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國務院公布的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是黃帝生地、周漢魯都、孔子故里，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為此地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存，其中自漢至民國兩千余年的6000余件石碑石刻是曲阜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是書法藝術的殿堂，碑刻藝術的寶庫。1993 年曲阜孔廟孔林孔府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文本中指出：“1000多件漢畫像石、孔子圣跡圖、石儀、龍柱等反映了石刻藝術的變化和發(fā)展；5000多塊西漢以來的歷代碑刻既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瑰寶，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經濟、文化、藝術的寶貴資料?！?#39;為保護傳承好這一人類瑰寶，歷朝歷代對之珍愛呵護有加，尤其20世紀70年代以來，曲阜文物管理部門采取遷移保護、室內保存、圍設護欄、加固維修等手段，不斷加強對石碑石刻的保護。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受保護條件、環(huán)境的影響和資金、技術手段的制約，曲阜石碑石刻保護利用的任務十分艱巨，面臨的困難和挑戰(zhàn)依然眾多。如何在“不改變文物原狀”和真實性修復原則下，加強曲阜石碑石刻保護研究，明確曲阜石碑石刻保護的重點、方向和措施，實施開展曲阜石碑石刻保護修復和研究工程，盡可能延緩石碑石刻的風化進程；如何加強曲阜石碑石刻和相關歷史文獻資料的綜合研究利用，深度闡釋曲阜石碑石刻文物的歷史文化內涵，讓文化遺產活起來，真正讓文物說話，講好中國故事，服務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建設，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曲阜石碑石刻文化遺產資源保護利用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一、曲阜石碑石刻資源情況概述

據統(tǒng)計，曲阜境內現存歷代石碑5000余塊，歷西漢、東漢、曹魏、北魏、東魏、北齊、隋、唐、宋、金、元、明、清至民國，貫穿整個中國碑刻史。其中漢碑數量居全國首位，馳名中外堪稱國之瑰寶。根據碑石上的內容，曲阜石碑主要有墓碑、記事碑、祭祀碑、拜謁碑、墓表碑、題記碑、題名碑、御制碑、賦詩碑、銘記碑、宗譜碑、圖碑等，種類達23種之多?，F存歷代石刻1000余塊，以墓葬石刻為主，主要有畫像石、墓擋、供案、香爐、石柱、石坊、望柱、翁仲、石獸、石刻圣跡圖等，30余個種類。其中漢畫像石、孔廟大成殿明清雕龍石柱、明石刻圣跡圖等是石刻藝術的杰出代表(孔廟孔林孔府主要碑刻石刻見下表)。

曲阜石碑石刻主要存在于孔廟、孔林和孔府?？讖R內除石柱、陛石等作為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外，其他如祭祀碑、記事碑、題名碑、畫像石等集中存放于十三碑亭、東西齋宿、圣跡殿、神庖漢畫像石館等區(qū)域和孔廟后原孔府西倉處建設的漢魏碑刻陳列館?？琢质坛竦辣ね?，絕大多數散落于孔林內，以墓碑、墓表碑、翁仲、石獸、石坊等為主。散落于孔廟、孔府、孔林院內的石碑石刻，主要暴露于室外，部分陳列于門下或鑲嵌于室內外墻壁上。顏廟、周公廟、壽丘、少昊陵、尼山孔廟及書院、梁公林、孟母林、洙泗書院、顏林、九龍山、九仙山、石門山等文物保護單位內也保存有較大數量的石碑石刻。

曲阜石碑石刻之所以資源豐富、經久不衰，與歷代尊崇儒學、崇尚教化等風尚直接相關，曲阜堪稱“儒家石刻文獻博物館”，駱承烈先生稱曲阜碑文是“石頭上的儒家文獻”。儒家思想是曲阜碑刻的底色和基調，在歷代中國，統(tǒng)治者提倡和推行儒家思想，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念都帶有鮮明的儒家特色。曲阜石碑石刻作為人類特有的歷史、文化和藝術資源，它與中華文明發(fā)展息息相關，也是全人類共有的寶貴財富。這些歷史悠久的石碑石刻珍品，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既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瑰寶，也是研究我國古代文字沿革、書法藝術、建筑藝術和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發(fā)展水平及孔廟、孔林建筑史的寶貴資料，在中國石碑石刻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孔廟孔府孔林主要碑刻石刻統(tǒng)計表

