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叫常書鴻（1904—1994），杭州人，滿族，著名油畫家，被趙樸初譽為“敦煌守護神”。1927年赴法國留學，學習油畫，作品屢獲大獎，并被法國國家博物館收藏。因在書攤偶遇《敦煌石窟圖錄》，1936年放棄在巴黎的舒適生活，回國投身敦煌石窟保護工作。1942年參與籌備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隨后擔任首任所長。1949年后歷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等。他是“一個為中國千年寶藏操碎心的先生”！如果沒有常書鴻，就沒有今天的敦煌。她叫常沙娜，杭州人，中國著名的藝術(shù)設計教育家和藝術(shù)設計家、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中國文聯(lián)“終身成就美術(shù)家”榮譽稱號獲得者。1931年出生于法國里昂，自幼隨父親在敦煌臨摹壁畫。1948年赴美國留學。1950年回國后成為林徽因的弟子，在清華大學、中央美術(shù)學院任教。先后參與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團徽設計，人民大會堂、民族文化宮、首都劇場、首都機場等經(jīng)典建筑設計，主持并參加設計中央人民政府贈送香港特區(qū)的大型禮品雕塑《永遠盛開的紫荊花》。她叫陳芝秀（1908—1979），諸暨楓橋人，中國第一代留法女雕塑家。她與常書鴻是表親，她叫他“二哥”。1925年與常書鴻結(jié)為夫妻，1928年赴法國留學，1931年在里昂生下女兒常沙娜。1937年帶著女兒回國后，恰逢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一家在戰(zhàn)火中逃難，輾轉(zhuǎn)大半個中國。1941年在重慶生下兒子常嘉陵。1943年她拖兒帶女隨丈夫來到沙漠深處的敦煌。1945年4月19日，她以到蘭州看病為由離開了敦煌，從此與藝術(shù)隔絕，背著“拋夫棄子”的臭名茍活余生。七八十年來，隨著常書鴻聲譽的與日俱增，常書鴻苦守敦煌的往事不斷還原，當年離家走出的陳芝秀，作為常書鴻“家庭變故”的當事人之一，也開始進入了公眾的視野。但遺憾的是，因陳芝秀與常書鴻地位之懸殊、成就之天壤，人們在頌揚常書鴻的同時，卻將同樣是“家庭變故”受害者的陳芝秀無情地釘在了道德的恥辱柱上?；蛲诳嗨蛄巳松囊桓薄盃€牌”，或譴責她離開敦煌是“拋夫棄子”的“私奔”，或取笑陳芝秀晚年的貧困潦倒……斷章取義、以偏概全、主觀臆測的文字泛濫于網(wǎng)絡，掠奇的文字與事實的真相南轅北轍。網(wǎng)絡輿論有時候會成為一種暴力。故意貶損陳芝秀，無助于拔高常書鴻的偉大。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許多事情固然是旁觀者清，但男女婚姻其實是腳與鞋子的關系，所以最好還是聽當事人的說法為好。2001年，《敦煌守護神：常書鴻傳》（葉文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9月，《黃沙與藍天——常沙娜人生回憶錄》（常沙娜著，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2020年6月，《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葉文玲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常書鴻自傳：愿為敦煌燃此生》（常書鴻著，天地出版社）出版。