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

這是一場不對稱的戰(zhàn)爭。手持冷兵器的清軍被船堅炮利的英軍打得一敗涂地。戰(zhàn)后，林則徐、左宗棠等有識之士紛紛提出了建造新式戰(zhàn)船、組建強大艦隊的建議。受各種原因的限制，林則徐、左宗棠提出的建議只能停留在紙面上，沒有付諸實施。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

倒是一個廣東富商，真的建造出了一艘新式戰(zhàn)船。

這個廣東富商叫潘仕成。

潘仕成，字德畬，祖籍漳州，世居廣州，生于1804年。潘仕成出身一個富商家庭，祖代從事經(jīng)營鹽務，名列廣州十三行之列。潘仕成很有經(jīng)營頭腦，一方面繼續(xù)經(jīng)營鹽務，一方面擴張茶葉生意，生意做得順風順水，成為廣州首屈一指的富商。

潘仕成

潘仕成有錢后，買下廣州荔枝灣一塊幾百畝土地，大興土木，修建了被譽為嶺南第一名園的私家莊園“海山仙館”。今天的廣州荔灣湖公園，就是以當年“海山仙館”的一部分擴建而成。

難能可貴的是，潘仕成積極投身社會公益事業(yè)，凡是地方上有鋪路、賑災、種牛痘等需要，潘仕成都慷慨解囊，成千上萬地拿銀子出來。1861年，兩廣總督勞崇光重建廣州貢院，急需資金，潘仕成一次性就捐資13500兩銀子，是捐資最多的廣州富商。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廣州位于戰(zhàn)爭前線陣地，陷入空前的危險之中。1841年4月，英軍決定進攻廣州。廣州軍民同仇敵愾，潘仕成自然不會置身事外，參與了廣州的防務工作。

晚清廣州

不僅如此，潘仕成還參與捐鑄大炮。這從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的奏折中可見端倪。1841年5月，奕山、齊慎在奏折里說：“此外尚有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捐鑄五千斤三千斤二千斤炮四十尊，尚未鑄成?！?/p>

一個月后，奕山、齊慎再上奏折說：“此外并有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先經(jīng)捐鑄五千斤、三千斤、二千斤大炮四十尊，鳥槍一千桿，復購買呂宋（菲律賓）制造炸炮子一百九十八顆。”

由此可見，潘仕成不但捐鑄了40尊大炮、1000桿鳥槍，還購買了菲律賓制造的198顆炮彈。這些武器部署在廣州沿河地帶，在英軍進攻廣州城時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

清軍大炮

在戰(zhàn)爭中，潘仕成覺察到英軍艦船的威力后，決定建造新式戰(zhàn)船。1841年6月，潘仕成捐助了1萬兩銀子，自行建造一艘戰(zhàn)船。這艘戰(zhàn)船“船底用銅鐵包裹，布列炮眼作為樣式，以期堅固”。不過，1萬兩銀子明顯不夠用，潘仕成又追加預算，達到了1.7萬兩銀子，從國外購買堅固耐用的洋木，終于造成了這艘新式戰(zhàn)船。

按照奕山、齊慎的描述，這艘新式戰(zhàn)船“船身長十三丈三尺六寸，底骨長十丈零八尺，面寬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船艙分三層，下層壓石約深三尺余。二層間檔板十六度，俱用紅羅木，厚二寸半。中藏水柜三個，火藥柜三個，彈子柜二個。中層兩旁安大炮二十位，船尾安炮二位，自二千斤至三四千斤不等。柜頂棚面，兩旁安炮十八位，自一千斤至數(shù)百斤不等。仍可分列子母炮數(shù)十桿。船頭炮位，隨宜安放。此船可容三百余人，共用工科銀一萬九千兩。”

潘仕成造好新式戰(zhàn)船后，捐給廣州官府。道光皇帝聞訊后，贊嘆不已，下令由潘仕成繼續(xù)建造類似戰(zhàn)船，“以后制造船只，即著該員一手經(jīng)理，斷不許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減，所需工價，準其官為給發(fā)。”

晚清廣州

可是，當時掌控朝政大權的主和派官員將這種新式戰(zhàn)船視為“奇巧淫技”，又不愿意造船這種有豐厚“油水”的差事落到一個富豪手里，便進行了阻擾。這以穆彰阿為代表。

穆彰阿，字子樸，號鶴舫，滿洲鑲藍旗人，生于1782年，深得道光皇帝信任，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內(nèi)閣首輔）和領班軍機大臣，位高權重。穆彰阿是怎么阻擾潘仕成造船呢？他利用擔任領班軍機大臣的身份，聯(lián)合直隸總督訥爾經(jīng)額、兩江總督耆英、山東巡撫托渾布、江蘇巡撫程矞采、浙江巡撫劉韻珂、福建水師提督竇振彪等封疆大吏，奏報朝廷，勸阻道光皇帝任命潘仕成造船。

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不勝其煩，只好放棄了任命。潘仕成自掏腰包，拿出8萬多兩銀子，造了4艘新式戰(zhàn)船，但由于清廷不肯按照承諾撥款，導致后繼乏力，打造一支艦隊的想法無疾而終。

那么，穆彰阿等人不愿意潘仕成造船，自己有沒有造船呢？

接下來的幾年，訥爾經(jīng)額、劉韻珂分別造了一些戰(zhàn)船，但這些戰(zhàn)船純屬忽悠道光皇帝的“應景之作”，看上去倒是高大威猛，實際上外強中干，毫無戰(zhàn)斗力。