二、曲阜石碑石刻資源保護利用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保護情況

曲阜石碑石刻資源豐富，絕大多數得到了較好的保護，如石坊、石柱、陛石等普遍增設圍欄，避免了人為倚靠、撫摸、踩踏或撞擊。陳列于室內供觀眾觀瞻的，增設圍欄保護，使石碑石刻與觀眾相對隔離。嵌于墻上、放于門下避免了日曬雨淋。目前，處于野外的石碑石刻除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或列為文物保護單位的附屬部分、或古墓葬前石碑現仍原址保存外，對于散落于野外或發(fā)掘出的珍貴石碑石刻，及時遷移安全處異地妥善存放。但是，因曲阜石碑石刻數量大，受保存條件、資金、手段等制約，絕大多數散落于室外，飽受酸雨、鳥糞侵蝕、日曬雨淋、冰凍雪蓋等侵害，同時由于跨度時間長、歷時久遠，長期受自然環(huán)境應力作用和物理、化學、微生物風化影響，石碑石刻表面粉化剝落、淺表性裂隙等風化現象嚴重，部分石碑石刻由于地震、戰(zhàn)爭、保護不當等歷史原因造成斷裂、缺失、碑文模糊等現象還存在。

曲阜石碑石刻保護經歷了由被動保護到主動保護、自然保護到科技保護的不斷探索。據史料記載，歷史上不乏主動保護的實例，將漢魏等年代久遠的石碑石刻或發(fā)掘的墓志碑、記事碑等大量石碑石刻遷移至孔廟內集中保存。例如：五鳳刻石，我國著名西漢石刻之一，金明昌二年(1191年)，開州刺史高德裔監(jiān)修孔子廟，工匠在魯靈光殿遺址西南三十步曰太子釣魚池的地方挖池取石，發(fā)現此石，當即移存孔廟，1978年由同文門下移入東廡，1998年移入漢魏碑刻陳列館。又如上谷府卿墳壇刻石、祝其卿墳壇刻石，為我國較早發(fā)現的西漢石刻文字，該二石原在孔林孔子和子思墓前，清雍正十年(1732年)兩石同時移入孔廟同文門下予以保存，1978年由同文門下移入東廡，1998年移存漢魏碑刻陳列館。安漢里漢畫像石，1977年出土于曲阜城東韓家鋪八寶山漢墓，當時移入孔廟弘道門下，1978年移入西廡，2000年移入孔廟神庖漢畫像石館。徐家村漢畫像石藏堂題記，1969年出土于曲阜防山鎮(zhèn)徐家村，當即收藏孔廟，1979年展出于孔廟西廡，2000年移人孔廟神漢畫像石館。

