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代，儒家和道家在方向上是一致的，都以入世為手段，以濟世為目標。與墨家、法家、名家等諸子百家相比，儒家和道家講三皇五帝的頻率最高，都向往遠古時代田園牧歌式的生活。

儒和道分道揚鑣是從西漢董仲舒開始，到宋代徹底分為兩條路，分開以后，道家更講究遁世，陰柔了許多；而儒家更講究入世，毛糙了許多。南老師講，中國人以佛為心，道為骨，儒為表。文化表面毛糙以后，文化性情就會變得極端一些，逐漸兩極化發(fā)展。

三家不管是內里的心還是外在的表，本身可以言說的東西都很多，自成體系，自成一統(tǒng)，但骨架子本身就簡約，硬邦邦，直通通，說出來既不好看也不好聽，只得拿別家的理論來修飾。

克己復禮本是儒家約束自己的方法，曾子說的日三省吾身和《易經》中講的君子夕惕若厲是一種魚的兩種吃法，不管清蒸還是紅燒，總之是要通過不斷的自省形成習性，由堅持習性而發(fā)現內心的自性。

性相近，習相遠，所以“習”很重要，通過“習”了解禮，通過“克己”鞏固“習”，最終發(fā)現心中本身的那個“仁”。

這一切起于“學堂”，然后貫穿一個中國文人的一生，或許知道，或許不知道，或許有意，或許無意，反正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才為“易”。

這一切的明白體現就是“明堂”，也可以說是“廟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居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總之是要兩頭照顧，方能達到那個微妙的中庸。

后來明堂的意義轉變了，變成了墳墓之前的空地，于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生就由“學堂”—“廟堂”—“明堂”貫穿起來，從生到死，庸庸碌碌或名留丹青。

這三個堂，都離不了“空、闊、大、高”，都離不了“燭火、文書、紋飾、文明”，所以，奇門九星之中，就以天英星統(tǒng)而代之，八門呢，則是景門。

• 為何景門利于獻策？因獻策需在廟堂之上；

• 為何景門利于學業(yè)？因學習需在學堂之內；

• 為何景門利于修塋？因修墳需在明堂之旁；

知其然，需知其所以然。

禮儀之于人類文明，狹義講是等級的產物，穿衣、走路、佩戴、吃喝、敦倫無一不浸透其中。古之孩童進蒙學，一待七八年，學的無非就是“灑掃、應對、進退”三樣。

• 灑掃中有禮儀，灑掃的好，可掃除心界不遺塵；灑掃不好，起碼居住環(huán)境不染塵；

• 應對中有禮儀，應對的好，可尊上卑下和同窗；應對不好，起碼待人接物不畏縮；

• 進退中有禮儀，進退的好，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進退不好，砥柱做不得，水底住等取經人；

總之是有個去處，有個了處。

廣義講，禮儀之于人類，是高等級智慧生物的標志，是與原始獸性區(qū)隔的防火墻。恰如黑暗森林中的那一點火光，隨后燒肉之味順風十里，從此人只所以為人，獸之所以為獸，各得其所。

因此火成了文明的標志，也成了禮儀的標志，天英星屬火，自然歸類于此。

小火燒肉，大火焚林，小火點燭，大火焚屋，適可而止，恰到好處。好處顯而易見，是以人心思趨之。趨利避害，人之天性，本無可厚非。偏有一類妄人，只趨利，見不得一點害，處處行事皆要過，盡皆癲狂，盡皆過火，生生把自己活成“過兒”。

殊不知，過猶不及，禮多反疏，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 克己過甚，反成懦弱，臨戰(zhàn)之時，不敢拈弓；

• 復禮過甚，反成酸儒，一板一眼，不知變通；

更甚者，自我感覺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實則禮多則恭，恭多則疏，中間一直隔著“禮貌”一張皮，一張皮拒人于千里之外，始終不得交心。何解？因只知禮是好東西，不知全是好東西，好中也會顯出壞來。

所以孔夫子說：中庸！中庸！中庸！中庸之為德，民鮮久矣！又過了2500年了，依然“鮮久矣”，為何？人性沒變，之前怎樣，現在依然怎樣。

不過話說回來，

• 如果沒有過兒，如何顯得中庸？

• 如果沒有癲狂，如何顯出正常？

依后學之見，孔老夫子，您還是繼續(xù)敲黑板吧。哈哈。

---本文完---

我知道有物書齋的讀者都是喜歡深度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