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也就是蘇軾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從貶謫之地海南島獲赦北歸，五月一日舟至金陵(今江蘇南京)，遇見老朋友法芝和尚，作《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fù)羸牛踏舊蹤。但愿老師真似月，誰家甕里不相逢。

一、關(guān)于法芝

《蘇軾詩集》注法芝“名曇秀”，這個注釋不是太準(zhǔn)確。當(dāng)時確實有一位名為曇秀的和尚，而且曾在蘇軾筆下出現(xiàn)，那是一位禪僧，即虔州廉泉曇秀，臨濟宗黃龍慧南禪師的法嗣。但我們讀蘇軾《虔州崇慶禪院新經(jīng)藏記》一文可知，此僧在蘇軾北歸之前已經(jīng)去世。所以這里的法芝不可能是廉泉曇秀。不過，有時候蘇軾也確實把這位法芝稱呼為“曇秀”，有時又稱為“芝上人”，這樣看來，他應(yīng)當(dāng)是名法芝、字曇秀。同時人賀鑄的《慶湖遺老詩集》卷七，有一首《寄別僧芝》，自序云： 

吳僧法芝，字曇秀，姓錢氏。戊辰(1088)九月，邂逅于烏江湯泉佛祠，將為京都之游，既相別，馬上賦此以寄。

賀鑄介紹的這一位法芝，才是《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的寫贈對象，其俗姓錢氏，可能是五代十國時吳越錢王的后代，蘇軾在杭州時，與錢王的后人建立了很深的友誼。

孔凡禮先生編訂《蘇軾詩集》時，參校各種版本，把詩中“真似月”一語校改為“心似月”。今按蘇軾《書過送曇秀詩后》云：

“三年避地少經(jīng)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岳，猶能繭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后閑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真似月，斷云時復(fù)掛星河?！逼驮趶V陵作詩送曇秀云：“老芝如云月，炯炯時一出?！苯駮倚銖?fù)來惠州見余，余病，已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為書之，以滿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丁丑是紹圣四年(1097)，蘇軾貶居惠州，法芝前來看望，軾子蘇過寫了一首律詩送給法芝，里面有“從此期師真似月”一句。按蘇軾的說明，這是因為蘇軾從前送法芝的詩里已經(jīng)把對方比喻為“月”。檢“老芝如云月”之句，在蘇軾《送芝上人游廬山》詩，作于元祐七年(1092)，過了五年，蘇過繼續(xù)用這個比喻稱許法芝。這樣，再過四年后，蘇軾又轉(zhuǎn)用蘇過的詩句贈予法芝，所以，文本上應(yīng)該以“真似月”為是。

“真似月”與“心似月”有什么差別呢？都是把對方比喻成“月”，但“心似月”可以是第一次作這樣的比喻，而“真似月”則表明已不是第一次，這是很重要的差別。在蘇軾父子與法芝之間，這個比喻被反復(fù)使用，其喻義為雙方所知曉，且不斷地加深領(lǐng)會和溝通，借助于這個簡單的意象，可以達(dá)成更為復(fù)雜曲折的交流。這一點值得強調(diào)，因為詩中另一個比喻“?！保苍霈F(xiàn)在蘇軾贈予法芝的《送芝上人游廬山》中，也是反復(fù)使用；至于“鴻”，在蘇軾的作品中出現(xiàn)得更頻繁，其含義亦必為法芝所了解。作為贈詩的接受者，這位方外友人能夠明白“鴻”、“?！薄ⅰ霸隆比齻€比喻的意思，進(jìn)一步說，它們連貫地呈現(xiàn)在一首詩里，則除各自的喻義外，其間也必能形成一條意脈。下文的目標(biāo)就是依蘇軾的生平和詩歌，來追索這條意脈。

二、蘇軾詩詞對“鴻”的書寫

蘇軾字子瞻，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037年1月8日)，嘉祐二年(1057)進(jìn)士及第，回家鄉(xiāng)眉州為母親守孝后，嘉祐六年(1061)再到京城開封府，參加了該年舉行的制科考試，考中三等，授簽書鳳翔府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他告別父親蘇洵(字明允)、弟弟蘇轍(字子由)，獨自去鳳翔上任，途中有著名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詩，開始了蘇詩對“鴻”的書寫：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yīng)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fù)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自注：“往歲馬死于二陵，騎驢至澠池。”)

