repair,NER)

NER是一個復雜的多步驟過程,涉及30多種蛋白組成的大網(wǎng)絡,它是最靈活的機制。首先識別受損堿基,然后解開DNA雙鏈,并通過切除修復復合物去除受損堿基,最后進行填充和結扎。最顯著的損傷底物是UV光誘導的嘧啶二聚體,其次是大體積化學加合物、DNA鏈間交聯(lián)和某些形式的氧化損傷。這些損傷會導致DNA雙鏈螺旋扭曲和化學改變,且兩者都是NER識別的標志性特征。

表7  NER通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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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跨損傷復制(Translesion Synthesis,TLS)

如果受損的 DNA 堿基或復合物在復制開始之前沒有修復,它們可能會停止復制叉,導致遺傳不穩(wěn)定。TLS 會招募專門的DNA 聚合酶來到這些位點合成 DNA。

表8  TLS通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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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R關聯(lián)通路

關聯(lián)通路有染色質重構、端粒維持、檢查點因素、泛素反應、p53通路和染色體分離等。

表9  DDR關聯(lián)通路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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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R通路基因在

各癌種中的變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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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TCGA數(shù)據(jù)庫,不同癌種中普遍存在DDR基因的突變。如子宮內膜癌(UCEC)、結腸腺癌(COAD)和直腸腺癌(READ)中有較高頻率的基因突變;而卵巢癌(OV)、肉瘤(SARC)和食道癌(ESCA)具有大量的基因拷貝數(shù)變異(圖3)。而在具體的研究中,DDR通路基因變異也是廣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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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在不同癌癥類型中DDR 通路基因突變類型和突變頻率的情況


肺癌中的DDR基因

一項針對266名非小細胞肺癌(NSCLC)患者的研究,其中 132 名患者(49.6%)的腫瘤被定義為 DDR 陽性,其余 134 名(50.4%)被定義為 DDR 陰性(圖 4)??傮w而言,在 132 例 DDR 陽性病例中發(fā)現(xiàn)了 201個DDR基因的有害突變。其中,143個(71.1%) 是錯義突變,其余的是無義突變、剪接位點和移碼突變。在 DDR 陽性 NSCLC 中,最常見的DDR突變基因是ATM(9.4%)、ATR(4.8%)、BRCA2(4.1%)、POLQ(3.7%)和RAD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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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研究中NSCLC患者DDR基因突變情況


乳腺癌中的DDR基因

在乳腺癌中也有DDR基因變異的相關報道(圖5)。約10%的病例與BRCA1或BRCA2的胚系缺陷有關。對不同亞型,DDR基因的突變情況不同:HER2陰性乳腺癌中,胚系BRCA突變與較早的診斷年齡和家族史有關,另外還發(fā)現(xiàn)了其他DDR基因的突變。在激素受體陽性HER2陰性的轉移性乳腺癌患者中,有4%的病例中發(fā)現(xiàn)了BRCA1、BRCA2 或 ATM 的體細胞突變。CDK12基因在10%以上的浸潤性乳腺癌樣本中發(fā)生擴增或突變。關于三陰性乳腺癌(TNBC),一項詳細的調查分析了56個DDR基因,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異質性,包括BRCA、非BRCA、HR和非HR基因的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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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乳腺癌中DDR通路相關基因的研究


肝癌中的DDR基因

一項針對原發(fā)性肝癌(PLC)的研究顯示,357例患者中有92例(25.8%)存在至少1個DDR基因突變,其中肝細胞癌(HCC)患者49例,肝內膽管癌(ICC)患者37例,混合型癌(H-ChC)患者6例。最常見的突變類型是替換/插入缺失(54.24%),其次是截斷(36.44%,圖6)。最常突變的DDR基因是ATM (5%)。對于不同病理亞型,DDR突變的頻率和分布各不相同。共有6.07%的HCC患者有ATM突變,而ICC患者具有高BRCA1/2突變(9.02%)。ATR、APEX1和MUTYH 的突變僅在HCC患者中發(fā)現(xiàn)。POLE和POLD1突變可導致遺傳不穩(wěn)定和癌癥突變積累。在DDR基因的六個功能類別中,CPF的突變在HCC中富集,而HRR的突變在ICC中更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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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不同亞型肝癌中DDR基因突變情況


結直腸癌中的DDR基因

 最近的研究表明,一部分結直腸癌(CRC)的特征在于胚系或體系DDR基因的缺陷(圖7)。 據(jù)報道,CRC中體系DDR缺陷的發(fā)病率在 10%到30%之間。同時,有研究顯示DDR與結直腸肝轉移和腦轉移也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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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結直腸癌中涉及的DDR通路