當年陳芝秀離家走出的前因后果，其實就散落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忝列陳芝秀娘家后輩，試圖通過閱讀梳理，去偽存真，徹底搞清楚陳芝秀離開常書鴻的前后過程、事實真相，并補充陳芝秀的家庭背景，既還陳芝秀一個弱女子以歷史的清白，同時也為常書鴻及敦煌藝術(shù)研究者提供一些史料。 “我媽媽是浙江諸暨人，她和爸爸大概是1925年結(jié)婚的。他們是表親，媽媽是爸爸的表妹，因為爸爸在四兄弟中排行老二，所以她稱呼爸爸'二哥’。媽媽在國內(nèi)沒有學過藝術(shù)，初到法國時不懂法語，但她天資十分聰穎，在里昂濃厚的藝術(shù)氛圍中，她除了拼命學習法語，還在爸爸的朋友王臨乙、劉開渠、滑田友等留法藝術(shù)家的影響下開始學做雕塑。她經(jīng)常為爸爸的畫做模特，爸爸最初的人像創(chuàng)作《鄉(xiāng)愁曲》《病婦》畫面中的形象都來自媽媽。遷居巴黎后，媽媽的法語已經(jīng)講得不錯，后來也考進了巴黎高等美術(shù)學校雕塑系?！保ǔＩ衬取饵S沙與藍天》） 在常書鴻與常沙娜的自傳中，關于陳芝秀的身世，點到“諸暨楓橋”后便無下文，其婚前的身世及家庭背景一直是個空白。前些年，也有研究者在網(wǎng)上尋求陳芝秀的家族史，但未果。其實陳芝秀出生在諸暨楓橋一個官宦世家和書香門第。諸暨是西施故里，楓橋是千年古鎮(zhèn)，這里出“楓橋三賢”（王冕、楊維楨、陳洪綬），這里出“楓橋經(jīng)驗”。楓橋宅埠陳氏，是諸暨的望族，從南宋繁衍至今已近千年。始遷祖陳壽是進士出身的翰林經(jīng)諭，他護衛(wèi)皇子南渡，后因得罪秦檜，辭官后卜居楓橋，在梯山之陽、楓溪江畔著書立說，傳播理學。歷史上，這個家族科甲連翩，創(chuàng)下了一門11個進士、24個舉人的輝煌業(yè)績。一代畫宗陳洪綬就出在這個家族。陳洪綬是“灝”字輩，是陳芝秀的八世族祖。 
陳芝秀出生在楓橋陳家，一個名叫“畸園”的大戶人家?；麍@是清末名聞遐邇的江南私家園林，主人陳遹聲承父志，苦心經(jīng)營畸園，貯書達數(shù)十萬卷，收藏宋元槧本及名家字畫汗牛充棟。陳遹聲（1846—1920）是陳芝秀的祖父，字蓉曙，號駿公，早年師從俞樾，肄業(yè)于杭州詁經(jīng)精舍。清同治十二年（1873）中舉，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任松江府知府、練兵處總秘書、稅務處第三股總辦、戶部財政處提調(diào)、政務處總辦、統(tǒng)制川東道水陸防軍、重慶關監(jiān)督、四川川東兵備道，誥封光祿大夫，賞頭品頂戴。其墓葬在今趙家鎮(zhèn)上京村獅子巖頭山之巔，為宋時薦福寺舊址，墓地牌坊與墓廬建筑尚存。陳遹聲著述頗豐，有《玉溪生詩類編》《江左三家滄桑詩》《歷朝題畫叢錄》《鑒藏要略》《畸廬稗說》《宋元明三朝逸民詩選》《畸園手定詩文稿》《國朝三修諸暨縣志》。
陳芝秀父親陳訚（1883—1952），字季侃，小名阿迦，陳遹聲第四子。陳季侃是諸暨名人。他十三歲時隨父就學，“出入名門大族，侃侃而談，有辯才，善詩賦”。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舉人，獲徐世昌收為弟子，歷任京師大學堂教習、東三省總督公署咨議廳參軍、海龍府知府、奉天府知府。民國六年（1917）出任甘肅蘭山道道尹，民國九年（1920）12月代理甘肅省省長。當時，代理甘肅督軍陸洪濤將鴉片作為財源，便以20萬元賄賂陳季侃，請其解除種植鴉片之禁令，遭到陳的拒絕。陸氏遂派兵包圍省長公署，陳季侃堅不妥協(xié)，陸氏最后只好撤兵。1921年10月，陳季侃辭職后返回諸暨家鄉(xiāng)。