這可以視為蘇軾生平中第一首影響深遠(yuǎn)的詩作，雪泥鴻爪一喻，至今膾炙人口。

然而，這雪泥鴻爪的喻義究竟為何，卻費人尋思。簡單地說，就是太渺小的個體不由自主地飄蕩在太巨大的空間之中，所到之處都屬偶然。古人注釋蘇詩，多引北宋天衣義懷禪師(993—1064)的名言“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來注釋此句，認(rèn)為蘇軾的比喻是受了這禪語的啟發(fā)。從時間上看，義懷比蘇軾年長數(shù)十歲，蘇軾受他的影響不無可能，但嘉祐年間的蘇軾是否知道義懷的這段禪語，卻也不能確定。我們且不管兩者之間有否淵源關(guān)系，比較而言，潭底的雁影比雪上的鴻爪更為空靈無實，不落痕跡，自然更具萬緣皆屬偶然、本質(zhì)都為空幻的禪意。不過，從蘇軾全詩的意思來看，恐怕不是要無視這痕跡，相反，他是在尋覓痕跡。雖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跡，雖然留下痕跡的主體(鴻)已經(jīng)不知去向，雖然連痕跡本身也將在時間的流逝中漸漸失去其物質(zhì)性的依托(僧死壁壞，題詩不見)，但蘇軾卻能由痕跡引起關(guān)于往事的鮮明記憶，在詩的最后還提醒弟弟來共享這記憶。所以，義懷和蘇軾的兩個比喻雖然相似，但禪意自禪意，詩意自詩意，并不相同。禪意是說空幻、說無常；詩意卻正好相反，說雖然人生無常，在這世上的行蹤也偶然無定，留下的痕跡也不可長保，但只要有共享回憶的人，便擁有了人世間的溫馨。這也許受了禪意的啟發(fā)，但并不是禪，而是人生之歌。

當(dāng)然，“鴻飛那復(fù)計東西”，此時的蘇軾對于人生的感受，確是不由自主，充滿偶然性的。從仕宦的實況來說，這樣的感受將會延續(xù)一生，所以這個“鴻”的意象在他以后的詩詞中也不斷重現(xiàn)。直到他去世，蘇轍在《祭亡兄端明文》中依然用“鴻”來比喻兄長的身世：“涉世多艱，竟奚所為？如鴻風(fēng)飛，流落四維。”我們用這幾句來移注雪泥鴻爪一喻，應(yīng)該是比較合適的，因為身世飄忽不定，所以一切境遇皆為偶值，無處可以長守，不能安定。而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為官之人不能自主，一身隨朝廷差遣而轉(zhuǎn)徙，竟不知將來之于何地，則此身猶如寄于天地間，隨風(fēng)飄蕩，而前途也如夢境一般不可預(yù)計。

人生固然是不可完全預(yù)計的，蘇軾還在鳳翔的時候，對他非常欣賞的皇帝宋仁宗去世了，其侄子宋英宗繼位，改元治平；到治平三年(1067)，父親蘇洵卒，蘇軾、蘇轍回鄉(xiāng)守孝，其間宋英宗又去世了，宋神宗繼位，改元熙寧；到熙寧二年(1069)，守完孝的蘇軾回到京城，迎面就撞見一件大事：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把北宋的政界撕裂為兩半：支持變法的“新黨”和反對變法的“舊黨”。有許多原因使蘇軾選擇了反對立場，但宋神宗的支持使“新黨”在“新舊黨爭”中占據(jù)了優(yōu)勢，這就使蘇軾被迫離開朝廷，熙寧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熙寧七年(1074)任密州知州，熙寧十年(1077)任徐州知州，長期在地方上工作。由于作為地方官的他必須執(zhí)行自己所反對的政令，心情必定是不好的，在當(dāng)時所作的詩文中難免有些宣泄。這些宣泄引起了“新黨”的注意，他們認(rèn)為是惡意的譏諷，加以彈劾。正好王安石罷相，宋神宗改元元豐，親自主持政局，使原本反對王安石的話語讀起來都像在反對皇帝了。語境的改變引起有意無意的解讀錯位，給蘇軾帶來一場牢獄之災(zāi)，就是轟動朝野的“烏臺詩案”。元豐二年(1079)蘇軾轉(zhuǎn)任湖州知州，七月二十八日在任上被捕，八月十八日押解至京，拘于御史臺，到十二月二十八日才結(jié)案出獄。其間，負(fù)責(zé)審訊的御史臺對他嚴(yán)厲拷問，意圖置之死刑，但負(fù)責(zé)法律裁斷的大理寺、審刑院卻認(rèn)為蘇軾所犯的“罪”可據(jù)朝廷歷年頒發(fā)的“赦令”予以赦免，最多剝奪他兩項官職就可以抵消。最后，由皇帝圣裁，加以“特責(zé)”，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其連累的蘇轍也貶為監(jiān)筠州鹽酒稅。