新中國成立后，曲阜石碑石刻保護經歷了五次規(guī)模比較大的保護過程：1978年對散落在孔廟、孔府院內或門下的室外石碑遷移孔廟東西廡進行室內集中保護，如著名的乙瑛碑、史晨碑、禮器碑、孔宙碑、張猛龍碑等均為此次移入。20世紀80年代開展了較大規(guī)模的石碑石刻維修，重點對“文革”期間遭受破壞的斷裂石碑石刻進行了黏接歸位、錨固、水泥修補，部分進行了石碑扶正、地基平整處理，開展了墻體支護和集中展示等工作，盡管只是簡單的修補和加固，但是較好地保證了碑刻陳列，避免了隨地堆砌、翻動等帶來的二次損壞。但是，由于受當時技術、條件的限制，在修補錨固中大量使用了水泥、鋼筋或鐵板等材料，影響了碑刻的整體美觀，甚至銹跡侵蝕碑刻造成新的病害。1998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復同意，曲阜文物管理部門在孔廟后原孔府西倉建設漢魏碑刻陳列館，將原存孔廟東西廡石碑和散落于孔廟、孔林的漢魏碑刻和部分重點石碑移入館內進行集中保存和陳列，此次共移入碑刻131塊、石雕6尊，有墓碑、墓志銘、記事碑、石經幢、造像碑、題名碑等六種類型，匯集了曲阜碑刻的精華部分。1999年，將原存孔廟東西廡畫像石刻和散落于孔廟的部分石刻移入孔廟神庖，辟為漢畫像石館進行集中保存和陳列，現存放曲阜及其周邊地區(qū)出土的漢代畫像石刻共90塊，如安漢里漢畫像石、徐家村漢畫像石藏堂題記等石刻就是此次移入。兩館的新辟，避免了室外存放所帶來的日曬雨淋侵蝕，有效延緩了碑刻風化，較好地保護了漢魏碑刻和漢畫像石刻，同時方便了游客集中觀瞻，得到國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2012年，曲阜市文物局委托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共同編制孔廟石碑保護方案，啟動孔廟石碑石刻保護修復工程，2016年3月一期項目通過山東省文物局專家驗收’。該工程，大量采取現代科技手段和做法，進行了大膽創(chuàng)新和嘗試，開啟了孔廟碑刻科技保護的大門，為下一步孔廟碑刻保護工程的全面展開積累了經驗。

(二)著錄情況

曲阜石碑因書寫華美而受到歷代文人雅士的關注和推崇，歐陽修、洪適、趙明誠、錢大昕等金石學家將它們收入著作，不吝贊美，翁方綱、阮元、黃易等更是到曲阜親臨考察、研究、著錄，并留下題跋。歷代金石學典籍與地方志書曾對碑文有所著錄或評論，如北宋歐陽修《集古錄》《六一題跋》、趙明誠《金石錄》、南宋胡適《隸釋》《隸續(xù)》、清代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牛連震《金石圖說》、阮元《山左金石志》和孔傳《孔氏祖庭廣記》、孔毓圻《幸魯盛典》、孔尚任《闕里志》、孔繼汾《闕里文獻考》、孔昭薰《曲阜林廟碑目》、孔祥霖《曲阜碑碣考》等。當代對曲阜石碑石刻研究，多是著錄介紹，如濟寧市政協文史委編著的《孔孟之鄉(xiāng)石刻碑文選》、包備五《齊魯碑刻》、孟繼新《孔府孔廟碑文楹聯集萃》、宮衍興《濟寧全漢碑》、朱福平與胡濤《曲阜漢魏碑刻》、孔德平《曲阜漢魏碑刻》等書。駱承烈《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一書，收錄歷代碑刻1025通，除著錄全文，還標明碑刻形制與所處位置，且有簡單按語。楊朝明主編《曲阜石刻文獻輯錄》(第一、二輯)選取較為重要的碑文進行著錄，在考證、辨析碑文的基礎上，進行簡單詮釋和論說。

(三)研究情況

近年來，曲阜石碑石刻研究與傳世文獻、儒學史研究相聯系，較受學者追捧。張九龍《曲阜孔廟元代碑刻研究》對曲阜孔廟中的元代碑刻進行了概述，并總結、分析其中所反映的元代尊孔崇儒的特點；陳金海《曲阜漢碑視野下的經學與社會》將曲阜漢代碑刻與傳世文獻相聯系，發(fā)掘了其中所反映的儒家經學在漢代發(fā)展的一些特點以及漢代社會的一些情況；還有孟凡港《從曲阜石碑看歷史上的尊孔活動》、張艷青《曲阜漢碑研究》、武師文《曲阜漢魏碑刻》、孫育臣《從曲阜石刻文獻看明代尊孔崇儒》、吳云《曲阜石碑視域下的清代文化選擇》、劉海宇《山東漢代石碑研究》等。