民國十四年（1925）10月，直系將領浙江督軍孫傳芳組織浙閩蘇皖贛五省聯(lián)軍并任總司令，陳季侃應邀出任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部秘書長。1926年，浙江省省長陳儀準備起義響應北伐軍，事情敗露，遭孫傳芳拘禁，陳季侃力保，方得獲免。此后幾年，陳季侃致力地方事務，先后創(chuàng)辦中興煤礦、勞工小學等。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陳季侃避居鄉(xiāng)里，與何燮侯（北京大學首任校長）等人在楓橋魏家塢創(chuàng)辦忠義初級中學，并擔任董事長。抗戰(zhàn)勝利后，出任浙江省參議會參議員、浙江省通志館編纂。1950年獲馬一浮推薦，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52年因病逝世于杭州。
值得一提的是，陳季侃具有中國傳統(tǒng)士人雅好書法精品之習尚，故早在國民政府成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院之前，就為保護敦煌藝術(shù)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在出任甘肅蘭山道道尹、甘肅代省長期間，因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得到不少屬下的獻寶，同時又正值蘭州民間散藏敦煌寫卷充斥、買賣交易活動熱絡，他趁地利之便，不時出入書肆，多方網(wǎng)羅，更參與競購，因而他收藏的敦煌寫卷數(shù)量頗為豐富。2003年姚培鋒撰《紹興人與敦煌學》一文（原載《敦煌學輯刊》2003年第1期），內(nèi)有“陳季侃與敦煌遺書在浙江的流傳”一節(jié)，提到陳季侃通過別人贈送、自己購買等方式，收藏敦煌遺書總數(shù)達300余件，除“至少有17個敦煌卷子已歸北京圖書館收藏”，另有一部分贈送給了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其余一部分寫卷被當作禮物相互贈送，流傳于浙江地區(qū)。浙江博物館1954年入藏的一批敦煌寫卷中便有其舊藏，另有一部分藏于浙江圖書館及杭州靈隱寺。浙藏的這些寫卷復印件，今均見載于200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浙藏敦煌文獻》大型圖錄中。陳季侃曾說過：“余度隴時，購求唐人精寫者已極難得，而著有年代及晉魏人書則非以巨價求之巨室，不可得也?！弊阋娖鋵Χ鼗瓦z書的鐘愛和重視。又說：“今日藏經(jīng)已稀如星鳳，其后可知。猶憶在隴時，朋輩與余競購者所藏皆已散亡，余亦何能永保？但求愛護有人，千百年珍物不致?lián)p毀吾人之手，吾愿已畢。”表達了他愿盡己所能保護珍貴文物和文獻的決心，讀來感人至深。（陳季侃收藏的敦煌寫本《妙法蓮華經(jīng)觀世音菩薩普門口》題跋局部，大圖見文末）陳季侃原配朱氏，生一女；繼室馬氏，生三子四女。陳芝秀為馬氏所出。陳季侃膝下有五個女兒，便將陳芝秀過繼給了族內(nèi)兄弟，過繼后的母親姓常，是從杭州下嫁到楓橋的，她不是別人，正是常書鴻的小姑（三個姑姑中排行最?。?/span>故論輩分，陳芝秀和常書鴻是沒有血緣關系的姑表兄妹。這段歷史家譜沒有記載，但編纂《楓橋史志》的陳炳榮先生，生前曾與定居國外的陳芝秀母親馬氏有書信往來，當時已確證過這一事實。陳芝秀所在的陳氏房族叫“元文房”，是人才輩出的一個房族。陳芝秀三叔陳詵（1881—？），字叔辛，光緒壬寅（1902）優(yōu)貢生，朝考一等，以知縣備用，奏補陸軍部員外郎、軍牧司司長兼均調(diào)科科長，記名道員，辛亥鼎革后，歷任陸海軍大元帥府秘書，獲授二等大授嘉禾章、二等文虎章，父親謝世后，挈家徙居杭州，1949年后其后裔遷往澳大利亞。