于是，元豐三年(1080)至七年(1084)間，蘇軾貶居黃州。他在黃州所作的《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詞，再次以“孤鴻”自比：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以“鴻”自喻，本是因為必須隨朝廷差遣而轉(zhuǎn)徙，不能自主，感到被動不安；但此時被朝廷拋棄，不再轉(zhuǎn)徙了，卻又覺孤懷寂寞，有不被理解之苦，這孤鴻仍是精神上遭流落的象喻。不過，“揀盡寒枝不肯棲”的孤鴻，似乎已經(jīng)有了對于主體的意識，與完全被動的隨風(fēng)飄蕩之鴻有所不同了?！遣荒懿徽f是貶謫的打擊喚醒了蘇軾對主體性的自覺，大抵貶居的時候?qū)Α白晕摇钡年P(guān)心總比身任要職時期更多。

蘇軾在黃州所作的詩歌中，還有一聯(lián)寫“鴻”的名句，曰“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作為候鳥的鴻，春去秋來其實是有規(guī)律的，其境遇并非全屬偶然?；蛘哒f，偶然性并不來自鴻本身，而是來自外力的迫使。人也是如此，自由之身可以與喜愛的環(huán)境反復(fù)溫存，聽命于朝廷的仕宦生涯才會四處漂泊。這個時候的蘇軾年近五十，而堅持“新法”、親自主政的宋神宗只有三十幾歲，蘇軾當(dāng)然不能也不敢因為政見不同，就預(yù)想皇帝會英年早逝，他只能為仕宦生涯就此結(jié)束做好心理準(zhǔn)備，調(diào)整心態(tài)去適應(yīng)長期貶居的生活，而從中體會到獲得自由之身的喜悅。

不過蘇軾的仕宦生涯并沒有在黃州結(jié)束。元豐七年(1084)宋神宗下詔讓他離開黃州，改去汝州居住，不久又同意他改居常州。然后，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崩，年幼的宋哲宗繼位，太皇太后高氏聽政，起用司馬光等“舊黨”官員。蘇軾也在十一月起知登州，十二月召回京城。元祐元年(1086)任翰林學(xué)士，成了“元祐大臣”。就仕途而言，這是佳境，但也意味著自由之身已經(jīng)失去，他又必須聽命于朝廷的差遣而到處轉(zhuǎn)徙，重新陷入雪泥鴻爪般的人生境遇。

元祐四年(1089)，蘇軾再次來到杭州，擔(dān)任知州。這一回舊地重游的經(jīng)歷，似乎令他的人生被動、所至偶然之感有所紓解，以詩為證：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首句實際上就是“雪泥鴻爪”喻義的直寫，太渺小的生命個體在太巨大的空間里不由自主地飄蕩，所到所遇無不充滿偶然性，同夢境沒有根本區(qū)別。但在此過程中，人生最珍貴的東西——時間，卻悄無聲息而冷酷無情地流逝，當(dāng)老朋友重逢而彼此看到的都是滿頭白發(fā)時，感慨之余，是否為生命的空虛而悲哀呢？在這里，蘇軾雖然沒有悲嘆，可讀者分明能感到一種人生空漠的意識撲面而來。