(四)存在的問題

在保護管理工作中：石碑石刻資源與古建筑、古樹名木、館藏文物和明清孔府檔案共同構成曲阜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曲阜文物管理體制和部門設置中，石碑石刻保護管理還沒有一個像三孔古建工程管理處(三孔古建筑修隊)、古樹名木保護科、孔府文物檔案館等一樣的專職部門和隊伍，漢魏碑刻陳列館也僅僅負責陳列館內部事務，沒有領導或指導全市石碑石刻保護管理利用工作職能；由于跨度時間長、材質不一，受保護條件的限制，絕大多數的石刻石碑仍保存于室外，室外露天石碑石刻風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新的保護技術研究和應用方面探索創(chuàng)新起步晚，近年才開始有所進展，但進度緩慢，經驗總結和成果推廣不夠。

在利用研究工作中：石碑石刻保護存在的問題，也為資源的利用帶來了影響，目前曲阜石碑石刻檔案資料庫還沒有完全建立，相關課題研究和資源利用的途徑、方法單一，重石碑輕石刻、重著錄輕考證、重文獻輕辨析等現象普遍存在；碑文與相關文獻資料的綜合研究不夠，由于受歷史原因或所處條件的局限，歷史上的一些著作和資料對曲阜石碑的記載、描述以及所錄碑文多有遺誤，與石碑原文有許多出人，甚至誤錄誤引、面目全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學術研究上的混亂；石碑石刻資源的文化、藝術價值發(fā)掘應用不夠，多傾向于陳舊的簡單介紹，觀眾參與保護和利用的途徑缺乏、積極性不高。讓文物說話，講中國故事的探索乏力，還沒有實質性破題等。

三、曲阜石碑石刻資源保護利用途徑和方法

(一)加強石碑石刻文物本體保護

目前，曲阜石碑石刻保存形式主要有四種：一種是被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或不可移動文物，如景靈宮碑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姓氏源流序碑、九龍山摩崖造像石刻被公布為山東省文物保護單位，修治洙河碑被公布為濟寧市文物保護單位，西莊石佛像、重修全真觀石碑、張氏祖塋碑、宮氏祖塋碑、鳳陽慈母碑、品重鄉(xiāng)邦碑、畢家村告示碑、急公好義碑、中元瞳趙氏支派碑、河口古橋石碑等被公布為曲阜市文物保護單位5；一種為文物保護單位或不可移動文物的附屬文物，如孔府、孔林、梁公林大門外石獅，作為古建筑組成部分的欄桿、石柱、龍陸等；一種是作為可移動文物由博物館、文管所集中收藏，如集中于孔廟神庖漢畫像石館、漢魏碑刻陳列館、孔廟圣跡殿內以及孔廟、孔林、孔府門下或墻上鑲嵌的石碑石刻等；還有一種為古墓葬前石碑或林地內石儀，如孔林、孟母林、梁公林、顏林等林地內石碑石刻，仍原址保存。

以上保存形式中，屬于前二種形式的石碑石刻，重點是做好文物保護單位“四有”工作，明確石碑石刻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石碑石刻附近增加安全警示標識，因地制宜增設保護圍欄、增加電子監(jiān)控等保護設施。加強日常巡護看管，開展石碑石刻病害監(jiān)測和分析，發(fā)現文物安全隱患及時采取措施。在修縛古建筑時，采用軟質氈墊予以圍護，或搭設框架、木板遮蓋等措施，避免人為損壞或施工磕碰。后兩種形式的石碑石刻保護，是石碑石刻保護工作的重點，也是難點，要著力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強保護：

