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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死了，實際上是解脫了，他活得太累了】 余英時如果研究繼續(xù)專注的研究中國古代史，他絕對不會那么累，也不會那么痛苦。 他的《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史論》寫的很不錯，增訂版在大陸的出版名稱叫做《士與中國文化》，雖然這部書的學術價值不高，但是頗為鄧小楠等歷史學老師喜歡引用，也算是名噪一時吧。 余英時最大的痛苦，來源于他對中國現(xiàn)代近代史和現(xiàn)代史的研究和評述。 他寫胡適、寫錢穆、寫陳寅恪……他的興亡遺恨與時局針砭，最后完全是憑著個人的喜惡，已經(jīng)脫離了學術上的基本操守，完全變成了政治關點源起的詛咒。 通讀了余英時在大陸出版的所有著作之后，你會理出一個脈絡——余英時的腦袋里有一種“士”的文化情懷，錢穆和他都把這種“士閥”文化看成中華文化的根基。 他最腦袋進水的學術論斷，是把國民黨和臺灣省看成了這種“士”文化的傳承平臺和傳承地。有了這種先入為主的關點，后邊就派生出一系列為其法統(tǒng)維護辯解的言論，這些辯解最后成了詭辯。 面對著中共取得了大陸的政權的穩(wěn)定，并且?guī)砹藝腋粡姟⒚褡鍙团d，余英時的學術理論體系受到了嚴重的沖擊，他為此而痛苦。 一個歷史學家第一操守，是要正視歷史現(xiàn)實，余英時缺乏的恰恰就是這一點。 他畢生等待著“蒼天有眼”，能看到他希望崩潰的群體真的崩潰。 他到死也沒有等到這一天。 他現(xiàn)在終于死了，愿他們放下一切仇怨，得到真正的安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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