民國時期，陳芝秀家族內(nèi)還出過兩位少將：一是陳時驥（1893—1933），譜名舜淵，字少和，號澡身，國民革命軍第五十九師少將師長；一是陳欽（1894—1951），譜名舜恭，籍名欽，字治南，號顯生，南京金陵制造局（金陵兵工廠）少將局長。兩位都是陳芝秀的堂叔。陳芝秀同輩中，堂弟陳孟炎較為著名，陳孟炎（1910—1970），陳遹聲長孫、陳仲默長子，秉性敦厚，天資聰穎，為人平易無驕偽，民國二十一年（1932）畢業(yè)于上海圣約翰大學，初在上海銀行界，后又去廣東工作，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變”爆發(fā)，回鄉(xiāng)定居，因其叔季侃得與何燮侯、陳伯練、何文隆、錢之棼等進步人士相交往，積極投入抗日救亡工作。龍生龍，鳳生鳳，出生于如此書香門第和官宦世家，陳芝秀當然是名副其實的大家閨秀。她出生時，三代同堂，祖父陳遹聲還健在，畸園書香正值頂峰。自幼置身進士門第，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她的身上便賦有江南女子獨特的蘭蕙氣質(zhì)。所以，陳芝秀不僅天資聰穎，而且還是一位知書達禮、懂藝術(shù)、愛生活、有夢想、有教養(yǎng)的賢妻良母。20世紀30年代，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一般都是單身，唯獨常書鴻已經(jīng)成了家，有了孩子。但常書鴻和陳芝秀的家庭氛圍永遠是吸引人的，在藝術(shù)家聚居的巴黎，他們在巴黎第14區(qū)48號的家，成了學藝術(shù)的中國留學生的聚會場所。周末和假日，大家都喜歡到常書鴻家來，談今論古，暢談藝術(shù)，互通祖國的信息。“陳芝秀待人熱情，經(jīng)常做中國菜給大家吃”。陳芝秀下得了廚房，上得了廳堂。她多才多藝，不僅學雕塑，還會吹笛子，常書鴻在里昂得獎的油畫作品《鄉(xiāng)愁曲》，就是以陳芝秀為模特而創(chuàng)作的，是一幅反映海外游子愛國思想的作品。那天，陳芝秀“換上來（法國）時穿的紅色旗袍”，“將那笛子送在了嘴邊，她的雙眉卻皺了起來，這眉尖若蹙難掩愁痕的表情，使黃昏燈影中的她，有了幾分難以訴說的凄婉之美，格外楚楚動人?！?/span>浪漫之都巴黎，空氣都滲透著藝術(shù)氣息。在那里，常書鴻與陳芝秀度過了他們充滿愛情與理想的青年時代，常沙娜度過了歡樂無憂的童年時代。常沙娜說：“在我記憶里，媽媽漂亮，打扮入時，非常愛我，而且非常能干，會織好看的毛衣，我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媽媽在雕塑系學得很不錯，還拿到了獎學金……”常書鴻提前回國，陳芝秀與常沙娜繼續(xù)留在巴黎，但她一直在做回國的準備。陳芝秀“特別愛收拾，她喜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家里也拾掇得整整齊齊。那些日子她不斷出去轉(zhuǎn)商店，買了好多家居用品，有不少窗簾呀、床單呀、床罩呀什么的。”她告訴女兒，我們要回中國了，要到北平另立新家。陳芝秀滿懷希望地憧憬著，準備回國以后布置一個更美好的家，“她的夢做得真是很美很美。”從國外回到杭州，常沙娜的祖母見到孫女高興得不得了，聽說這個不會說中國話的小洋人是吃面包長大的，老人家從她的衣服大襟里掏出一個手帕包，又小心翼翼地打開手帕拿出一些錢，叫人去買了一個面包來給我吃。常沙娜接過面包咬了一口，怎么是甜的？法國的面包不是這樣的，常沙娜覺得很奇怪，也不喜歡吃，就隨手把它拿到院子里喂雞了。陳芝秀看見，趕緊跑過來用法文對女兒說：“沙娜，你怎么可以這樣？這是婆婆專門給你買的面包，她沒有錢，自己舍不得吃還給你買，你怎么可以拿來喂雞呢？這個面包很貴很貴的呀！”