(1)加大對田野石碑石刻文物的安全保護。曲阜石碑石刻除集中存放于曲阜三孔等文物保護單位內以外，還有大量的石碑石刻廣泛存在于田野之中，有些石碑石刻雖然不從屬于孔廟、孔林、孔府，但是由于曲阜地域的特殊性和與歷代尊崇儒學、崇尚教化等直接相關，與孔廟、孔林、孔府石碑石刻有較強的關聯性，理應一并納入孔廟、孔林、孔府石碑石刻保護范圍予以保護。一是要借鑒歷史上的成功做法，對適宜遷移、集中保管的遷移至文物保護單位內集中妥善保存，在遷移中要避免就近遷移至村委院內或農戶家中存放，這不利于今后的保護管理和利用。二是對因避免破壞其整體性或屬地性而不適宜遷移集中保管的，要進行就地保護。比如對孔林內望柱、石人、石獸等石儀，要開展定期病害監(jiān)測、分析工作，及時修剪附近樹枝、清理攀爬植物、扶正加固等，同時要加強安全巡護和監(jiān)控，做好人防、技防、物防工作。三是對野外石碑石刻要明確屬地鄉(xiāng)鎮(zhèn)政府、村居保護管理主體責任，地方政府、鄉(xiāng)鎮(zhèn)、村居等責任單位要逐級簽訂《文物安全目標責任書》落實責任，文物部門加強督導檢查，落實監(jiān)督管理責任，發(fā)現問題及時協調處理。

(2)加強文物保護單位內室外石碑石刻文物的安全保護。據現狀調查和病害分析，室外存放是造成石碑文字模糊不清甚至片狀剝落、風化嚴重的主要原因，淺表性裂隙、粉化和片狀剝落成為完全暴露在室外石碑的主要病害。為此，對于孔廟東西齋宿及東齋宿后室外集中存放的石碑石刻，要盡可能地遷移到室內、門下、廊下妥善保存；對孔廟明成化碑、明弘治碑等歷史上曾有碑亭保護的要爭取逐步恢復建設碑亭；在孔廟內適當位置規(guī)劃建設碑廊，移入室外碑刻集中存放展出，盡可能避免室外堆放遭受風雨侵蝕；對無法予以室內集中保護的室外石碑、石坊、陛石等，要采取圍欄保護和噴灑表面加固劑等傳統(tǒng)保護方法，積極借鑒采用冷裱膜裝裱技術等新方法予以保護’。同時要加強管理看護，嚴禁機動和非機動車輛在石碑石刻集中存放區(qū)域穿行，嚴禁游客刻畫、涂污、攀爬和踩踏陛石等行為。

(3)切實加強對館藏石碑石刻文物的保護與研究。隨著曲阜孔子博物館的建設和當今石碑石刻保護技術手段的不斷更新，對集中存放的漢魏碑刻、漢畫像石等珍貴石碑石刻，適時從漢魏碑刻陳列館和孔廟神庖漢畫像石館遷移至孔子博物館，開辟特色展廳予以重點保護陳列。對原漢魏碑刻陳列館騰出的室內空間，將孔廟、孔府室外保存的石碑石刻入室保存。要加強室內石碑石刻的病害監(jiān)測和病害分析，不斷改進室內保護手段，提升科技化保護水平，充分考慮曲阜石碑石刻材質、當地氣候、所處環(huán)境、病害變化等諸多因素，加強針對性研究，避免保護性損壞。

(4)扎實開展曲阜石碑石刻資源保護修復工程。據孔廟石碑石刻保護修復工程一期石碑病害分析，孔廟石碑現存的主要病害達22種之多，主要存在的病害類型有拓片涂覆、淺表性裂隙、表面粉化、片狀剝落和殘缺等。所以，科學分類、建立健全曲阜石碑石刻病害檔案刻不容緩。要開展石碑石刻風化、裂縫治理和病害防治等專項科學研究，完善提升石碑石刻保護修復工藝，建立規(guī)范的方案制定、施工操作、工程監(jiān)督、驗收歸檔等程序；扎實做好資料留取、表面清理、表面脫鹽處理、修補、空鼓灌漿處理、風化石材加固處理、石碑表面防水處理等基礎性保護工作，全面扎實開展曲阜石碑石刻資源保護修復工程，盡可能延緩石碑石刻風化進程。