DDR通路基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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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風險

在結直腸癌中(CRC),MMR通路胚系變異導致的Lynch綜合征患者使結直腸癌的發(fā)病年齡早于一般風險人群,因此,接受腸鏡篩查的初次年齡需提前至20到25歲,確診Lynch綜合征,能夠指導患者家屬接受Lynch綜合征相關腫瘤的篩查,降低發(fā)病率和死亡率。同時,BRAC1病理性胚系變異是CRC的高危因素,并且BRCA1/2突變與早發(fā)型CRC相關。

尿路上皮癌患者的胚系變異常發(fā)生于DDR通路中,尤其是BRCA2及MSH2基因。且BRCA2及MSH2胚系變異攜帶者患尿路上皮癌風險增加。DDR基因胚系突變可以指導腫瘤患者的治療及其家系癌癥篩查,也可以作為靶向/免疫治療的潛在分子標志物。傳統(tǒng)的遺傳綜合征的篩查標準可能會遺漏部分胚系變異攜帶患者。擴大胚系篩查范圍是具有潛在價值的,尤其是對于發(fā)病年齡較低的患者以及上尿路上皮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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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尿路上皮癌中的胚系變異圖

表10  尿路上皮癌中DDR基因胚系突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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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述分析,DDR基因胚系突變頻率在全部前列腺癌(PC)患者中為18.6%,mPC為11.6%,mCRPC為8.3%。在家族性前列腺癌中,中位DDR胚系突變頻率為12.1%,BRCA2基因突變頻率為3.7%。

當DDR基因發(fā)生致病突變會導致肝內膽管癌(ICC)易感性。同時,針對于原發(fā)性肝癌(PLC)患者,DDR基因胚系有害性突變和家族史可作為未來患病風險預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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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三個具有DDR基因胚系有害突變的原發(fā)性肝癌家系圖


預后判斷

在結直腸癌的回顧性研究表明ATM多態(tài)性與晚期化療方案的生存獲益顯著相關,并且ATM突變患者預后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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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具有ATM突變晚期結直腸癌患者的生存圖

在晚期前列腺癌研究中,基于血液中ctDNA的靶向測序,發(fā)現(xiàn)DDR基因和其伴隨的驅動基因突變可以更好地預測患者的預后。其中BRCA2、ATM和CDK12是ctDNA中突變頻率最高的DDR基因,在15%的可評估病例中均存在突變。轉移進展前即出現(xiàn)DDR突變,在94%的連續(xù)ctDNA樣品中以及原發(fā)組織中重新檢測到DDR基因突變。BRCA2和CDK12的缺失與不良的臨床預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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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具有不同DDR基因突變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生存圖

一項針對 854 例接受手術的散發(fā)性胰腺導管腺癌(PDAC)患者的研究利用 NGS(二代測序技術)分析了患者胚系DDR變異情況,并鑒定了22個DDR基因胚系變異。變異分為致病突變、良性突變及意義未明突變(VUS)。研究最終納入 122 例含有一個或多個胚系 DDR 基因變異的患者(其中 19 例為致病變異,103 例為 VUS 變異)和 375 例DDR基因突變野生型的患者做進一步的生存預后分析,隨訪時間為 20.2 個月。發(fā)現(xiàn)胚系 DDR 基因變異是評估散發(fā)性 PDAC 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之一。與無 DDR 基因變異的患者相比,存在 DDR 基因變異患者的 DFS 與 OS 有明顯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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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具有不同類型的DDR基因胚系突變胰腺導管腺癌患者的生存圖


化療療效判斷

還是這項針對胰腺導管腺癌(PDAC)研究,更重要的發(fā)現(xiàn)是,對于存在DDR基因變異的PDAC患者,接受輔助化療能夠明顯延長患者的DFS和OS,提高患者的生存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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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具有害突變DDR基因胚系突變的胰腺導管腺癌患者輔組化療的生存圖

既往研究表明,DDR基因在尿路上皮癌、乳腺癌、卵巢癌中的能夠有效預測鉑類化療療效,廣州中醫(y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開展的一項DDR基因預測晚期NSCLC患者接受含鉑化療療效的回顧性隊列研究顯示與DDR WT的患者相比,DDR MUT的NSCLC患者接受含鉑化療,具有更長的中mPFS、更高的ORR和DCR,DDR突變可能是NSCLC患者接受鉑類化療療效的預測生物標志物。這有助于我們篩選出最有可能從鉑類化療獲益的NSCLC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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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具有DDR基因突變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鉑類化療的生存圖