在敦煌千佛洞，哪怕日子最艱苦，她也將家操持得十分溫馨。常沙娜回憶：“在中寺（皇慶寺），我們只有一間住房……房子雖小，但媽媽愛清潔，很會收拾，什么都很有序，把里里外外拾掇得干干凈凈，還掛了一塊咖啡色的布簾作分隔內(nèi)外的隔斷，簾子下面繡著黃色毛線的邊飾。媽媽追求的就是舒適的環(huán)境，再簡陋也是整整齊齊的，很溫馨。”像陳芝秀這樣的知性女性，放在今天打著燈籠也找不出幾個，難怪女兒常沙娜評價母親說“天資十分聰穎”。所以，當年陳芝秀尋找婆家的首選之地不是楓橋，不是諸暨，而是省城杭州。也正因如此，常書鴻的小姑便經(jīng)常帶著繼女陳芝秀回杭州娘家，一來是省親，一來是相親。 “媽媽堅決不同意去敦煌，又對最要好的朋友王合內(nèi)、馬光璇說：書鴻瘋了，他好不容易安定下來又要折騰……那些日子每天就聽見她和爸爸吵：我不去，不去！兩個人吵得非常厲害，天天聽他們說的就是去不去，去不去，最后爸爸實在拗不過媽媽，只好說：'你不去就不去，我去！’”（常沙娜《黃沙與藍天》） 常書鴻19歲那年，還在浙江省立甲種工業(yè)學校（后成為浙江大學）讀書，小姑從諸暨楓橋帶來的“不速之客”，令常書鴻一見就難以忘懷。引用葉文玲的文學語言，兩人初次相見，“她的身材，是那樣苗條婀娜。她那雙眼睛，黑如點漆，朝人一瞥時，書鴻就真的被'攝魂奪魄’……”而陳芝秀呢，她“幾次來杭州，原也是為相看另一個親戚家的小伙子。可是，一見了書鴻，她說，自己霎時像喝了迷魂藥：'心里裝不下任何人了！’”1925年，留校任教的常書鴻終于迎來了洞房花燭夜?！昂邘傻男履?，像一朵帶露的玫瑰，燦然綻放在新房中。幸福得發(fā)暈的常書鴻，緊張得幾乎手足無措?！薄靶履镆驄尚叨@嫵媚。雪膚花貌的她，站立時似一株水竹，坐下時就是一莖蓮荷。對于這位令他朝思暮想的姑娘，書鴻心里涌上千般愛意。”常書鴻懷著滿腔感動，將嬌羞的新娘拉向懷里，聲音顫顫地說：“我這一輩子沒向任何人發(fā)過誓，但我要向你發(fā)誓：陳芝秀，不管山崩海裂，我都會好好待你！”結(jié)婚后，兩人先后到法國留學。常書鴻先學工藝，后學繪畫，陳芝秀學習雕塑。兩人都是“中國留法藝術(shù)學會”的發(fā)起人和骨干分子，陳芝秀發(fā)表于《藝風》雜志的文章《我們需要一個調(diào)和的藝術(shù)空氣》，闡述了組織藝術(shù)學會的緣起：“我們知道要閑游于荒山窮溪之間，必須先除荊棘、先去淤塞。我們需要一個為我們詠唱描繪的公園，我們需要一個調(diào)和的空氣。”陳芝秀以她無可挑剔的聰敏和美麗，完美地扮演著沙龍女主人的角色。她漂亮而又重視化妝打扮，據(jù)她當年的老同學講，其漂亮程度“遠遠超過”名聞遐邇的徐悲鴻夫人蔣碧薇。而常書鴻之才華橫溢，也為他的同學和朋友所一致稱道。在當時留法學生眼里，這兩人是佳偶天成。1931年，女兒常沙娜在里昂出生，“沙娜”是塞納河的諧音，這是他們的摯友呂斯百給起的名字。
1935年秋，常書鴻在巴黎塞納河畔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看到了由希伯和編輯的《敦煌石窟圖錄》，從而引發(fā)了一場藝術(shù)情感的軒然大波。從此，常書鴻“移情別戀”，敦煌成了他心中的圣殿，他決定去敦煌朝圣，他朝思暮想，他無法釋懷，十年前他向妻子許下的海誓山盟，慢慢開始褪色和淡化。常沙娜回憶：“我曾經(jīng)聽媽媽說，在巴黎，爸爸發(fā)現(xiàn)敦煌的事回家就跟她講了，媽媽是學雕塑的，他也和她談敦煌石窟的彩塑，談去敦煌的希望。那時敦煌石窟的藝術(shù)品可以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館看到一些，但是媽媽覺得親身去敦煌是故事般的想象，離自己非常非常遙遠，至于莫高窟是什么樣子，她從沒有認真想過。”但常書鴻已經(jīng)醒悟，他說自己的藝術(shù)之根在中國，只有回國才能實現(xiàn)藝術(shù)理想。1936年，常書鴻收拾起畫具和到西方尋求“藝術(shù)之神”的幻滅了的美夢，一個人匆匆踏上了歸國的旅程。“妻子從事雕塑，因她不愿意離開巴黎到當時兵荒馬亂的中國去，便與女兒暫時留在法國”。