(5)加強宣傳教育，增強社會大眾共同保護石碑石刻的自覺性。注重宣傳教育，不斷提高廣大游客、觀眾的文物保護意識，尤其對石碑石刻保護重要性的認識，景點內增設溫馨提示，提醒游客文明參觀，避免刻畫、涂污、張貼、攀爬、損壞文物或者文物保護設施等行為。創(chuàng)新開展碑文解讀、碑拓體驗、文字演變等碑刻利用科普活動，不斷豐富活動內容，增強人民群眾的文化參與感、獲得感和認同感，激發(fā)人們保護石碑石刻的自覺性。如近年來，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與高校聯手，先后成為曲阜師范大學書法學院教學實踐基地、渤海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學實踐基地，不斷加強館校合作、開展書法理論研究與創(chuàng)作，已取得顯著效果。江蘇常熟石碑博物館開設拓碑技藝展示體驗中心，讓石碑文物和拓碑技藝變活，也深受社會喜愛。

(6)嚴格拓印手續(xù)報批，創(chuàng)新拓印過程中的監(jiān)管手段。據現狀調查和病害分析，拓片涂覆類病害是室內石碑的主要病害，為此，要加強石碑石刻傳拓技法研究，因地制宜采用蟬翼拓、烏金拓、朱砂拓等傳拓技法，大膽嘗試“碑帖拓片平刷上紙法”等新技法”減小傳拓過程中對文物本體的傷害。認真貫徹執(zhí)行國家《文物復制拓印管理辦法》，避免文物系統(tǒng)內部“拓印文物不報批潛規(guī)則”、市民或游客私自拓印石碑石刻”等現象的存在。加強拓印過程中的監(jiān)管，避免拓印過程求量不求質、操作不規(guī)范等損壞碑刻的現象。要運用好國家下放的館藏一級文物的復制、拓印行政許可，努力在“未依法區(qū)分等級的文物不得復制、拓印”和田野石碑石刻文物保護中找到平衡點，實現保護和利用的最大公約數。

(7)改變以往重視“重要石碑石刻”、忽視“一般石碑石刻”的舊觀念。從史料價值來看，所有的碑都重要，碑上的所有內容都重要，所以不存在什么“重要石碑”和“石碑上的重要內容”。因為每一塊碑都有可能告訴我們一個故事，一段人生，甚至是一個社會。石碑資料具有雙重性，既反映區(qū)域社會和民間生活，也反映國家或地方性制度。1998年新辟漢碑碑刻陳列館時，受保存場地、環(huán)境等條件所限，就僅將原存孔廟東西兩廡和散落于孔廟、孔林的漢魏碑刻和部分“重點碑刻”移人館內進行集中保存和陳列，而無法將散落在孔廟等室外的大量碑刻移入，對其也沒有采取進一步的保護措施和手段。隨著今后碑刻保存、陳列條件的不斷改善，要摒棄漢代石碑價值高，才值得花大力予以保護和研究等錯誤觀念，要切實重視數量巨大的野外、室外石碑石刻的保護和管理。

在落實以上具體保護管理措施的同時，要加強頂層設計，不斷增強曲阜石碑石刻文物保護的法制化、規(guī)范化、制度化水平。一是啟動曲阜石碑石刻保護專項立法工作，研究制訂《曲阜市石碑石刻保護條例》或《曲阜市石碑石刻保護管理辦法》，為石碑石刻保護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同時，嚴厲打擊各類損壞石碑石刻或破壞保護設施的行為。二是編制《曲阜石碑石刻保護規(guī)劃》，并將其作為石碑石刻保護的重要依據。依據保護規(guī)劃，針對性地開展石碑石刻保護修復工程。三是成立曲阜碑刻文物保護科，專職負責全市石碑石刻保護管理利用工作，負責碑刻病害日常監(jiān)測、分析和碑刻保護利用研究工作，開展碑刻知識宣傳普及教育和碑刻展示體驗活動，指導各主體責任單位共同做好碑刻保護管理工作。