不過，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如此渺小的個體在如此巨大的時空中飄蕩，而居然能夠重逢，那簡直是個奇跡，足可快慰平生。所以，此詩的后兩句扭轉(zhuǎn)了悲觀的意思，等于是在提議為“重逢”而欣喜，因了這重逢的喜悅，“雪泥鴻爪”般的人生也彌漫出溫馨的氣氛，驅(qū)走了空漠意識。十五年前，蘇軾曾以“白雨跳珠亂入船”形容西湖之雨，同樣的情景如今再一次出現(xiàn)在眼前，仿佛一段悠揚樂曲中的主題重現(xiàn)，令人陶醉其中。如果說“重逢”是個奇跡，那么即便如何平凡的人生，原也不乏這樣的奇跡，使生命具有詩意。

三、“磨?！迸c“黃犢”

“重逢”的喜悅固然可以遣散到處偶然的痛苦，但這樣的喜悅馬上被另一種痛苦所打消。在蘇軾元祐七年(1092)所作《送芝上人游廬山》中，出現(xiàn)了另一個比喻，就是“?！保?/span>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跡。

所謂“二年閱三州”，就指元祐六、七年間，從杭州知州被召回，又出知潁州，移揚州。此時蘇軾五十六、七歲，過了中年，漸入老境。數(shù)州皆其早年游宦經(jīng)歷之地，臨老出守復(fù)又至此，初時雖有“重見”的喜悅，但“重見”得多了，卻猶如轉(zhuǎn)磨之牛，“步步踏陳跡”了。

錢鍾書先生對這個“磨牛”之喻有一番分析，他引了古詩中所詠的盆中之蟲、拉磨之驢、磨上之蟻，及西方文學(xué)中的有關(guān)比喻，參考闡釋，謂：“生涯落套刻板，沿而不革，因而長循，亦被圓轉(zhuǎn)之目?！薄笆毓实赋?，依樣照例，陳陳相襲，沉沉欲死，心生厭怠，擺脫無從。圓之可惡，本緣善于變易，此則反惡其不可變易焉。”這個分析甚為透徹精辟。與雪泥鴻爪之喻相比，磨牛之喻的喻義可以說正好相反：前者苦于到處偶然，后者則苦于人生的重復(fù)無趣。若將兩者相聯(lián)來看，則更覺意味深厚：從少年時感嘆人境相值的偶然性，到中年后歷經(jīng)宦途的轉(zhuǎn)徙，改為感嘆人境相值的重復(fù)性，這一轉(zhuǎn)變中，積累著厚重的人生閱歷和久長的人生思考。雪泥鴻爪之喻中暗示的那個太大的空間，在磨牛之喻中變得太小，就此而言，即將再次降臨到蘇軾頭上的貶謫命運，卻會把他帶向前所未至的嶺南大地，乃至天涯海角，毋寧說是值得歡慶的。

元祐之政隨著太皇太后高氏的去世而走向尾聲，哲宗皇帝親政，意圖起用“新黨”，恢復(fù)他父親神宗的政策。蘇軾在元祐八年(1093)出知定州，次年改元紹圣，“新黨”掌控政局，大規(guī)模貶謫“元祐黨人”，蘇軾得到落兩職(剝奪端明殿學(xué)士、翰林侍讀學(xué)士稱號)、追一官(官品降低一級)、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散官)責(zé)知英州(今廣東英德)的嚴(yán)懲，而在他趕赴英州的路上，又繼續(xù)降官為左承議郎(正六品下)，追貶寧遠(yuǎn)軍節(jié)度副使、惠州安置。被懲罰的還有其他元祐大臣，已經(jīng)死去的司馬光被追奪贈官、謚號，連墓碑都被磨毀，活著的均被貶謫遠(yuǎn)州，蘇轍也在連續(xù)遭貶后，又回到他元豐時的謫居地筠州居住，真像做了一場大夢。