（常書鴻1935年畫的《沙娜像》，法國巴黎近代美術(shù)館收藏）常書鴻回國后，在北平國立藝專當教授和西畫系主任，他寫信給陳芝秀，說學校設在北平西城的京畿道，北平藝專已經(jīng)給安排了住房，是很有意思的四合院，王臨乙和王合內(nèi)（法國人）也將成為鄰居。在常書鴻的勸說下，陳芝秀不得不放棄在巴黎的生活，準備回國后在北平營造一個更溫馨美好的家。1937年夏，在常書鴻的千呼萬喚下，陳芝秀母女從法國回來了。但是，還未走進北平的新家，相聚的歡樂還沒有品嘗，就卷入了漫長的戰(zhàn)火和逃難中。他們一家隨國立北平藝專的隊伍，從上海、杭州，一路轉(zhuǎn)移至江西、湖南、貴州。常沙娜這樣總結(jié)那段日子：“我們一家從法國回來，還沒看見北平的新家就趕上了戰(zhàn)爭、逃難，不停地遷移，在這個地方待一年，那個地方待兩年，越走越苦。”1939年2月4日，國立藝專的隊伍從湖南沅陵搬到了貴陽，暫住在市中心一家旅館。中午吃飯，外面突然響起空襲警報，“炸彈、燃燒彈呼嘯著落到我們頭上，只聽轟隆一聲巨響，天一下子就黑了。媽媽飛快地拽著我鉆到餐桌底下，緊緊趴在我身上。四周昏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見，媽媽喘著氣叫我：沙娜！沙娜！我也哭叫著：媽媽！媽媽！……環(huán)顧四周，一片濃煙中，已經(jīng)有火焰在燃燒，可以看到身邊橫七豎八躺著血肉模糊的人，那些茶房伙計剛才還好好的，現(xiàn)在躺在那里，斷胳脯斷腿，流著血，慘不忍睹，地獄般的景像真把我嚇壞了?！?/span>這一次轟炸，讓常書鴻一家一無所有，陳芝秀準備布置新家的床單、窗簾，給常書鴻帶回來的那么多畫，瞬間全都被炸光了。曾經(jīng)擁有的轉(zhuǎn)瞬間化為烏有，美夢還沒做完，就被惡夢擊碎了。“我們成了貨真價實的難民……好在人還活著，大難不死。”后來陳芝秀母女被送到了貴陽的天主教會。那里的法國修女對陳芝秀母女特別關照，告訴他們大難不死是因為有上帝的保佑。也正因此，陳芝秀誠心誠意地感謝上帝，從此皈依了天主教，成了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常沙娜回憶：“在教會里住了一段時間，媽媽的精神狀態(tài)好多了。經(jīng)歷過突如其來的大轟炸，那驚心動魄、九死一生的場面在腦海里久久揮之不去，使她遭受的精神創(chuàng)傷太深，以致有一陣她常常木呆呆地跪在那里，看見火就害怕。而有了信仰，獲得了精神寄托以后，她漸漸恢復了。她重新置裝，安排生活，新做的衣服還利用地方民間的藍印花布?！?/span>1940年，一家又輾轉(zhuǎn)到了陪都重慶，常書鴻在重慶鳳凰山山頂?shù)囊淮狈孔永锇擦思遥c留法時期的老同學一起，在那里過了兩年多相對安定的生活。1941年，兒子常嘉陵在歌樂山醫(yī)院出生。陳芝秀與王合內(nèi)每逢星期天就要去天主教堂做禮拜。常沙娜回憶：“過了那么久動蕩不安的日子，生活突然安定下來，我們覺得非常溫馨，也非常知足了。”回國后時局動蕩，去敦煌的事一直被擱置，現(xiàn)在日子平靜下來，常書鴻去敦煌的念頭越來越強烈。1942年，在時任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先生的建議下，重慶國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常書鴻擔任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常書鴻在外面得到了許多鼓勵，回家卻遭到了頑強的阻力。