(二)加強曲阜石碑石刻資源的利用研究

(1)建立曲阜石碑石刻資料庫，實現資源共享。一是充分利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和全國首次可移動文物普查成果，全面調查、核實曲阜石碑石刻資源情況，對各個存藏單位和野外石碑石刻做全面細致的摸底調查，包括石碑石刻的內容、存藏地、保護程度、散佚情況等，分類建立曲阜石碑石刻資源檔案。例如，曲阜石碑石刻存量上，目前就有6000多件、7100多件和10000余件等不同的說法。二是全面搜集和整理石碑石刻資料，重視石碑石刻拓片存檔、整理出版工作，真正做到方便大眾查閱、展覽和研究，為研究工作服務。例如對現存石碑、石刻適宜拓印的，要建立健全拓片檔案和圖像電子檔案，對因風化等原因造成的碑文文字不可辨或存疑的，要借助著錄文獻核對碑文，加以校對、考證和辨識。

(2)建設開通曲阜石碑石刻數字博物館。利用三維成像等現代科技手段，開展曲阜石碑石刻保護利用數字化工作，建立曲阜石碑石刻數字博物館。例如，乙瑛碑是“八分隸書”的典型石碑、張猛龍碑是“魏碑的登峰造極者”等，對這些能夠突出反映漢字書法發(fā)展和書體演變的北陛石、五鳳刻石、乙瑛碑、禮器碑、孔宙碑、史晨碑、張猛龍碑等石碑，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記錄、處理和展示石碑文字的新方法，開通網上參觀、資料查閱等便捷渠道，為書法教學、書法藝術欣賞、藝術研究和歷史研究等工作服務。

(3)實施曲阜石碑石刻搶救性著錄與研究工程。將曲阜石碑石刻資源研究利用工作，納入國家和省市古籍文獻資料研究重要內容之一，組織專家學者開展搶救性著錄與研究工作。一是加強石碑石刻文字、圖像資料的整理，辨析、闡釋、釋疑，糾正原有著錄錯誤，回歸其“原始性”和“真實性”。碑刻所保留的第一手資料可信度高，為全面整體地解讀歷史提供了更完整的證據鏈，是正史文獻的有效補充。古今著錄碑文時，不乏錯字、漏字，甚至個別衍文，與原碑有違，也缺少校勘，比如《宣圣林神門記》碑，孔尚任《闕里志》、孔繼汾《闕里文獻考》等在著錄時，將“崇建一門”誤作“建重門”，后諸多文獻引用之，由此造成孔林大林門與宣圣林門(現孔林二林門)是元至順二年(1331)建重門所致的錯誤。二是加強對碑文價值的深入挖掘和探討研究。既要有碑文細部問題的立論研究，也要有石碑記載信息的深入探討，還要有石碑石刻資料與歷史文獻史料的對比研究分析甚至跨學科研究。著名史學家傅衣凌先生生前就主張，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不能只從書本出發(fā)，而要注意石碑等民間材料“。史學工作者都應當重視石碑這一寶貴的民間資料，走出圖書館，到田野中去汲取新鮮材料。

(4)創(chuàng)新碑刻文化遺產到文化生產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讓碑刻文物活起來。發(fā)掘曲阜石碑石刻資源書法、藝術和歷史價值，創(chuàng)新展示利用的技術和手段，開展文字演變數字化教學、畫像石藝術演變、祭孔禮樂研究、拓碑技藝展示體驗等創(chuàng)新性展示體驗活動。針對不同體驗群體遴選出撰文、書法、鐫刻等方面頗具特色的石碑，開展書法、鐫刻、拓碑等技藝展示體驗活動，彰顯文物保護和旅游項目開發(fā)的完美契合，使原本“冷冰冰”的石碑升溫，讓石碑文物和拓碑技藝變活，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技藝體驗活動向市民和游客傳授國學知識、傳播中華美德，讓市民和游客在技藝的體驗娛樂中得到教育，得到心靈的感悟，從而服務于弘揚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

作者|孔子研究院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