萬里南遷的蘇軾，在途中跟蘇轍見了一面，于紹圣元年(1094)秋天翻過了大庾嶺，作詩云：“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進(jìn)入嶺南意味著告別了“步步踏陳跡”的被動重復(fù)之生涯，來到海闊天空之處，再次獲得黃州時期那樣對自我的關(guān)注。十月二日到達(dá)惠州，正值孟冬之際，他卻感到“嶺南萬戶皆春色”。后來因為吃到了荔枝，還肯定自己“南來萬里真良圖”。準(zhǔn)備終老于惠州的他用了幾乎全部的積蓄，在白鶴峰下修筑新居，還讓長子蘇邁帶領(lǐng)原先寄住在宜興的家人前來團聚。

然而，紹圣四年(1097)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規(guī)模貶竄“元祐黨人”，蘇轍被貶到雷州，過了一月，蘇軾責(zé)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即儋州)安置。于是，蘇軾只好把家人留在惠州，在幼子蘇過的陪伴下趕赴貶所。五月十一日，他在廣西藤州追上了蘇轍，兄弟同行到達(dá)雷州，至六月十一日告別，渡過瓊州海峽，登上海南島。這一次浪跡天涯旅途中的兄弟會聚，正好一個月，此后再未相見。

不過，朝廷的這一番折騰，也帶來一個奇妙的結(jié)果，貶謫“元祐黨人”的政策使嶺海之間充滿了逐臣，讓嶺南地區(qū)擁有了那個時代最杰出的史學(xué)家范祖禹，詩、詞、文三種文學(xué)體裁的頂尖高手蘇軾、秦觀、蘇轍，以及政治家劉摯、梁燾、劉安世等一大批精英人物，創(chuàng)造了中國歷史上最高水平的“貶謫文化”。嶺南地區(qū)從來不曾、也再不可能擁有如此豪華的精英隊伍，這使我們不能不把宋哲宗時期看作嶺南文化史的一個高峰。就蘇氏一家來說，軾轍兄弟都帶了幼子(蘇過、蘇遠(yuǎn))相伴，加上此前來到惠州的蘇邁，有五蘇聚集在嶺海之間。有一次，蘇邁寫了詩，通過渡海的船舶寄給蘇過，經(jīng)過雷州時，蘇遠(yuǎn)先唱和了一首，蘇轍看到子侄們寫得都不錯，就寄書蘇軾，表示慶賀，于是蘇軾也次韻一首以資鼓勵。在這首詩的開頭，又出現(xiàn)了“?！钡谋扔鳎?/span>

 我似老牛鞭不動，雨滑泥深四蹄重；汝如黃犢走卻來，海闊山高百程送。

雖然因為年紀(jì)大了，蘇軾把自己比喻為路途艱難中的老牛，但這與磨牛已不可同日而語，尤其是把兒子比作步履輕健的黃犢，跨越“海闊山高”，可見其精神上的歡快。如果不是因為身體衰老，他也能夠像黃犢般不懼“雨滑泥深”的，他的精神已經(jīng)是黃牘，不是磨牛了。在此詩的末尾，他提出了對子侄的期許：

《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字還照世，糞土腐余安足夢。

只要孩子們能夠繼承學(xué)問和詩筆，令世人還能欣賞到蘇氏的創(chuàng)作，則兩位老人就算埋骨南荒，也無甚遺憾了。

當(dāng)然，蘇軾、蘇轍并沒有埋骨南荒。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暴崩。由于哲宗沒有兒子，須從他的弟弟中挑選一位繼承人。為了有利于哲宗所行政策的延續(xù)，宰相章惇主張由哲宗的母弟，即其生母朱太妃的另一個兒子來繼承。但這個主張卻遭到向太后的反對。原來，哲宗雖然是神宗的長子，卻并非神宗正宮皇后向氏所生。這向氏雖無子，其正后的身份并不動搖，在哲宗朝也依然高居太后之位。如果再選一位朱太妃的兒子來做皇帝，則朱太妃的地位就太不一般，有可能威脅到向太后。所以向太后堅持認(rèn)為，朱太妃的兒子與神宗其他的兒子沒有身份上的區(qū)別，應(yīng)該按照年齡的順序，由端王趙佶來繼承皇位。趙佶的生母已經(jīng)去世，他顯然是向太后眼里的最佳人選。此時章惇說了一句冒失的話：“端王浪子耳?！彼f這位趙佶是個“浪子”，怎么可以做皇帝？然而，“新黨”中比較溫和的一派首領(lǐng)曾布(曾鞏的弟弟)在爭執(zhí)中支持了向太后，導(dǎo)致章惇失敗。這樣趙佶順利繼位，就是著名的“浪子”皇帝宋徽宗。他一繼位，馬上就在全國范圍內(nèi)發(fā)起一場批判章惇的政治運動。為了打擊章惇所領(lǐng)導(dǎo)的政治力量，被章惇迫害的“元祐黨人”便漸獲起用，政局于是又一次發(fā)生逆轉(zhuǎn)。蘇軾、蘇轍也因此得以離開貶地，啟程北歸。