因為不愿意離開巴黎的妻子，在經(jīng)過艱苦的逃難生活后，現(xiàn)在更不愿意離開重慶了。當時，陳芝秀一聽說常書鴻去敦煌的計劃就急了，就和他吵：“你瘋了？我們剛剛安頓好，怎么又要到什么甘肅、西北去?。吭诎屠枘闶侵v過的，可那不是想想的事嗎？我們好不容易挨過轟炸活著出來，千辛萬苦到了這里，才安定下來，沙娜馬上就要小學畢業(yè)了，要成長，你怎么又想走？還折騰？不同意！”陳芝秀還對女兒說：“你爸爸瘋了，要去甘肅！你知道在甘肅住的是什么嗎？都是住窯洞?！?/span>陳芝秀堅決不同意去敦煌，又對最要好的朋友王合內(nèi)、馬光璇說：“書鴻瘋了，他好不容易安定下來又要折騰……”
常沙娜回憶：“那些日子每天就聽見她和爸爸吵：我不去，不去！兩個人吵得非常厲害，天天聽他們說的就是去不去，去不去，最后爸爸實在拗不過媽媽，只好說：'你不去就不去，我去！’”1943年2月，常書鴻帶著第一批研究所工作人員動身去了敦煌。秋天，常書鴻回重慶辦事，繼續(xù)回家動員陳芝秀去敦煌。他反反復復地說：“我們一定要去敦煌！”還連哄帶勸地說：“你是搞雕塑的，不能不到那里看看，那里的彩塑漂亮極了，你一定會驚訝的，你是搞藝術(shù)的！”但陳芝秀還是堅決不去。后來呂斯百出面勸說了：“芝秀，你就隨書鴻吧，他有他的事業(yè)，你到那里也可以搞雕塑，你們在那里，將來我們也會常去的?！保ㄊ聦嵣纤麄兒髞聿]有去敦煌）陳芝秀問：“那沙娜怎么辦？”常書鴻說：“沙娜可以到酒泉上中學，敦煌也有中學，比較差，酒泉有好學校。在酒泉我有朋友，都是搞工程、修路的工程師，我會安排?！?/span>臨走之前，陳芝秀跟同樣信天主教的王合內(nèi)說：“我真的不想去。從藝術(shù)上講，他有他的追求，從我的角度，藝術(shù)也可以是考慮的一個方面，可那是佛教石窟啊，我們信的是天主教，怎么能跑到佛教的地方去？”陳芝秀不去敦煌，也確實合情合理，因為她是站在家庭的角度考慮問題。身為女人，陳芝秀只想過平平安安的生活，只需要一個溫柔體貼的丈夫，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想要。更何況，過慣了巴黎浪漫生活的陳芝秀，心里還裝著滿腔的委屈。當年自己不樂意從巴黎回來，你常書鴻說聲走，不是也同意你了嗎？一回國碰上抗戰(zhàn)，我什么也不說，什么都丟下，又跟著你走了。到了貴陽，我們差點沒了命。好不容易安定下來，我們在這里過安穩(wěn)日子不是很好嗎？你喜歡去敦煌也可以，我也決不拖你的后腿，但你何必非要把整個家、把孩子們都往沙漠里拖？常書鴻沒有顧及妻子的情緒，他以事業(yè)為重，是做大事的人，他心心念念的是敦煌莫高窟。他執(zhí)意讓妻兒一起去敦煌，只圖一家團聚，但求同甘共苦，畢竟他是家里的頂梁柱，他豈能忍心將孤兒寡女丟在重慶？從男人的角度來考量，常書鴻的計劃似乎也無可厚非。一心想圖安穩(wěn)的陳芝秀，最終拗不過“杭鐵頭”常書鴻。為了丈夫的事業(yè)，為了丈夫的理想，她攜帶12歲的女兒、2歲的兒子，隨丈夫走進了荒漠，卻從此也走進了一條愛情的不歸路。
（1942年常書鴻畫的《重慶鳳凰山即景》，內(nèi)容包括：陳芝秀抱嘉陵看兔子、王合內(nèi)養(yǎng)兔子、常沙娜喂雞、公用的廚房、李家珍帶著子女上山、王合內(nèi)養(yǎng)的寵物狗。）（未完待續(xù)） 以下大圖展示《妙法蓮華經(jīng)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該敦煌寫經(jīng)現(xiàn)藏于浙江博物館，原藏品號為“26089”，收入《浙江敦煌文獻》時統(tǒng)一編號為“浙敦193”。舊藏者陳季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