PARPi療效判斷

目前美國FDA批準3種PARP抑制劑、中國NMPA批準2種PARP抑制劑應用于臨床,其適應證見下表

表11  PARP抑制劑在美國FDA或中國NMPA獲批適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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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CA基因突變是首選的PARPi敏感生物標志物已經(jīng)毋庸置疑,其他HRR基因,如RAD51、ATM、PALB2、MRE11等損傷或缺失也會導致HRD,因此HRD作為PARPi敏感的生物標志物已應用于臨床。除了卵巢癌外,在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胃腸道腫瘤等癌癥中,PARP抑制劑治療多種晚期癌癥患者的 I/II/III 期試驗已經(jīng)顯示出了不錯的抗腫瘤反應。

表12  正在進行的PARP抑制劑III期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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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PARP抑制劑的非注冊和聯(lián)合治療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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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療效判斷

晚期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患者的生存率較早期患者低。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I)可改善患者生存情況。尤其對于中國CRC患者,DDR 基因突變擴大了 ICI 治療的受益范圍,尤其是MSS/DDR-Mut CRCs。MSS組中DDR突變患者的占比約為11%。研究結果提示,DDR基因突變可作為CRC患者接受ICI治療的預后生物標志物,作為TMB的補充生物標志物,尤其是在篩選MSS型CRCs潛在的ICI獲益人群有著深遠的潛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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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具有DDR基因突變的晚期結直腸癌患者免疫治療的生存圖

在非小細胞肺癌中(NSCLC),DDR基因十分常見。伴有DDR有害突變患者TMB值顯著增加,可獨立預測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療效和生存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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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具有DDR基因突變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免疫治療的生存圖

來自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分子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研究表明:DDR通路可以指導免疫治療。具體來說DDR通路中的基因共突變是TMB評估的較優(yōu)替代;co-mut+與免疫調節(jié)因子的mRNA表達具有相關性;co-mut+狀態(tài)可預測ICB治療的臨床獲益;在PD-L1表達<50% 或TMB-L患者中,DDR co-mut+患者仍能從抗PD-1的治療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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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具有DDR基因突變的實體瘤患者免疫治療的生存圖

注:同源重組修復和錯配修復 (HRR-MMR) 或 同源重組修復和堿基切除修復 (HRR-BER)定義為 co-mut +

DDR通路基因與臨床的

結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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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DDR系統(tǒng)涉及8條核心通路的眾多基因(上百個),其與臨床的結合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究竟哪種結合方式才能擦出不一樣的火花,形成燎原之勢。


簡單粗暴式

有通過少數(shù)幾個DDR基因(3-12個)的突變情況進行研究的,也有通過發(fā)生DDR基因突變數(shù)目進行研究的。

隨著基因數(shù)目的增加,也有將變異分類的:致病突變、良性突變及意義未明突變(VUS)。用致病突變和野生型進行比較的。

當然也有按照突變類型這樣分類的:DDR陽性定義為無義突變,移碼突變,剪接突變,錯義突變(COSMIC評估為致病性、Clinvar評估為致病性、Polyphen-2評分≥0.95);DDR陰性定義為DDR可能有害、DDR良性、DDR陰性。


排列組合式

如上文介紹的,DDR又可細分為八大核心通路,F(xiàn)A、HRR、NHEJ、BER、DR、MMR、NER和TLS。所以也有按通路進行研究的,不同DDR通路之間存在潛在相互作用,如具有HRR-BER或HRR-MMR基因共突變的患者比其他DDR通路共突變的患者顯示出更高的TMB和NAL(新抗原負荷)。


綜合考慮式

除了單純的DDR通路基因進行分析的還有綜合其他指標,如TMB、MSI和其他臨床特征等進行的多元分析或者直接構建DDR評分模型。

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其與臨床的結合方式會越來越精細(復雜),但不管采取哪種結合方式,首先肯定要測得全,其次測得準,最重要的是分析的透。求臻醫(yī)學的ChosenOne?599含有101個DDR核心通路相關基因,盡可能的實現(xiàn)一網(wǎng)打盡。

表14  基因組不穩(wěn)定相關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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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醫(yī)療

沒有一勞永逸的辦法

只有永不停歇的探索

天下大勢

分久必合(異病同治)

合久必分(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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