靜如處子的蘇轍表現(xiàn)出他動如脫兔的一面，此年二月朝廷將他移置永州(今屬湖南)，他馬上動身北上，四月又移置岳州(今湖南岳陽)，他接到命令時已經(jīng)身在虔州(今江西贛州)，到十一月，更許他任便居住，于是他在年底之前便到達(dá)京城附近的潁昌府(今河南許昌)。其行動如此迅速，當(dāng)然是要尋機歸朝。相比之下，蘇軾卻沒有那么急迫，二月份詔移廉州(今廣西合浦)安置，四月份又移永州居住，而他六月份才離開海南島。十一月朝廷許其任便居住，他接到命令時尚在廣東境內(nèi)的英州(今廣東英德)，直到此年的年底，他還沒有越過南嶺。兄弟二人北歸的遲速不同，也許反映出他們對于政治局勢的不同判斷，或者對于重新卷入黨爭的不同態(tài)度。但這竟使他們失去再次見面的機會。而在離開海南島時，蘇軾對于這幾年南國經(jīng)歷的表述是：“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闭沁@嶺海之游，幫助他擺脫了“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跡”的生涯，使年高體衰的“老牛”卻具有“黃犢”般的精神氣象。

四、“月”喻

上面說了“鴻”與“?！保詈笳f到“月”喻。早在元祐七年的《送芝上人游廬山》詩中，蘇軾就把法芝比作“月”，此后蘇軾貶居惠州時，法芝來探望，蘇過送法芝的詩里，也有“從此期師真似月”之句，這些都已在前文說過。大體而言，用“月”喻來形容一位僧人因悟道而澄澈的心境，本身并沒有太多新意。生活在宋初的臨濟宗善昭禪師(947—1024)早有一段名言：“一切眾生本源佛性，譬如朗月當(dāng)空，只為浮云翳障，不得顯現(xiàn)?！贝撕蟆袄试庐?dāng)空”常被禪家問答時取為“話頭”，而蘇軾與許多禪僧交往密切，對此應(yīng)不陌生。值得注意的是蘇氏父子與法芝之間反復(fù)使用同一個比喻的方式，讓我們領(lǐng)會到此喻既是稱贊對方，也是在人生境界上對自我的期許。換言之，對話的雙方都希望達(dá)到這樣的境界。如果說，作為僧人的法芝本來就應(yīng)該如此，那么身在仕途，經(jīng)歷了幾番起伏的蘇軾，是要在體會了人生的各種困境后，一步步追求精神的解脫。

精神的解脫指向?qū)ι饬x的覺悟，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里渡海北歸的蘇軾，正是在宣稱“茲游奇絕冠平生”的同時，把自己的心境也與“月”喻相聯(lián)結(jié)：

參橫斗轉(zhuǎn)欲三更，苦雨終風(fēng)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沼圄斲懦髓跻?，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我們可以充分體會此詩開頭四句“快板”一樣的節(jié)奏所流露的歡喜。與通常律詩的寫法不同，這四句幾乎是同樣的句式，“參橫斗轉(zhuǎn)”、“苦雨終風(fēng)”、“云散月明”、“天容海色”，排比對偶而下，一氣呵成。這是語詞的舞蹈，是心靈隨著活潑歡快的節(jié)奏而律動，唱出的是生命澄澈的歡歌。一次一次悲喜交迭的遭逢，仿佛是對靈魂的洗禮，終于呈現(xiàn)一塵不染的本來面目。生命到達(dá)澄澈之境時涌自心底的歡喜，彌漫在朗月繁星之下，無邊大海之上。

自從紹圣四年(1097)被貶出海以來，蘇軾屢次以“乘桴浮于海”的孔子自比，以堅持人格上、政見上的自我肯定，如元符二年(1099)所作《千秋歲·次韻少游》詞結(jié)尾：“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彼赃@樣的道德守持，來對抗朝廷的迫害，立柱天南，巍然不屈。但在此時，模仿儒學(xué)圣人的這份道德守持也被超越，蘇軾在大海上聽到的，是中華民族的始祖軒轅黃帝的奏樂之聲。來自太古幽深之處的這種樂聲，是渾沌未分、天人合一的音響，是包括人類在內(nèi)的自然本身的完滿和諧，它使東坡老人從道德境界邁向了天地境界。因此，詩的結(jié)尾說，回顧這海南一游，乃是生命中最壯麗的奇遇，雖九死而不恨。這不僅僅是表達(dá)了一份倔強而已，心靈上真正得到了成長的人，是會真誠感謝他所遭遇的逆境的。如果沒有遭受貶謫，他就不能到達(dá)“魯叟”的道德境界，如果貶地不是這遙離中原的南荒，他也沒有機會聽見“軒轅”的奏樂，領(lǐng)略到天地境界。海南一游，確實造就了一個心靈澄澈的詩人，造就了一個海天朗月般的生命。政治上的自我平反，人格上的壁立千仞，這些已都不在話下，詩人的生命之歌唱到這里，將要融入天地自然之樂章，而成為遍徹時空的交響。

蘇軾渡海后，在廣東盤桓了約有半年，于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正月才翻過南嶺，進(jìn)入今江西境內(nèi)。行至虔州時，又有一詩明確地將自己的心境比喻為“月”：

鐘鼓江南岸，歸來夢自驚。浮云時事改，孤月此心明。雨已傾盆落，詩仍翻水成。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

五、《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

最后，讓我們回到《次韻法芝舉舊詩一首》，將“鴻”、“?！?、“月”三個比喻聯(lián)結(jié)起來看： 

 春來何處不歸鴻，非復(fù)羸牛踏舊蹤。但愿老師真似月，誰家甕里不相逢。

這是東坡留下的最后幾首詩之一，其詩意頗堪看作他對人生思考的總結(jié)。首句歸鴻，是早年雪泥鴻爪之喻的再現(xiàn)，但喻義已大不相同，因為這次不是隨風(fēng)飄零的“鴻”，而是“歸鴻”，雖經(jīng)飄零，畢竟總會歸來。在蘇軾北歸，經(jīng)過?？禃r，他與貶謫在那里的秦觀見了最后一面，分別時，秦作《江城子》一詞相送，首句就是“南來飛燕北歸鴻”。秦觀想必了解蘇軾詩詞對于“鴻”的書寫，所以用“歸鴻”喻蘇軾，而蘇軾此詩中的“歸鴻”肯定也有自喻之意，近承秦觀詞句，遠(yuǎn)翻早年雪泥鴻爪之案，身世的飄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被這“歸”字解去了。次句“羸牛踏舊蹤”，又是復(fù)現(xiàn)磨牛之喻，但這次經(jīng)了“奇絕冠平生”的海外一游，便在這個比喻的前面加了“非復(fù)”二字，意謂已擺脫“步步踏陳跡”之痛苦，空間的局促和身世遷徙的重復(fù)循環(huán)也被超越了。后二句既是對法芝的期望，也是自述人生思考的心得，即謂人生的真實、本來之面目，原如皓天中的明月，永恒存在，并且能為人人所理解，因為那原是一切人類的共同底蘊。與“孤月此心明”相比，這個“誰家甕里不相逢”的“月”似乎多了一層普遍性的含義。人生的最終的意義，歸結(jié)到此“月”喻。鴻、牛、月，這三個比喻寫出了蘇軾人生思考的歷程，而在這首詩中完全重現(xiàn)，仿佛生命就是這樣一首詩。

這樣一首詩，曾經(jīng)寫在我們民族的文化史上，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的作者雖已死去很久，但詩卻永生。

《蘇軾蘇轍研究》，朱剛著

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